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吉教授在上海財經大學的講演（節選）

下崗失業、貧富差距、腐敗問題，都是現實中存在的重大問題，積累多年，應該認真解決，掉以輕心是十分危險的。但是，如果過分誇大渲染以致人們驚慌失措，轉移了視線，那就是更加危險了。歸根到底，解決這些問題還是要依靠發展。所以，必須堅定地抓住發展這個第一要務前進再前進。

——劉吉

一

分析中國宏觀經濟可以從許多角度提出各種原則。但我以為以下三個原則是最根本的：

中國經濟首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中國經濟當然在許多方面合乎現代經濟學指明的規律，但在分析中國宏觀經濟時必須首先從政治經濟學角度進行，理由有二：

從理論層面講，宏觀經濟關係到國家全局的政治穩定，本質上是政治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列寧説：“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是完全正確的。

從操作層面講，不論你是贊成或者反對，中國政府特別中國共産黨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力不僅是十分巨大的，而且是關鍵的，這是不爭的客觀事實。

所以，單純用經濟學來分析中國經濟，不論是古典的，還是新古典或現代的，都是遠遠不夠的。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這是當代中國經濟最大的國情。這個階段的經濟有三大特點：

（1）持續高速度。這不僅是由於低起點，更由於制度改革的潛力大，還由於中國經濟正處在長週期波動的波峰。發展經濟學表明，每人平均1000美元左右正是經濟指數增長曲線的拐點，中國經濟目前正處在拐點上，增長的前景是廣闊的。

（2）低中水準。與發達國家高水準相比，畢竟我國經濟規模和品質還有相當巨大的差距。人家已進入資訊化時代，我國工業化尚未完成。在新世紀，我國在當代經濟價值鏈中，製造業如果不是價值最少的部分也是較少的部分，從總體講無論是核心技術還是原創技術中國都是量少質低的。

（3）不完善。我們從傳統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畢竟才20多年。這一轉變仍在繼續之中。舊的體制總是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新的體制有的尚未建立，有的建立了還不成熟。總之，中國經濟還是一個轉軌經濟。

中國文化特色的經濟。文化與經濟的關係是眾所週知的，企業文化如此，在宏觀經濟管理方面也是如此。中國文化有五千多年的積澱，可謂博大精深，這是中國最基本的一大國情。因此，它對中國經濟正面和負面的影響都是巨大而深刻的，其程度是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當然中國經濟必須與國際接軌，這是由於人類正在進入經濟全球化時代，不主動積極參與就會被邊緣化；同時只有主動積極學習發達國家經濟的先進內涵，我們才可能後來者居上。但是，一切外來的先進東西，如果不與中國實際，特別是文化相結合，必將一事無成。“全球理念”和“中國功夫”，兩手都過硬，這是中國宏觀經濟制勝之道。

二

既然首要的是從政治角度分析中國經濟，那麼就必須首要地關注中共十六大。

中共十六大是一次極其重要的大會，在極大程度上決定了中華民族能否在對世紀實現偉大的復興。當然，也包含了中國經濟能否持續高速增長，為實現全面小康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

十六大的政治報告，從理論到實際，從戰略方針、行動部署到具體政策，全面而豐富。我體會最主要之點有三，即“三、二、一”。

“三個代表”。十六大確定“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黨在21世紀的指導思想。這裡不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內涵及其理論價值。我只指出一點：在這個指導思想下，中國經濟，必須大力發展先進生産力；大力發展先進文化；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科教興國；擴大中等收入階層；建設學習型社會……歸根到底要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全面貫徹科教興國的方針。

