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環球論壇
本次議題：我們的外交環境有多大變化？
討論時間：2001年5月10日討論地點：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主要發言人：
楊成緒：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曲星：外交學院副院長
楊希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閻學通：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楊成緒：中國的外交戰略是根據國際形勢的基本特點制定的。最近20年我們外交的基本判斷，我很籠統地歸納為四點：
1.和平與發展是世界上現存的兩個根本性問題，這是鄧小平在1984年提出的。1992年，他進一步指出，這兩個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2.調整戰爭很迫近的看法，明確“在今後一個較長時期內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戰，是有可能的。”3.依據我對國際形勢的基本判斷，制訂改革開放方針政策，確定我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並且確認，除非發生大規模敵人入侵，我們不能改變這一基本國策。4.一個冷戰結束，兩個冷戰又開始。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之後，世界力量對比嚴重失衡。在這一形勢下，一方面美國有股勢力不停地煽動反華浪潮，企圖將中美推向對抗。另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干預也不斷加強。這幾年美國越來越將中國作為主要對手來防範，都跟這有密切的關係。
冷戰後的世界大體上維持了這一局面。我認為，從大戰略上來看，國際形勢的基本特點並無本質的變化，我仍應利用當前相對緩和的時機，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和各國的關係，加強睦鄰友好關係，保持同發展中國家相互支援、密切合作的勢頭。但隨著美國調整對華政策，我也要視形勢的發展，不斷調整我國的對外政策。
曲星：新世紀的外交環境和90年代比，很明顯中美關係發生了變化，這裡面有美國國內政治對新總統的影響，但更多的還是美國共和黨傳統強硬路線的表現。恰恰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中美撞機事件，這個事件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事件的發生對美國新政府上臺後中美雙方關係的磨合是不利的。到目前為止，布希的強硬態度未見收斂。美國戰略調整對中國是不利的，公開表明瞭美國要集中精力對付中國，要以過去對付蘇聯的態度來對待中國的政策本質。
中美關係確實出現了比較大的變數，但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的外交環境有了很大變化？現在還不能下這個結論。從中美關係發展的規律來看，建交20多年，兩國關係始終是在波峰和波谷之間交替發展的，只不過這次因為涉及到軍事領域的衝突，所以顯得波谷更低，波動更大。但美國畢竟沒有公開推翻中美三個公報的原則，這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而把中國作為潛在對手，要對中國進行“遏制”，要西化弱化分化中國，其實這是美國歷任總統的既定政策，布希只不過是更加公開和不加掩飾。從這個意義上説，美國對華政策的實質並沒有發生變化，變化的是表現形式。另外，從大的環境看，判斷和平與發展是否還是時代主題，要看是否存在發生世界大戰的策源地或者能導致大戰的嚴重對峙。我覺得現在還沒到這樣的程度。因此國際環境並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國家間的競爭仍然是以科技為基礎的綜合國力的競爭。再有，儘管中美關係受到很大衝擊，但中國與其他國際力量的關係還是基本穩定的。比如中國與俄羅斯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國與歐盟的全面夥伴關係、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還在往前發展。
所以，目前我們還不能説中國外交大環境與90年代相比有什麼實質性變化。
楊希雨：現在我國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實際上是90年代初以來國際形勢不斷發展變化的延續，可以説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冷戰結束後“一超多強”這種國際關係的基本結構未變，和平與發展這兩大時代主題也依然未變。冷戰的結束使人類社會有史以來第一次有機會通過和平的方式來構造新的國際秩序，然而在過去10年裏我們看到的是，美國憑藉其迅速膨脹的經濟、軍事和科技實力，正在逐步確立一種以美國的“領導地位”為核心，各國與美國的“夥伴關係”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最近美國總統進一步提出要把“導彈防禦”的保護傘從美國本土及其海外駐軍擴展到盟國和友國，這實際上是美國為建立這種“領導地位”加“夥伴關係”國際秩序的一種更具長遠戰略考慮的最新努力。
再從發展的角度看，冷戰時期就已經凸顯的“南北”矛盾被當前的全球化潮流所扭曲，一是以跨國公司為主要驅動力的全球化潮流在改造南北關係；二是以資訊産業革命為中心的新一代工業革命正促使全球生産力要素和國際分工佈局發生變化，發展中國家僅有的傳統優勢也發生部分質變；三是世界各國加緊進行産業調整，改革企業制度和市場制度。這種趨勢和特點，加深了發展距和貧富差距。
因此，和平與發展在當前的內涵有所改變。小平同志80年代提出的和平，首要的是指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防止兩個超級大國發生戰爭，或者發生世界大戰。但現在和平的含義有了更高更複雜的要求，要力圖防止由各種因素引起的地區性衝突，特別是反對強權政治之下的武力干預以及引起的武裝衝突。而發展則是尋求各國如何平等地參與全球化進程的機會。在這樣的變化下，中國的外交政策自然有必要進行部分調整。這裡比較突出的一個問題是“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的關係問題。“有所作為”的目的必須明確，那就是只有在涉及我根本利益的問題上，中國才應該也必須有所作為。
