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即將廢止，引來一片叫好之聲。

    北京年輕的法律學者、曾經聯名上書全國人大的蕭瀚在接受採訪時説，最高行政機關這麼快作出反應，出乎意料。

    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草案）》的具體條款，但是僅僅是草案的名稱本身就給了我們一個重要資訊：收容遣送是一個手段，不是目的，這種手段對人的權利不夠尊重。而救助管理辦法則強調了救助的範圍和目的，更加符合人性。

    據一位曾經就《救助管理辦法（草案）》接受國務院有關部門諮詢的專家透露，對比兩個辦法可以發現有兩個重要的變化：第一、“強制收容遣送原則”變成了“自願接受救助原則”。第二、公安機關從救助管理中撤出。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説，這是一個重大進步。

    當然，更令人欣慰的是政府表現出來的親民、善民的作風，務實負責的精神。而這種作風和精神將大大提高政府的威信和公信力。

    因此，對國務院將要廢止收容制度的決定，我們要鼓掌和歡呼。但是，在鼓掌和歡呼的同時，我們必須保持一份清醒。保持一份清醒不是要否定它的進步，而恰恰是希望它得到更好的落實。

    眾所週知，法的制定並不等於法的執行。我們在關注新辦法即將出臺的同時，還要關注新辦法可能出現的執法效果，謹防執法扭曲法規制度的現象。老的遣送辦法當然有很多弊端，但是如果執法人員能夠不折不扣地執行，就應該不會出現那麼多收容悲劇。

    新的辦法規定，救助要實現自願原則，那麼如何實現自願原則？如果沒有一套制度化、具體化並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式性規定，自願原則在執行中就又可能變成強制原則。

    著名學者、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提醒説，我們在執行救助辦法時，應該當心過分理想化，要立足國情、省情和市情，比如對城市生活無著人員的救助，應該建立在我們現有的財政收入基礎上，注意保障投入，保持平衡，否則，對其他貧困人員就是一種不公平。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認為，救助對象的資格認定，必須有一套嚴格的審查程式。這些無疑都是對執法水準的考驗。

    同時，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收容制度的廢止，可能會出現一些社會治安問題，而這無疑又會給公安的工作帶來一定的壓力和困難。

    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清晰地認識到，孫志剛事件以及收容制度的廢止，其標誌意義大於實質意義。正如學者蕭瀚所説，在保護公民權利方面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其核心問題就是限制“警察權”的問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剝奪公民財産，都必須經過司法程式，不能由行政部門單獨執行。

    最後，我們還應該看到，第一、違憲審查機制還沒有啟動。第二、城鄉二元制還沒有打破，城鄉差距正在逐步拉大，戶籍制度還有待改革。我們知道，這兩點正是流動人口乃至所有公民的權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之一。

    孫志剛事件及收容制度廢止也給了我們很多啟示。

    人權是每一個人的權利。社會進步、制度變革，要靠全社會的努力。我們不能僅僅依靠某些人和某些集團的努力，這是一種偷懶的辦法。正如茅于軾先生説的，政治體制改革牽涉到每一個人。

    從這個事件我們看到，政府和民眾之間在法治建設方面有可能形成一個良性的互動。北大法學教授陳興良説，這種民間推動的自下而上的變革，是對政府自上而下的變革的一種有益補充。

    孫志剛事件及收容制度的廢止引發了公民權利意識覺醒的高潮，但是我們覺得這個高潮，也更應該是一個起點，一個公民用理性和耐心推動社會進步的一個起點。在轉型期新舊體制碰撞、利益錯綜複雜的情勢下，我們的改革不能急躁，不能冒進。學者蕭瀚説，我們只能用法治的手段推動法治建設，用正義的方式推進正義事業。（子曰）

    南方都市報2003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