汽車、鋼鐵和房地産三大行業一馬當先；投資增幅把經濟增長遠遠拋在後面；銀行貸款快速增長；“五小”企業紛紛恢復生産；原材料價格居高不下；電力供應再度緊張……
特邀嘉賓
胡鞍鋼 中科院國情分析小組研究員、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國情研究室主任，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系博士後。
姚景源 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兼新聞發言人
張立群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第一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觀點摘要
□全國經濟發展總趨勢是好的，但也有不少地區和行業頭腦發熱大幹快上，出現了局部經濟過熱的傾向。我擔心，弄得不好，可能又會伴隨新一輪的“急於求快”。
□現在的中國經濟就像一輛正在行駛的汽車，車的速度和效益基本上是統一的，不要去踩剎車，更不能去踩急剎車，也沒有必要去加大油門。
經濟過熱還是形勢喜人
記者：今年上半年儘管有非典影響，我國GDP增長仍達到8.2%，工業增長則達到16.2%。6月份鋼材價格較上年同期上升11.2%。一些地區電力資源出現短缺，建材、化工産品、煤炭等生産資料價格出現了大幅度上升，且上升的態勢還在加速，加之房地産的投資結構失衡和汽車生産旺盛，有專家警告中國經濟正在面臨過熱危險。請問，中國經濟是否存在過熱的問題？
姚景源：我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中國經濟上半年總體上保持了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態勢。我覺得從宏觀經濟來説不能輕言過熱。首先，我不贊成講過熱這個詞。嚴格地講，過熱不是個經濟詞彙。過熱相當於人體的發燒，是一種病態。如果我們用這個不嚴謹的詞彙放在經濟生活中容易引起誤解。比如説過熱和高速度是什麼關係？高速度能不能等於過熱？我不贊成用過熱還是不過熱這些詞。
當然，我們在思想上時刻警惕過熱是必要的，但是全社會都來炒作“過熱”會有不好的效果。比如，如果中國經濟現在過熱，下一步肯定會出現通貨膨脹，可能會“踩剎車”，外資就會對自己的投資重新進行論證。國內企業家也會這樣想。過熱炒作太多的話會影響一些非專家型的人。就像醫生對病人説疾病的時候要科學、嚴謹，否則會給病人帶來很大的心理負擔。心理因素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越來越重要，輿論引導民眾心理要有正確的方向。
胡鞍鋼：我在研究中國經濟波動時發現，每次經濟擴張期與各次黨代會具有一一對應關係。這是因為黨代會具有很強的政治動員作用，這種政治動員對經濟擴張具有十分明顯的作用。
通常在黨代會召開的前一年，通常經濟增長率和投資增長率是最低的，且低於長期增長趨勢；在黨代會召開之年開始明顯上升；第二年達到最高峰；第三年開始下降，第四年繼續下降，低於長期增長趨勢，第五年又達到最低點。
十六大報告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目標，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推動經濟增長的政治動員作用。從全國總體上看，經濟發展總的趨勢是好的，但也有不少地區和行業頭腦發熱大幹快上，投資增長過快，投資規模過大，人為地加劇原材料緊張，電力供應緊張,出現了局部經濟過熱的傾向。此外，小煤礦、小鋼鐵、小水泥等資源消耗高、污染嚴重、生産條件惡劣和不安全的廠礦趁著經濟復蘇紛紛恢復生産。這表明，我們的經濟增長模式更偏向於高資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低附加值的傳統産業，使得過去5-6年間對這些行業中的“大掃除”式結構調整出現反彈。
經濟擴張初期比較容易形成推動“經濟過熱”和“投資過熱”的增長慣性趨勢，很快打破數年來形成的宏觀經濟穩定的局面，由穩定增長再次走向經濟起落的波動。我擔心，弄得不好，可能又會伴隨新一輪的“急於求快”，從正常的經濟復蘇走向“經濟過熱”，從“積極投資”轉向“過渡投資”，從“無通脹、低通脹”轉向“高通脹”。
張立群：增長速度高就是過熱嗎？現在1億多的人口沒有就業，60%人口在農村，我認為，GDP增長高了沒有壞處。1992年到1997年GDP平均增長率是11.5%，現在連10%都沒有達到，我們有什麼理由談熱。大家好像總走不出1992年的通脹陰影。
過熱與否如何判斷
記者：那麼，判斷經濟過熱與否的標準應該是什麼？
姚景源：判斷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或者局部是否“過熱”最重要的不是看供給而是應該看需求，看高增長的供給是不是建立在高增長的有效需求基礎上。如果兩者大體相一致的話，就不能叫“過熱”；如果需求萎縮而供給卻在猛增，供給沒有需求作為根本支撐，産生大量存貨，這個時候有“過熱”。