曲星：目前國際關係的發展態勢仍然是單極企圖和多極趨勢相抗衡，多極化在曲折中發展。同西方相比，我們的實力還是很有差距的。十幾年來我們外交上的一個重大任務，就是怎麼樣以不利於我的實力對比，來推進有利於我的多極化趨勢。90年代初期以來，“韜光養晦”政策是成功的，它解決了我們外交上的很多難題，也幫助我們走出了當時的外交困境，現在仍然應該堅持這一政策。美國在侵犯中國主權、干涉我國內政方面越來越放肆，我們當然要堅決鬥爭，但鬥爭的原則仍然應該是有理有利有節，“行于可行，止于不得不止”。有鬥爭也就有妥協，真正應該處理好的、也正是最難處理好的，是怎樣恰當地把握其中的度。
楊成緒：目前在中美關係方面，值得我們特別考慮的是：
一、布希在競選期間和就職後一再聲明，中國不是美國的戰略夥伴。前些年中美兩國領導人發表的聯合聲明提出兩國要“致力於建設面向21世紀的戰略夥伴關係”，只是表明要向這個方向努力而已。中美兩國建立什麼樣的關係取決雙方的意願。現在美國新領導人反對建立這種關係，中國當然也無意謀求和美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二、依據美國對華新政策，相應調整我們的政策。布希表示“我們不把中國看成敵人”，“在一些問題上，我們把中國看成夥伴；在另外一些問題上，我們把中國看成競爭者。”國務卿鮑威爾認為：“中國是一個競爭者，一個地區的潛在對手”，同時“中國也是貿易夥伴”。美國新政府一再聲稱，美國與中國在諸如台灣、人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等問題上也存在分歧。
三、美國新政府並沒有公開地將中國看成敵人，但美國的輿論大力渲染，説中國的興起將構成對美國的威脅。美國執意發展兩個導彈防禦系統，今後將作出軍事戰略重點東移的決定，比過去更強調中國是美國的對手。對此，我國應該冷靜觀察，對其真實意圖作出判斷。面對美國將矛頭指向我國，要保持高度戒備，同時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
楊希雨：對當前的中美關係怎麼看？第一，當前中美關係的現狀並不標誌著我們的外部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第二，我們應該認清美國對華政策變化的根本性原因，不要只著眼于換屆選舉，而是應該結合美國傳統的兩洋政策來看，美國向來不允許在太平洋地區或大西洋地區有任何一個力量取得支配地位。
曲星：中國向來原意中美兩國關係穩定發展。只要中美關係大致穩定，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夥伴關係就有了實際意義，因為這些夥伴關係是多極化趨勢發展的實質性體現。
所以在大的外交戰略上，我覺得目前沒有足夠理由去進行實質性的改變。在美國沒有公開推翻三個公報的前提下，中美關係還是有轉圜的餘地的，也就是説，還是應儘量立足長遠利益維護中美關係。當然，我們也必須做應付不測的外交準備。從這點出發，我覺得周邊一些問題值得重視。比如印度，美國和俄羅斯都在大力加強與印度的關係，而印度也似乎有意識地大打〃美國牌〃。但實際上，中印兩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如果真的發生對抗，真正得利的就是美國等西方國家。還有如何維持與日本關係的“長期穩定”，如何與東盟國家真正“睦鄰互信”，都是值得認真研究和具體落實的問題。
閻學通：最近很多人感到，我們面臨的形勢有著很緊迫的變化。聽了楊希雨先生對“和平”的看法，我也産生這樣的問題：當初我們提出“爭取一個有利於四化建設的國際環境”，到底是指不發生世界大戰，還是指中國不捲入任何軍事衝突？當初的“防止世界大戰”的目標現已經發展為“中國不能打仗”，好像只要中國一打仗，我們經濟建設的國際環境就被破壞了。我覺得今天對這個目標需要明確界定，目標應是“不打仗”，還是“打仗不能對經濟建設構成根本性破壞”？我們想爭取一個幾十年內一仗都不打的環境，這是我們的願望，但這種願望能否實現很難説。從今天的局勢看，我認為中國被捲入戰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楊成緒：冷戰結束10年，國際形勢和國與國之間關係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按照美國一些輿論宣揚美國對外政策進行重大的調整，勢必導致國際形勢動蕩，國與國關係緊張。
閻學通：所以我感到美國一些政客實際需要的不是和我們合作，更需要通過與中國對抗來解決國內的經濟困難。他們需要製造一個外部威脅，好有理由大規模增加國防開支，以此刺激國內經濟。我們不想對抗，但美國希望我們與之對抗，使我們處在一種兩難境地。90年代初期，美國雖然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但並沒有把中國當作最主要的競爭對手，而今天美國認準了要讓中國當對手，我們很難改變美國這種需要。美國不想與我進行戰爭，這點和我們是一致的，但美國要保持它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就需要在這裡製造緊張，這點與我們不一樣。
曲星：美國需要一定緊張局勢來維持它在世界各地的軍事存在，這是它二戰以來一貫的做法，也是美國全球戰略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我們當然應該準備應付最壞的局面，但因此就説現在我們捲入戰爭的危險就比過去大，我覺得這種説法值得討論。
閻學通：長期以來，我們外交目標是服從於國內經濟建設，為做到這點我們的外交就是致力於爭取一個和平環境，但把對和平環境的爭取全部壓在外交上，這點是否值得考慮？實現這一目標是僅僅靠外交，還是還需要靠國防？我認為中國是個大國，長期和平的基礎得靠國防。只有對發生戰爭有所準備，戰爭才打不起來。
另外，在美國單邊主義政策日趨明顯的情況下，我們的多邊外交還是需要加強，力求維護現有的那些多邊國際框架，以國際規則和國際組織來限制美國的單邊主義政策，防止美國脫離國際體系。
楊希雨：説到這裡，我想起90年代美國外交官經常對我們説的一句話，就是“要把中國融入國際體系，讓中國遵守國際規則”。現在看來，全世界各國都應該提醒美國遵守國際規則。
我個人覺得我們應當加大經濟外交的力度。這裡所謂的經濟外交不僅僅是加強經貿關係和經濟援助，而更重要的是要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及地區多邊經濟、金融合作，爭取和增加我們在國際經濟生活中的參與權和決策權，爭取和增加我們在國際經濟規則調整和制定方面的發言權。
《環球時報》 2001年05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