“二個務必”。1949年中國革命即將全面勝利的前夕，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提出中國革命勝利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今後在中國歷史舞臺上將演出更加威武雄壯的戲劇——建設社會主義。可是，因為勝利了，我們可能驕傲自滿起來，資産階級也會出來捧場。可能有一些共産黨人，在拿槍的敵人面前是堅貞不屈的英雄，但會被資産階級的糖衣炮彈所打倒。因此，他告戒全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黨執政五十多年曆史證實了這點，什麼時候貫徹了這“兩個務必”，我們的事業就取得勝利；什麼時候忘記了這“兩個務必”，我們的事業就受挫，乃至巨大的損失。胡錦濤同志號召全黨“牢記毛澤東同志當年倡導的‘兩個務必’，大力發揚艱苦奮鬥的作風”，是十分重要、十分及時的。它表達了全黨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落實十六大各項大政方針所必須具有的精神狀態。毛澤東的教導沒有過時，溫故而知新。新就新在，與十六大報告結合起來，對“兩個務必”還必須作與時俱進的理解。我們還沒有實現全面小康，更沒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驕傲不得，必須謙虛謹慎地努力前進。同時，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浮躁不得，急於把共産主義理想的事，在十幾年幾十年內來實現，是執政以來屢犯錯誤的一大根源。我們必須腳踏實地地艱苦奮鬥。這不僅因為我們的家底還薄，必須繼續崇尚節儉，反對一切敗家子的浪費和腐敗行為，最重要的是面對黨所承擔的艱巨複雜的歷史使命，面對國內外極其複雜多變的新形勢，全黨必須積極開動腦筋機器，以艱苦地腦力勞動進行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也是一個黨進步的靈魂。

“第一要務”。十六大提出“必須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它是鄧小平“發展是硬道理”的直接傳承，同時也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體現。“兩個務必”，歸根到底也是體現在貫徹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之中。理論先行，理論界應該花大力氣研究這個“第一要務”；經濟是基礎，經濟界應該站在推進“第一要務”的第一線。

三

既然“發展是第一要務”，那就是説各級黨和政府應該首先貫徹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各級領導第一把手第一項要認真抓的任務。悠悠萬事，茲事為大，茲事為先。黨代表大會正確的思想和決定，一定要堅定地認真地加以貫徹。

黨的八大，大會提出暴風驟雨式的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今後的任務是發展生産力，儘快從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求。多麼正確！如果當時按照這個方針走下去，今日中國將是何等民富國強的局面。不幸，1956年下半年剛開完八大，1957年春夏之交就開展了一場“反右”運動，從此不斷“以階級鬥爭為綱”，最後鬧成“文革”十年浩劫，把中國經濟和社會推向崩潰的邊緣。付出了學費就能長見識。歷史的教訓銘記在心，就成為一份難得的財富。

現在，黨的十六大提出了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多麼正確！胡錦濤同志多次提出要認真學習貫徹十六大精神和各項大政方針，“持之以恒、常抓不懈”，要求全黨“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求發展”，多麼及時！能不能把“第一要務”放在第一的地位、第一的順序來抓，是衡量各級黨和政府是否真正貫徹十六大精神和方針的試金石。

有些問題可能干擾或轉移我們的視線。

干擾之一是多變的國際形勢。國際的和平環境，常常出現令人擔憂的危機，在危機面前，中國還能否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

干擾之二是失業和下崗問題。這無疑是當前社會高度關注的問題之一。中國人富有同情弱者的文化傳統，“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中國人的家庭關係深厚，一人下崗全家不寧；加上一些傳媒炒作某幾位專家的“研究”，失業率步步攀高，最近甚至危言聳聽估計已達到8％、10％之巔峰，鬧得沸沸颺颺，人心惶惶。可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最近五年失業率並沒有增高，2002年底城鄉登記失業率僅3.8％，城鄉調查失業率（包括下崗等），也沒有超過6％，低於西方發達國家失業率水準，真不知這些專家估計的數字從何而來？我無法判斷國家統計和專家估計哪個更準確，我的問題是：1.2億農民在城市打工，平均每人年收入8000－10000元；20％的退休職工返聘、受聘或創業；近20％在職職工有第二職業，為什麼城鎮還有1000多萬失業和下崗？更何況還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情況，即第一職業不做了，第二職業幹得火紅，所謂“隱性就業”。上海曾對兩個行業進行調查，“隱性就業”率達到40％、60％。國家統計局調查，下崗失業人群中，有固定勞動收入的近一半。去年報載杭州對主要是下崗失業的弱勢群體各種補助、津貼和減免每年超過10000元，坐在家中成萬元戶；實踐結果，最近杭州作出新的規定：對擁有機動車的、購買金銀珠寶和古玩字畫的、出入高檔消費娛樂場所的、送子女入私選學校的、擁有移動通訊等八類人，不得領取低保補助金，由此可見一斑。所以，中國下崗失業的實際狀況並不是某些專家和媒體渲染的那麼嚴重。我認為，更嚴重的問題還在於觀念，觀念必須更新。下崗失業者應該發憤圖強，努力上進，爭取再上崗就業。國家可提供各種學習機會，特別是工會，既然勞動者過去每月2％的工資依法上交了工會，那麼此時就應該承擔起無償培訓的責任。通過學習和培訓提高下崗失業者競爭的能力，爭取在下一輪競爭中取勝，從而形成社會勞動力優化的良性迴圈。