有人把現在與1993年的經濟過熱相比。1993年的過熱主要體現在房地産領域，但我們現在的經濟增長中工業增長貢獻率到了70.2%。上半年，經濟增長8.2%中工業佔了5.8%；1-5月工業企業盈虧相抵後實現利潤2918億，同比增長62.8%，這都是實打實的物質財富，是1993年沒有的。這麼高的工業增長，如果説是過熱或需求不足的話，産銷率肯定下降。而上半年工業産銷率達到97.15%，同比提高0.08%，説明工業增長總體上沒有造成庫存和積壓。
衡量“過熱”與否除了看需求和企業增盈外，還要看財政是不是增收。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是10955億，同比增長了27.4%，比去年增加了18.2個百分點，呈現了高增長的態勢。從這個角度講也不能輕言過熱。
張立群：過去20年社會生産力的巨大發展已經形成了比較大的供給基礎。在這種情況下，再出現嚴重的供不應求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供給的改善還表現在供給機制上，過去是只要有供給就是好的，現在不僅是要有，還要好，供給對市場的反映比過去靈敏的多。一旦價格增長馬上就有供給增加。汽車生産的反映就很快，家庭轎車這兩年的需求一上來，大量的新車型就馬上推出。不但沒有出現供不應求價格上漲的情況，車價還在回落，老車型被淘汰。
是否過熱還要從供給增長在未來有沒有需求支援來考察。從生産和消費的關係看，以住行為代表的新一輪消費升級具有持久性，居民生活內容和生活方式都出現了全面的變化，對文化、教育、保健、娛樂、旅遊的需求越來越大。我國現在城鎮家庭轎車普及率不到1%，而很多發達國家已經達到80%；城鎮居民每人平均住房面積也遠低於國外大城市30平米（使用面積）以上的水準。另外，數億農民向城市人口的轉變，大多數城市居民謀求更好的居住環境，國外投資者的進入，構成了對住房的長期而巨大的需求。1993年房地産泡沫製造的爛尾樓現在全消化了也是一個佐證。
三大行業是否虛熱
記者：汽車、鋼鐵和房地産三大行業在上半年表現搶眼，我們應怎樣看待這三個行業的高速增長？
姚景源：從我們的統計來看，國際汽車生産利潤通常在3-5%。而我國去年汽車行業的平均利潤率是28.45%。可見，我國汽車産業還處於高利潤階段。高利潤勢必刺激各地紛紛上汽車。如果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中國汽車是有高需求做後盾的。從去年開始，汽車銷售一直達到50%以上的增長速度。汽車行業可以歸納為這樣幾個特點：一，是個高利潤的行業；二，由於高利潤帶來高投資；三，汽車的需求同樣以高速度增長。
我覺得對於汽車工業來講不能輕易講它過熱了。正是要通過汽車行業的資本流入從而産生競爭，競爭之後才能夠降低成本、改進技術、增強管理。競爭的結果是使這個領域利潤率下降，隨著平均利潤率的下降，汽車行業就會走向新的組合，汽車生産企業規模就會越來越大。競爭在使整個行業逐步走向成熟的同時，使産品的品質提高成本下降，贏得更多的消費者。我們不能通過行政手段限制哪些人或部門進入到汽車領域。
再看鋼鐵行業，去年我國超過了美國與日本的總和，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鋼産國。今年上半年仍保持高速增長。另一方面，我們今年進口的高增長中有相當數量是鋼材。原因何在呢？是結構不盡合理，還有相當品種的鋼材生産不了。
我專門研究了房地産業的資料。從宏觀上看，房地産業是未來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産業，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先不講農村，就談城鎮。2002年我們全國城鎮每人平均住房的使用面積為14.9平方米,遠低於發達國家。而且其中還沒有體現品質的概念，未來房地産需求是巨大的。特別是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居民住房從量到質都要有一個飛躍，這是一個前途無量的産業。
目前，房地産業投入和銷售都處於較好的態勢。我給你一個6月份當月的數字：6月份全國房地産新開工的施工面積增長27.9%，銷售面積增長37.4%。開工的商品房當中，住宅開工增長28.1%，住宅銷售增長36.4%，銷售大於開工。商品房住宅銷售能達到36%的增長速度是世界少有的。和汽車行業一樣，房地産業目前平均利潤率高於國際上2到3倍，這必將導致很多投資進入。
房地産業的問題何在呢？主要有三個問題：一是結構問題，高檔房過多，適應大眾的房子數量不足；還有相當數量的空置房，而且還在增加。二是房價普遍偏高。三是相當數量的房地産企業負債率較高，房地産投資當中銀行貸款比重較大。大量的銀行貸款在這個行業裏，自然存在一個銀行經營風險的問題。我個人認為房價本身有一個人為干擾的問題，主要是非市場的原因造成的。如果對土地都採取拍賣制度，公開土地資源，制止土地炒賣，就會降低房價成本。房地産交易成本過高導致了房價過高，高檔住房利潤率較高，房地産商自然願意投入，解決這個問題應該主要用市場的辦法。
政策信號意味深長
