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信任問題的重要性日漸顯現。特別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有更多機會與世界接觸,在贏得發展機遇的同時,企業也處於迎接挑戰的“前沿陣地”,其信任問題為世界所關注。因而,社會信任逐漸成了企業關心的熱門話題。為此,記者採訪了十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厲以寧教授。
記者:厲教授,您好!隨著近幾年經濟的發展,信任問題的重要性日漸突出,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信任問題。能不能請您先介紹一下信任問題是如何産生的?為什麼這個問題在今天顯得尤為重要?
厲以寧:信任是一個社會性的概念,只要有兩個以上的人在一起,就會産生信任問題。打個比方,羅賓遜漂流到荒島上,如果就他自己,那麼就無所謂信任的問題;而如果他有一個僕人的話,就存在了信用問題,如果他和他的僕人互相不信任,彼此都沒辦法在孤島上生存下去。
信任問題的嚴重與否則是跟選擇結合在一起的。從選擇的角度,我們可以分出三種類型的社會經濟。第一种經濟是完全沒有選擇的經濟。比如在嚴格的計劃經濟時代,一切都是指令的。這裡面沒有信用問題,你只能接受,沒有可供選擇的機會。
另外一種叫完全充分選擇的經濟,因為大家都有機會選擇,大家都遵守一條最基本的道德準線——誠信,由於有可供選擇的機會,吃虧只有一次,如果你這次欺騙了我,我下次就不找你。所以這時候信用問題就會少一些,不會那麼嚴重。
介於二者之間的是第三種情況,有點兒選擇,又不是充分選擇,即不充分選擇的社會經濟。以目前中國的情況來説,我們當前正處在社會經濟的轉型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確立,這種情況下,社會信任問題就最突出。
記者:有人認為,隨著經濟發展,失信現象就會自然消失,因此不必要刻意加強信用建設。您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
厲以寧:這個想法是不正確的。一個社會,在信用缺失的情況下,經濟註定不會得到順利的發展,也就永遠不會進入充分選擇的經濟。因此,信用建設必須下大力氣加強。首先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把它一步步解決好,有利於我們的轉型和發展。
信用問題不解決好,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會在充分認識信任問題的重要性同時,要加快改革,早日結束轉型階段。只有在發達的市場經濟情況下,有了更充分的選擇機制,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信任問題。當然法制建設要跟上去。
記者: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企業的發展。作為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當前我國企業在公眾中的信任度整體上並不樂觀。您能分析一下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什麼嗎?
厲以寧:在信任問題上我們必須明確産權問題的重要性。假如有一塊地是公共牧場,隨便放羊。誰放的多,放的早,誰佔便宜。但損失是全體牧民承擔了。“公地的悲劇”,説明産權是必須明確的,只有産權明晰了,才知道了我責任在哪,才能切實解決社會信用問題。
記者:除了産權問題,您也常常提到制衡。從表面上看起來,制衡和信任是一對矛盾。制衡和信任之間的關係究竟怎麼樣?另外,制衡會不會造成效率的損失,會對企業的經營産生怎樣的影響呢?
厲以寧:信任和制衡是聯繫在一起的。有效的制衡防止了最壞情況的出現,避免了最大的效率損失,從而保證了整個經濟社會正常的運轉,可以説,制衡機制的建立就是社會信任的表現。表面上看起來,沒有制衡是信任的表現,但實際上可能適得其反。我們可以舉一些家族企業為例。我到過浙江、江蘇、廣東一些地方調查,民營企業一開始都是從家族制企業起來的,家族裏有一個能人,大家信任他,全權委託,結果把企業辦好了。但一旦企業規模大了之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如果家長作出的決定導致投資失敗,家族成員就不再信任這個家長,於是這個企業分裂、垮了。
家族企業還有一個大毛病就是用人唯親,而不是用人唯賢。而信任度是可變的。你當初在那個環境裏面信任他,你可以委託他一些事情,但企業變化了,他本人也在發生變化,特別是這些有特殊身份的人在企業中佔據了重要的工作崗位,規章制度就不起作用了,是特殊人物把持者,這樣就失去了廣大職工的信任,失去了公眾對你的信任。由於信任一些人,結果喪失了更多的信任。
記者:剛剛您講了信任與制衡的關係,除此之外,信任問題還與什麼因素存在聯繫呢?
厲以寧:信任問題還跟自律有密切的關係。在市場調節、政府調節之外,還有第三種調節,就是道德力量的調節,主要是自律。自律説起來容易,但實際上做起來並不容易。自律會遇到兩個重大的阻礙,一個是誘惑,一個是壓力。比如説有些仲介機構為什麼幫人家説假話、開假證明、做假帳?他説:“除了誘惑之外還有壓力存在。”所以説,要培養社會風氣,要有一方伸張它的正義,既能抵住誘惑,又能抵住壓力。假如社會都變成嚴於自律的社會,相信社會信任問題都會一步一步往前做好。 (常艷軍)
經濟日報 2003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