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産業政策應著重解決哪些問題

    馮飛認為，原汽車産業政策的核心內容是産業組織結構政策，即市場準入政策。新形勢下是否延續這一思路，是制定新的産業政策首先需要回答的問題。

    他説，當前，長期困擾汽車工業的産業組織結構雖然仍存在許多問題，但散、亂的局面已得到初步扼制。從原産業政策的實行效果看，依靠行政性準入限制不僅未能扼制有不同權力背景的投資項目，出現了權力尋租，而且擋住了一些有活力、負責任的投資者，保護了少數既有企業的利益，造成競爭不足，産業競爭力難以提升。産業組織結構調整也應是新産業政策的目標之一，但實現的方式必須轉變思路和政策工具，應以競爭政策和建立社會性管制制度達到優化産業組織結構的目的。

    他認為，産業政策應該轉變到集中解決如下四個問題上來：一是建立以加強社會性管制功能為目的的新型管理制度；二是創造較寬鬆的消費環境，以及協調上下游産業和促進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三是産業技術政策；四是零部件工業政策。前兩個問題涉及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職能的轉變和必須著重解決汽車産業發展的外部環境，確保汽車消費潛力不斷得到釋放，這是汽車産業發展所必須，僅靠市場和企業又做不到的；後兩個問題是當前汽車工業比較突出、影響産業競爭力提升的關鍵環節，需要政府、市場和企業的共同努力。

    以社會性管制取代行政性管制

    長期以來，汽車産業作為受宏觀調控的領域，政府採取以投資審批為核心內容的行政性管制方式實行準入管理。在當前的新形勢下，以社會性管制取代行政性管制的條件越來越成熟。

    馮飛認為，當前我國汽車行業存在的諸多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市場競爭不充分，而嚴格的行政性管制是造成汽車産業競爭不充分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管制方式對企業直接干預、束縛企業活力、抑制競爭等方面的弊端充分暴露。他認為，當前微觀主體預算約束機制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國有資産管理體制以及銀行商業化等方面的改革和所有制結構的變化，改變了投資主體的預算約束機制，而非國有投資先天就具有預算硬約束的特點。但改革行政性管制並不意味著“取消”管制，而是在汽車産業的管理制度上實現兩個轉變：一是由行政性管制轉變為社會性管制；二是準入管制由“管住企業”轉變到“管住政府，放開市場”。也就是説，嚴禁財政資金投入到汽車生産等競爭性領域，嚴禁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和保護。同時對政府之外的其他投資放鬆準入限制。

    馮飛説，當前，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建立兩個制度：一是汽車産品的型式認證制度。針對汽車産品的安全、環保、節能等涉及公眾利益的方面，國家制定認證標準和認證程式，由中立的、專業化的認證機構進行産品認證，並將認證結果作為産品準入的必要條件；二是對缺陷産品實行召回制度。

    他認為，社會性管制通過提高進入門檻，制止不符合條件的企業進入等功能，能夠達到行政性管制所期望獲得的目標，同時能夠避免行政性管制的諸多弊端，也符合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職能定位。在當前社會性管制替代行政性管制存在時間差的現實情況下，可採取一些過渡性的措施，其原則是實行“禁令性”的準入管理，即除政府規定不允許做的事情外，其他全部放開。

    制訂跨越式的發展戰略

    馮飛認為，當前汽車技術面臨重大突破，開發新能源汽車成為汽車強國謀求新一輪競爭優勢的制高點，即使是奉行自由競爭的美國也制訂實施新一代汽車計劃（簡稱ＰＮＧＶ計劃，這是美國惟一涉及競爭性領域的計劃）。在這一重大技術轉折時期，我國又處在汽車需求高速增長的階段，應該抓住難得的歷史機遇，借鑒日本在石油危機後抓住緊湊型汽車和節油技術等關鍵環節形成競爭優勢的經驗，發揮後發優勢，利用市場規模快速擴張的有利條件，在新能源汽車方面形成研發能力和大規模生産能力，實現跨越式發展。

    他建議，制訂中國的“新一代汽車計劃”，制訂相關法規以及在研發資助、稅收等方面作大的投入，調動企業、科研機構等各方面的積極性，擴大與外資在此領域的合作，甚至可突破現行的外資政策（如外資股比以及合資企業的數量限制）。（段樹軍）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