記者：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近期在部署下半年金融工作時提出：要深入分析和高度重視目前貸款快速增長的原因及可能引發的風險。結合此前房貸新政的出臺，該如何理解這個信號呢？
張立群：這種擔心是對的。當然這不是擔心整個經濟過熱，而是針對局部問題的調整。從貸款增長來看，主要是以下幾塊：第一是對消費者的住房貸款，第二是汽車貸款，三是商業票據貼現。可以説貸款的快速增長與實體經濟發展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商業票據是已經有交換活動做支援的，住房和汽車貸款增長是可持續的。我沒有看到通脹的危險和信用崩潰的跡象。
姚景源：我個人認為宏觀經濟主要存在三個問題：一是結構問題，二是增長的品質問題。三是協調發展的問題。
很多人都在想中國這麼大的固定資産投資效益究竟如何，政府投資是不是低效率的？其實全世界的政府投資效率都不高。因為，政府投資的目的是提供公共産品而不是追求利潤。所以，考察政府投資指標不能用投資回報率，而是用社會和經濟綜合效益。從1998年開始，我們投入了6600億長期國債投資，這個6600億帶動了32000億的投資規模，解決了過去長期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的交通、能源和原材料的瓶頸問題，成就了今天經濟的快速發展。就這個指標來看，政府過去五年投資效益是良好的。我們的固定資産投資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民間和外商投資，這部分投資從去年下半年開始迅速增長，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兩個毫不動搖”更是大大激發了他們的投資熱情。
從上半年經濟增長指標來看，東中西部有差距拉大的趨勢。這主要是固定投資增幅不同造成的：中西部固定資産投資並沒有下降，仍然保持一個相當高的速度，但是東部上升幅度比較大。東部上升的固定資産投資主要是外資和民間資本造成的。民間投資和外商投資完全是按照市場規則去辦的，他們投資的效率是不容質疑的。
結構、品質和協調發展是中國經濟生活深層次的大問題。比如一二三産業協調發展是一個突出的結構問題，我們第三産業比重太小，去年僅佔總産業的33.7%，相當於發達國家的1/2。第三産業是吸納勞動力最多的産業，我們面臨這麼大的就業壓力，不能就就業抓就業，如果我們的第三産業佔到總産業的50%或60%，就業壓力就會大大緩解。鋼材、房地産同樣存在結構問題。總之，結構問題是中國經濟非常大的問題。我們應該就具體問題談問題，不能用簡單的過熱掩蓋一些問題，使我們抓不到問題的主要方面。
我國經濟總的來説是好的，當然也有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如果解決不好的話，確實會影響整個經濟運作。比如重復建設和盲目建設影響經濟運作品質的問題。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兩個原因，一是市場經濟機制不健全，二是違反市場經濟規律的行政干預。
農民增收問題是協調發展的重大問題。去年我國農民收入是2476元，城市是7703元，表面看是1：3左右。實際上農民收入和我們的收入完全不一樣：農民收入中有40%是非貨幣收入，城市家庭是個消費單位，而農民家庭既是消費單位也是生産單位。農民在總收入中還要拿出20%用於第二年擴大再生産。這樣算下來農民去年可支配的收入也就1000多塊錢。這麼低的收入顯然沒有消費能力，這不僅影響了農民生活，也影響了全社會再生産過程。如相當數量的工業品面臨市場的問題：2002年底城市電視機普及率已經超過了120%，農村的普及率才60.5%;城市電冰箱普及率87.4%，農村普及率14.8%;洗衣機城市普及率92.9%，農村31.8%。如果農民收入能夠迅速增長，對這些行業將是巨大的推動。所以中央決定下半年要加大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稅費改革的步伐，鄉村道路的修建，使農民就地務工，消除農民進城打工的種種障礙。農民收入問題不單是農民生活水準提高的問題，更是貫徹擴大內需基本方針和全社會再生産過程的重要問題。
在我們的經濟生活中，就業壓力巨大、農民增收緩慢和物價處於長時間低位運作交織在一起。物價從前年開始已經連續20幾個月低位運作。儘管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水準上漲0.6%，但主要是食品尤其是蔬菜造成的,0.6%中包含偶然性因素，不是一個質的變化。就物價總體趨勢而言，還沒有擺脫通縮的陰影。在全社會總供給大於總需求基本格局沒有變化的情況下，下半年經濟沒有必要去議論通脹的問題。
上半年貨幣量增長加快的原因是由於工業、固定資産投資和出口的高增長造成的，這些高增長帶來了貸款的有效需求，貸款的增加又有力地促進了這些行業的高增長。總的來看，上半年貨幣量增加是良性的，為戰勝“非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當然貨幣供應過快也會帶來兩個問題：一個是金融風險的加大，二是不良貸款的增加。這都應該注意，但並不是要改變貨幣政策，還應該繼續保持政策的穩定，繼續實施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投資增幅緣何大步領先
