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召開的“50人經濟論壇”上，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和張維迎，再次談到了國有企業改革的相關問題。有些論斷十分精彩，現摘錄如下：

    茅于軾説：“中國的國企怎麼能變得有效呢？我覺得是要按照《公司法》的規定來管理它。一個公司應該怎麼治理，比如説董事會怎麼産生的，經理怎麼産生的，什麼條件下更換經理，什麼條件下要有監事會等等。當然現在《公司法》有好多問題，大家都提出來《公司法》要修改，但是有一個《公司法》跟沒有《公司法》是大不一樣的，《公司法》是一個法律，沒有人可以例外。可是現在事實上的情況怎麼樣呢？很多國企是違反《公司法》管理的。比如説董事長怎麼産生的，總經理怎麼産生的？人員的委派這是一個大問題。現在大多數都是由上級單位，甚至由黨的組織部門來委派董事長或者總經理。那麼一個國企究竟讓誰來當總經理呢？到市場上去看，看誰能扛上這個大旗？也就是説要有一個經理市場，每個經理都會關心自己的業績，雖然他是為別人賺錢，但是他有積極性把這個成績做大，幫公司賺錢，為什麼？因為經理本身有一個市場，幹得不好就由大公司的經理變成小公司經理了，再幹不好回家去呆著。但是，我們現在沒有經理市場，為什麼？因為經理不是市場形成的，是委派形成的，那你當然不可能辦好了。所以我覺得要辦好一個國企，首先得按法律辦事，不管是誰，上級組織，或者上級單位或者組織部，你都得尊重《公司法》。另外就是要有一個競爭的市場，在市場上形成價格。看看我們現在的國營公司，它完全不按照價格規律辦事，褚時健為什麼貪污呢？你沒有給他足夠的報酬，他的報酬完全脫離市場。”

    張維迎説：“如果它是一個有生命的體制，我們是不需要來討論它的。我想還是再接著茅老師的講一下。其實任何一個組織，特別是企業形態的組織，你只要解決了兩個問題：第一把激勵機制解決好，第二把領導人選的機制解決好，其他問題都可以搞好。但首先一個問題是，我們現有的國有經濟體制能不能解決這兩個問題？好比茅老師剛才講的，為國有企業選經營者，你説不讓組織部門選擇誰來選擇？讓我們這些人選擇？這是不可能的，這是沒有辦法解決的一個題。你只要是國有企業，國家就得有一個部門去管它。

    “那麼第二個沒有辦法解決的還是一個激勵機制的問題，一個企業的經理人，他要搞好這個企業，最重要的是他一定要有一個長遠目標，如果一個企業經理他不考慮5年10年以後的事情，這個企業是不可能搞好的。當然我們看一下我們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哪個人考慮了5年之後的事情？不要説5年，3年之後的事情他都沒有辦法考慮，因為三五年之後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與他沒關係，他幹得再好，那也不由他，這個位置可能隨時要被佔領、被別人替代的。假如是這樣，他們為什麼還要幹？因為他們有一種事業心，什麼東西能保證你的事業心？我經常發現，國有企業經理剛上臺的時候雄心勃勃，3年以後就偃旗息鼓，沒有任何信心了。這是因為很多事情是你沒有辦法做的。所以説，在國有企業有很多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另外，就是國有企業的經理待遇低的問題。那麼你怎麼樣讓他的待遇高？有什麼樣的標準讓他的待遇高？我們現在可以説，給一個國有企業的老總年薪1000萬元，我們預想一下會是什麼結果？會有多少人削尖腦袋往這個位子上鑽啊？怎麼樣才能夠選上最合適的人。所以你只能待遇低，待遇低大家還擠破腦袋，那待遇高了更成問題了。

    “另一方面我們再看一下，現在有一些非常優秀的國有企業領導人，他自己的工資很低，但是他給部下的都很高。問題是誰來給他漲工資。政府部門為什麼不提？你是我任命的，我每月拿一兩千塊錢，我憑什麼給你加那麼多？褚時健的問題出現之後，就出現一個矛盾，或者説褚時健合理合法就應該多拿，他一年創造的稅是190多億元。如果在一個資本主義私有企業，他給你創造那麼多利潤，我估計你一年至少也得給他好幾億，那他也就沒必要去貪污了。但是組織部門馬上就説了，憑什麼給他漲工資，如果我不任命他到這個位置上，他能幹得這麼好嗎？你要獎勵千里馬首先得獎勵我這個伯樂。我覺得這是個死結，沒有辦法解。但是我必須講一點，我本人是為民營企業説話辯護，但我內心真正佩服的是什麼？是那些能把國有企業搞好的企業領導，因為企業又不是他的，搞好搞壞一個樣，結果他還要拼命把它搞好，這些人是最值得我們敬佩的。”（記者/木佳）

    中華工商時報 2003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