干擾之三是貧富差距懸殊。中國的文化傳統是“不患貧，而患不均”。“均貧富”是幾千年農民的最高理想，所以這個問題是社會上最敏感的問題，也是最有煽動性的問題。社會主義最後目標是達到“共同富裕”，又增加了這個問題的複雜性。某些專家算出了經濟學的“基尼系數”，先是達到建國以來所沒有的高峰，繼而已經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最近更是達到0.45，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危險臨界點。這些專家們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要麼你那經濟學有問題，要麼你那數據有問題，要麼你運用經濟學和數據有問題，就數據而言，中國的GDP統計應該是比較嚴密的，還有人懷疑其中有水分，真不知道你那貧富收入數據從何而來？中國文化傳統從來是“不露富”、“窮光榮”，更何況，中國農村有許多列不到統計的收入，中國城市存在大量灰色收入，你能調查到嚴密的數據？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數據，説是銀行存款中20％富人佔有80％存款，80％窮人只有20％存款，貧富差距多麼懸殊！我搞不明白的是，中國有錢人一是貪官污吏，可他們誰把錢存在銀行裏自我暴露？要存也存在外國銀行裏嘛！二是私人企業主，可是又有哪個億萬富翁千萬富翁把錢存在銀行裏？他們之所以富，就在於他們總是把資金投入到效益最高的地方去，還要盡可能向銀行貸款，哪有錢存銀行？實際上放在銀行的都是我們工薪階層不懂投資不敢投資的辛苦錢。我知道，有一些私人老闆為了逃稅，用旅行包裝幾十萬、上百萬人民幣現金交易，從來錢不過銀行的。我還知道，一些不知投資、不想投資的國有企業為了獲得比企業存款多一點的利息，以個人名義存入鉅額資金。我還知道，有些農民有錢不敢存入銀行、寧肯層層包裹放在床墊下，怕人家知道家底。等等，等等。這些情況西方經濟學搞得懂嗎？如果説這個數據反映了20％城市工薪階層和80％農民之間存款差距，反映城鄉差別應大致差不多。還有一個數字：佔全國總戶數20％的最富有戶收入佔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低收入戶只佔4％左右，兩者之比從改革初期的4.50：l，擴大到12.66：l。不難判斷，這個差距主要也正是反映了城鄉財富的實際差距。當然，這也表明，改革開放以來貧富差距明顯了，而且有不斷增大的趨勢。但是，是不是已經達到危險警戒點呢？首先應該指出，城鄉差別的二元結構是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特徵。在工業化尚未完成，即農村人口沒有降至總人口10％以下，農業沒有像工業一樣實現社會化大生産之前，城鄉收入和財富的巨大差距是不可能消除的。西方經濟學的基尼系數是經濟發達國家一元結構社會（城市經濟佔絕對優勢）下表徵收入差距的一個方法，怎麼可以簡單地套用到像中國這樣二元結構社會呢？改革開放伊始，銀行儲蓄餘額不足1000億元，而如今已超過10萬億！改革以來二十年我國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比改革初期分別增長了20.5倍和16.5倍！所以，現在的差距是在共同“富裕”了的基礎上的差距，這與過去共同貧窮時的差距，有本質上的飛躍！誠然，過去城市裏的職工月工資是“36元萬歲”，似乎貧富懸殊不大，可是當年中國有2.5億人不得溫飽，許多貧苦農民幹了一年還欠公社生産隊10元、20元，乃至更多，是負收入，實際上貧富差距無窮大！