記者：今年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19348億元，同比增長31.1%，相當於10年來的最高水準，遠高於GDP8.2%的增長。有人提出投資增長與經濟增長失衡，擔心投資建設的東西以後沒人要。該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張立群：投資和消費特點是不同的。消費始終是一個穩定的變數，一般不會隨著經濟冷熱出現急劇的變化，因為百姓的日常消費都是根據各自收入水準作出的。從1992年到1997年我國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是10.7%，1998年到去年是10.5%（均為可比價）；1992年到1999的GDP平均增長是11.5%。1998年到去年的GDP是7.7%。兩個階段GDP增長率相差3.8個百分點，而消費的變化只有0.2個百分點，可見消費變化是非常小的。住行方面的消費雖然不能重現去年的井噴行情，但也沒有收縮的跡象。看未來消費穩定與否重點要看消費的升級過程是不是被阻斷，如果消費升級過程沒有被阻斷，現在的高投資在未來不會有很大的風險。
投資高的原因在於消費結構升級帶動産業結構升級導致産業內容的豐富化和複雜化。比如，汽車産業的鏈條是很長的，其中間行業需求很大，而這些中間行業都需要有投資的支援，這自然會導致投資增長比消費增長快。這不像過去的箱包玩具等勞動密集型行業，那些行業只要有投資就有産品。因此，分析投資是否過熱不能簡單地用投資與消費增長比例來衡量，也不能用投資與GDP增長的比例衡量。GDP計算的是增加值，沒有包括中間消耗。分析投資是否過熱還要考察産業結構升級狀況，只要消費符合這個階段的需要就是正常的。
經濟增長會否曇花一現
記者：中國經濟通常冷得快，熱得也快，那麼，這輪經濟增長會不會曇花一現呢？
張立群：這輪經濟增長是有深厚基礎的，絕不會曇花一現。
首先，消費結構升級全面帶動了産業結構升級。以住行為代表的新一輪消費升級發展迅猛，極大地促進了相關産業的發展，而且這種發展不是幾年就結束的。
其次，城市化進程不斷為經濟增長注入新活力。近幾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呈現了較快的上升勢頭：從90年代年均0.5%到近幾年1.5%。城市化為整個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第三産業有了長足發展，依託城市的各種服務業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為就業創造了眾多的勞動崗位，就業的增多反過來又創造了更多新的需求，刺激了城市經濟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工業化和城市化進入了一種相互促進的良性迴圈。
從所有制方面來看，非國有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在更多領域在發展，這種制度的變化使得企業微觀主體適應競爭環境的能力在增強。
此外，政府職能的轉變，辦事效率的提高，審批制度的逐步取消，政策制定透明度的增強，市場經濟秩序的改善，都為企業和居民生産消費創造了條件。
加入WTO後，中國經濟的國際化步伐在加快，中國經濟在更深的層面，在更廣闊的領域得到發展。國外大量資金、技術向中國流入，為我們國家經濟的增長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
從技術的供給面看，技術在國際化的時候已經沒有什麼約束，很多我們需要的産品國際上的技術都是很成熟。從資金供給來説，我們的儲蓄水準很高，再加上國外資金的進入，資金的供給也不成問題。至於勞動力就更不成問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會持續較長一段時間。
積極財政可否淡出
記者：即使在經濟過熱的年代中，我國投資增長也是在20％左右，但今年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達19348億元，同比增長31.1％。在這種迅猛增長的速度下，積極財政政策是否已經到了淡出的時候？
姚景源：從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看，日本從50年代的戰敗國一躍成為第二經濟大國，主要是靠投資拉動。我覺得積極財政政策不是退不退出的問題，而是在今後仍然要保持相當長的時間。重要的是財政支出的結構需要調整，要越來越多地投入公共産品，如全社會公共衛生服務體系。財政還應該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投入，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和農民增收的投入，加大對外商和民營資本投入的示範性引導，至於投入總量要視財力情況而定。現在出現的問題不是財政政策本身的問題，而是出現一些盲目建設和重復建設。
