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認，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多差距，我們的財富積累還沒到要説話氣粗的時候。最近我總在想一個問題，財富是從什麼時候遠離了我們，而進到別人的口袋裏去了？

    近日看到一份史料讓我為之一驚，中國秦漢以來的人口、經濟和技術長期都遙遙領先於世界各國，晚至1840年前夕，中國仍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清朝前期和中期，中國對外貿易長期順差，世界各國的白銀流至中國。在1500年至1800年期間，歐洲的白銀有一半都流到了中國，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香料等等出口到世界各地，由此換來白銀，這些白銀流進中國後，不再回流到世界各地，而是進入“神秘的窖藏”。當時清朝的農業、工業、商業和金融的發展與繁榮，可以説那時是中國市場經濟最繁榮的時期，晉商、徽商等十大商幫就是最好的見證。如晉商大盛魁，自有資本額高達近千萬兩白銀，經營牛、羊、糧食、茶葉、皮毛、瓷器、鐵器、絲綢、煙草、藥材等，採辦、運輸、銷售、匯兌的分支機構遍佈全國22個省，幾乎壟斷對俄國和對蒙古的貿易。大盛魁的營業額，如十倍于資本額，則為1億兩白銀，相當於道光18年（1838年）財政收入的240％。如果當時評出世界十大首富中，中國人應當是榜上有名的。清代前期的中國經濟在國際競爭力和經濟總量上是無與倫比的。這使我感到，多少年來，我們對歷史的研究，只是注重了歷朝歷代的更疊，宮廷內外的權力和政治鬥爭，而欠缺了對歷史的經濟研究。

    從這份史料中不難發現，1840年以後，財富就遠離了我們，我們就一落千丈，那是為什麼？一個擁有財富的泱泱經濟大國怎麼説不行就不行了呢？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思考。

    我不是學歷史的，但我對歷史的某個“側面十分感興趣，通過一個“側面我力求從中窺視到全貌，以求找到一些判斷。如晉商的衰敗為何如此徹底，我查看了大量的資料，都不令人滿意。著名學者余秋雨先生把晉商的衰敗歸於外因和戰亂等等，我實在不敢茍同。如從歷史形成的文化角度及晉商內部體制等層面上去深入研究的話，會發現，傳統文化既造就了晉商，同時也毀滅了晉商。毀滅晉商的大敵是人治、封閉、保守等等。

    幾百年的重農輕商，在文化上體現的尤其充分。而官本位的文化，讀書人做官是最大的理想追求。經商的不如賣笑的，在商人看來，當官的伸出個手指頭比他們的腰都粗，商人永遠也進入不了主流文化。有經濟學家説，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有“殺富濟貧”情結，中國在傳統上就沒有法律意義上的私有産權，同時更沒有相應的法律。不患寡，患不均，均平富的文化更是有深在的影響。歷代王朝的君主們也深怕富甲天下的大商人“財大氣粗，然而在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的社會下，財富還有多少是屬於自己的呢？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1840年前我國有過商品經濟的發達，但沒有相對應的法制，只有封建的人治。有市場就會有貧富，就會有競爭，但我們從古就回避競爭。

    1840年的鴉片戰爭，為什麼會用過時的梭標和大刀去對付一群以540尊火炮擺在16艘船艦上渡海而來的敵人，隨之是入侵者對中國財富的全面掠奪，這一恥辱的歷史我們不會忘，但傳統的財富觀，我們應該更深入地反思，糊塗不得。（張志勇）

    中華工商時報 2003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