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勞動的含義不僅是勞動量，還應該包括勞動品質。既然如此，收入差距從而財富差距拉開是合乎規律，也是完全正確的事。過去，資本主義社會是絕大多數工農和知識分子貧窮，極少數寡頭家富萬貫，不公平，自然形成階級對立，社會動蕩不穩定；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分配是平均主義，是“腦體倒挂”，不僅“蛋糕”做不大、形成短缺經濟，共同貧窮，同時幹與不幹一個樣，幹得好幹得壞一個樣，也是最大的不公平，社會也潛伏著巨大的不穩定。改革開放以來按勞分配原則得到了歷史上從來沒有的正確貫徹，十六大又進一步提出逐步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指明瞭前進的方向，可以預見，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優越性必將得到真正的體現。

干擾之四是腐敗問題。它是老百姓最深惡痛絕的問題。反腐敗是最得民心的舉措。黨和政府反腐敗的決心不能不説大，世界上恐怕沒有一個執政黨對自己政府的腐敗像共産黨這樣進行了如此嚴厲的批判與揭露；黨和政府反腐敗的舉措也不能説不夠嚴厲的了，每年處置了數以千計萬計的貪官，高至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然而，腐敗案子還是越來越驚人！什麼原因？腐敗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體制上的弊端。市場經濟體制而又延續政企不分的管理，使得權錢交易成為必然的可能。只要政府保留著不必要的經濟活動審批權，即使是必要的審批權又缺乏公開性和監督機制，腐敗就不可免，越是管理體制不完善的行業，如證券、房地産等行業，腐敗現象越嚴重。所以完善和健全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仍是當務之急。貪官屢出，還説明幹部選拔體制有漏洞。吏治的腐敗是最危險的腐敗。我國幹部選拔體制還延用了過去“伯樂選馬”的機制，那麼誰來選伯樂呢？誰來監督伯樂？誰來監督“監督伯樂”呢？須知任何不受監督的權力都必然要腐敗。總之，只有認真進行經濟、政治和黨的體制改革，才能有效地解決腐敗問題。胡錦濤同志講得好：“把反腐倡廉寓于政策措施中，從源頭上預防解決腐敗問題”。

以上下崗失業、貧富差距、腐敗問題，都是現實中存在的重大問題，積累多年，應該認真解決，掉以輕心是十分危險的。但是，如果過分誇大渲染以致人們驚慌失措，轉移了視線，那就更加危險了。歸根到底，解決這些問題還是要依靠發展。所以，必須堅定地抓住發展這個第一要務前進再前進。

四

那末，如何抓“第一要務”呢？江澤民同志指明瞭方向：“發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開放要有新局面，各項工作要有新舉措”。四個新，就是要全面創新。不創新，“第一要務”是落實不下來的。

千創新，萬創新，體制創新是第一位創新。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制度建設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制度好，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幹好事。只有制度才能保證黨的路線和大政方針不因領導人的更換或者領導人注意力的轉移而變化。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個創新理論的指導，對經濟體制、國家政治體制、幹部選拔體制、黨內民主體制等進行全面的創新，這是必須完成的歷史性任務。

體制創新是一個重大的專門論題，已經超越我今天講演的範圍了。

五

當前中國經濟形勢怎麼樣？我的判斷是相當良好，雖然存在很多問題。這麼多年來，每年年初，“兩會”期間，專家和代表們指出各種問題，各種危機，使黨和政府居安思危，勤政開拓，結果年終算帳還是大有進步，正是：“年年難過年年過，年年過得還不錯”。

今後中國經濟形勢怎麼樣？取決於是否堅定認真地貫徹黨的十六大精神和各項大政方針。只要“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求發展”，把發展真正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來抓，排除這樣或那樣的干擾，任它東南西北風，抓住發展不放鬆，那麼，21世紀中國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必定是日新月異的，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是指日可待的。

講演者小傳　劉吉

1935年10月出生，安徽省安慶市人。1958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1983年至1998年曾任上海市科協專職副主席、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上海市體改委主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1999年任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學術委員、博導。2000年1月起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執行院長。兼任職務有上海管理科學研究院院長，東方研究院院長，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管理系教授等。1983年後轉入研究中國經濟發展戰略、體制改革以及宏觀經濟政治文化。專著有《社會主義改革》等5部。發表《政企分開》、《經濟全球化的本質和戰略對策》、《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分析》、《論知識分子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等論文100多篇。

文匯報 2003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