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6年以後，我國商品市場出現了從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的歷史性變化。隨著短缺經濟的基本結束和市場供應的全面好轉，市場秩序按理應是進一步好轉。然而與市場的繁榮形成鮮明反差的是流通秩序卻再度惡化，特別是假冒偽劣商品氾濫日趨嚴重，棉花、藥品、醫療器械等造假販假售假的出現，使打假鬥爭面臨新的考驗。那麼，為什麼在商品供求形勢好轉的情況下，流通秩序卻再度惡化呢？
腐敗的加劇刺激了流通秩序的混亂。買方市場條件下商品流通秩序的混亂與腐敗的蔓延是形影相隨的。由於我國反腐敗機制有待健全，因而使腐敗的收益遠遠高於腐敗的成本，權力尋租活動日趨嚴重，成克傑、胡長清要案以及湛江、廈門特大走私案便是其中的典型。腐敗從三個方面直接刺激了商品市場與流通秩序的混亂。一是經濟主體用造假販假來彌補被權力尋租造成的損失。由於市場上的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直接受到權力尋租的騷擾與侵蝕，其日益增大的非正常成本嚴重侵蝕其經營的利潤空間，影響其利益最大化的實現，也直接刺激其儘快要補償被掠奪走的利潤，於是在遭受“三亂”被敲詐走一部分利潤後，便倣而效之向消費者打主意，“堤內損失堤外補”，造假販假售假便是一種最常見的手段。二是官員的腐敗、造假及利用權力對國民財富的掠奪直接刺激了市場經營者追逐商業利潤最大化的衝動，前者對後者的示範效應是非常明顯的，而後者對前者的仿傚則是千方百計以錢買權，千方百計從消費者口袋中騙錢。三是官員的腐敗與造假也直接影響了社會風氣，刺激民間一些人起而仿傚，致使市場活動參與者利用某種方便造假售假。此外，有的腐敗勢力本身就與造假者相互勾結，形成“貓鼠一家親”的“造假安全區”，
如前不久發生在廣東揭西的“3 16”暴力抗打假事件，就是造假分子與腐敗勢力相互勾結的結果。
資本市場的造假掠奪助長了商品流通秩序的混亂。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資本市場的各種造假作弊行為，也大大助長了商品市場的造假售假與流通秩序的混亂。我國是在市場經濟發育水準很低的情況下選擇開放股票市場的，也就是説在缺乏股市正常生長的基礎上開放股票市場的，資本市場在起始階段就存在體制上的“先天不足”，這只能是當時唯一的選擇。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一開始就沿襲傳統計劃經濟的審批、配額辦法，為了申請到上市配額，各地不惜用造假的辦法，拼湊企業的資本與利潤增長情況。一級市場的造假又推動二級市場的造假，某些黑莊、惡莊為圖暴利與某些上市公司互相串通、合謀，故意製造虛假資訊和所謂“想像空間”，製造欺詐陷阱，誤導股民上鉤，然後深度套牢散戶。資本市場造假所導致的財富分配的馬太效應，比商品市場的造假售假更為嚴重，對社會上的影響與衝擊也更大。特別是資本市場的關聯效應、擴散效應，對商品市場的造假售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直接刺激了商品市場各種造假販假活動的抬頭，刺激了非正常造假投機活動的氾濫，致使商品流通中的各種違法違規經營更加大膽。
新的“市場保護主義”縱容了商品市場流通秩序的混亂。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地出現了商品市場建設熱，商品市場劇增，如到1999年中國現貨商品交易市場發展到55997個，其中全國性綜合性商品交易市場39242個。市場增多對於搞活經濟起了巨大的作用，但由於對市場經濟的片面理解，特別是地方利益擴張的衝動，許多地方都把建市場看作是一本萬利的，於是，不顧條件，互相攀比重復建設，並且多與房地産開發結合起來，修房建市，以市招商，以商生財。但由於盲目建設，出現了許多“空殼”市場。各地市場又多係政府有關部門投資或政府直接管理，當市場數量超過了商品流通的實際需要而出現過度競爭時，為了本地利益，又不惜降低市場進入門坎優惠吸引外來的工商業戶進入本地市場經營，於是便出現了私營業主紛紛轉移到政策更為優惠的內地市場。商品市場的增多，使地方保護主義的表現形式發生了新的變化。地方保護主義的前期表現主要是以對市場的條塊分割，即用行政辦法壘起“土圍子”、“籬笆墻”阻礙外地商品進入本地市場，或壟斷本地市場。在保護假冒偽劣商品方面也主要是保護本地生産的。而在過度市場招商競爭中，地方保護主義變成了保護所有來本地市場經營能為本地增利的一切假冒偽劣商品
的生産與經營行為。市場局部利益的驅動，地方保護主義新的演變，使不少商品市場管理部門墮落成為假冒偽劣商品生産與經營者的保護傘，大大增加了打假的難度，也為制假、販假、售假者注入了一劑強心針，因而世紀之交中國商品市場的造假販假更加瘋狂。
欺詐掠奪文化的擴散強化了造假售假的心理預期。20世紀90年代初，當市場經濟確定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以後，又一次引發了中國的新一輪經商熱，“下海熱”、“股市熱”、“房地産熱”、“開發區熱”、“期貨熱”、“傳銷熱”等相繼興起。但處於新舊體制轉換時期的又一次經商熱，一是缺乏健全的市場規則與市場法治約束；二是缺乏多年正常市場發育累積的市場道德信譽建設基礎；三是中國傳統小農經濟的自私自利觀念在市場利益誘導下放大為一種損人利己的掠奪經營。不少經營者熱衷的是通過流通投機參與社會財富的分配，或學會“從別人口袋中掏錢”，股市、期貨、傳銷、房地産熱、開發區熱中的種種投機已把這種掠奪經營演繹得淋漓盡致，尤其是幾乎演變成黑道行為的傳銷活動，將欺詐從“欺生”發展到“殺熟”的地步。掠奪、欺詐活動以及這種心態與文化的氾濫，不僅是對傳統美德的褻瀆，而且扭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改變了市場經濟自身的負面效應。而中國商品市場與其他生産要素市場、文化市場、資本市場等比較起來又具有下列特點：進入門坎較低；參與者人數最多，管理的難度加大；經營者文化素質較低；退出與進入靈活，行業轉換也較易；市場的發展水準、管理水準更呈現多層次性；生
産經營活動的分散。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商品生産的經營活動都有可能被掠奪、欺詐之風所染指，而出現造假售假。而且只要是有利可圖、市場銷路看好、易於矇騙消費者的都可能會出現假冒偽劣的經營活動，於是造假販假賣假“數不勝數，防不勝防”。這也是為什麼隨著市場的發展，商品市場的造假販假、售假越來越厲害的緣故。此外，對治理假冒偽劣商品經營活動打擊不力、查處不嚴、罰沒太輕也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造假、販假、售假活動的不斷反彈與惡化。
上述分析表明：世紀之交中國商品市場假冒偽劣商品的嚴重氾濫決不是市場經濟及深化改革帶來的，而是必須從改革入手通過系統治理才能解決。當然，這一問題的解決絕非易事，需要長時間的標本兼治。市場的空前繁榮與市場極度的混亂，正説明整頓市場和規範市場經濟秩序的重要，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整治市場秩序的決策是順應民情、大得民心之舉。我們相信，經過不懈的努力，堅持打假，中國商品市場在新的世紀一定會更加健康地發展。
光明網2001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