張立群：1998年經濟出現偏冷，採取這種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國債投資進一步擴大了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與市場調節存在很大的不協調。政府投資的責任邊界不是很清晰，責權利不對應，缺少內在約束。有些不是政府應該參與的，政府也參與進來，像汽車這種競爭性行業，財政是不能積極的。
“積極”二字含義很多，從緊也是積極，財政任何時候都不能消極。國債的作用是點火，既然市場已經升溫，就應該撤退，但撤退並不意味著積極財政政策就要停止，而是由擴張性向中性轉變。財政在經濟轉軌的時候還有非常重要的職能———保證穩定。“非典”讓我們意識到公共衛生體系欠賬嚴重。農村現在缺醫少藥的現象很普遍，農民有了病就熬著。這恰恰是財政應該拿錢的。財政的作用是為社會編造一個安全網和基本保障網，使失業者有飯吃，大病者有保障，低收入人群有廉租房住，應急有保障。在這些方面，財政政策應該積極下去。
經濟穩定不可動搖
記者：既要鼓勵經濟增長中的合理因素，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又要注意解決結構、增長品質和協調發展的問題，我們應採取哪些政策工具呢？
胡鞍鋼：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仍然是最重要經濟政策的目標。首先，要堅持正確把握宏觀調控方向和力度。在經濟復蘇期和擴張期，不僅從一開始就要十分注意防止經濟過熱，更要重視防止演變為“經濟大起”，保持一個適度的經濟增長率，創造一個比較寬鬆的經濟環境，即總供給略大於總需求的局面。不能急於求成，不能開“特別快車”。充分認識引起經濟波動的原因和根源，減少外部衝擊及其影響。
其次，在高速增長中保持經濟穩定，在經濟穩定中實現持續增長，是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指導方針。經濟穩定的含義就是使真實GDP增長率曲線盡可能接近增長趨勢。而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更加困難，我們還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無論是經濟擴張期還是經濟收縮期，宏觀經濟調控的首要目標始終是“宏觀經濟穩定”。
三是追求經濟增長數量轉向經濟增長品質。這既是我們對過去幾年經濟工作的重要總結，也是今後經濟工作的指導原則。從各國的經濟發展實踐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都是比較困難的，只有經濟數量擴張將會重復走老路，必須通過戰略性結構調整才能在相對高的經濟增長條件下實現明顯的經濟效益。
經濟增長是“富民”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對人民而言，最有意義的經濟增長是能夠創造就業機會的經濟增長，是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品質的經濟增長。
姚景源：現在的中國經濟就像一輛正在行駛的汽車，這部車的速度和效益基本上是統一的，不要去踩剎車，更不能去踩急剎車，也沒有必要去加大油門。我們應在保持這种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調整結構，提高經濟增長品質，加大經濟協調的力度。我個人堅信小平同志講的：“發展是硬道理”。中國經濟不保持一定的速度，我們的就業問題就解決不了，全面小康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對於所有經濟生活中的問題，要由市場手段去解決，當然不排除行政辦法。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市場機制還不完善，我們市場的辦法從質到量都不夠，當務之急是完善市場經濟機制。
我主張政府和經濟的關係就如同醫生和病人的關係，一般來説，人不要去找醫生，醫生也不要去找人。人自身會有免疫力，什麼時候去找醫生呢？有病了，醫生要有好的服務態度，要科學。增強活力相當於內科，調整結構相當於外科，治療還有很多學問，吃中藥還是吃西藥，吃多少，哪天吃，都是一門藝術。對於問題不能急，一急就容易産生一刀切和用藥不當。領導經濟運作就像駕駛汽車，最好的駕駛員，剎車，加速，轉彎，乘客應該都處於不知不覺之中。
是否過熱要從供給增長在未來有沒有需求支援來考察。我國現在城鎮家庭轎車普及率不到1%；城鎮居民每人平均住房面積也遠低於國外大城市每人平均30平米（使用面積）以上的水準，未來消費空間是巨大的。（孔雪松 楊光）
中國證券報 2003年7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