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厲教授，您好！隨著近幾年經濟的發展，信任問題的重要性日漸突出，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信任問題。能不能請您先介紹一下信任問題是如何産生的？為什麼這個問題在今天顯得尤為重要？

    厲以寧：信任是一個社會性的概念，只要有兩個以上的人在一起，就會産生信任問題。打個比方，羅賓遜漂流到荒島上，如果就他自己，那麼就無所謂信任的問題；而如果他有一個僕人的話，就存在了信用問題，如果他和他的僕人互相不信任，彼此都沒辦法在孤島上生存下去。

    信任問題的嚴重與否則是跟選擇結合在一起的。從選擇的角度，我們可以分出三種類型的社會經濟。第一种經濟是完全沒有選擇的經濟。比如在嚴格的計劃經濟時代，一切都是指令的。這裡面沒有信用問題，你只能接受，沒有可供選擇的機會。

    另外一種叫完全充分選擇的經濟，因為大家都有機會選擇，大家都遵守一條最基本的道德準線——誠信，由於有可供選擇的機會，吃虧只有一次，如果你這次欺騙了我，我下次就不找你。所以這時候信用問題就會少一些，不會那麼嚴重。

    介於二者之間的是第三種情況，有點兒選擇，又不是充分選擇，即不充分選擇的社會經濟。以目前中國的情況來説，我們當前正處在社會經濟的轉型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確立，這種情況下，社會信任問題就最突出。

    記者：有人認為，隨著經濟發展，失信現象就會自然消失，因此不必要刻意加強信用建設。您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

    厲以寧：這個想法是不正確的。一個社會，在信用缺失的情況下，經濟註定不會得到順利的發展，也就永遠不會進入充分選擇的經濟。因此，信用建設必須下大力氣加強。首先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把它一步步解決好，有利於我們的轉型和發展。

    信用問題不解決好，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會在充分認識信任問題的重要性同時，要加快改革，早日結束轉型階段。只有在發達的市場經濟情況下，有了更充分的選擇機制，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信任問題。當然法制建設要跟上去。

    記者：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企業的發展。作為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當前我國企業在公眾中的信任度整體上並不樂觀。您能分析一下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什麼嗎？　

    厲以寧：在信任問題上我們必須明確産權問題的重要性。假如有一塊地是公共牧場，隨便放羊。誰放的多，放的早，誰佔便宜。但損失是全體牧民承擔了。“公地的悲劇”，説明産權是必須明確的，只有産權明晰了，才知道了我責任在哪，才能切實解決社會信用問題。

    記者：除了産權問題，您也常常提到制衡。從表面上看起來，制衡和信任是一對矛盾。制衡和信任之間的關係究竟怎麼樣？另外，制衡會不會造成效率的損失，會對企業的經營産生怎樣的影響呢？

    厲以寧：信任和制衡是聯繫在一起的。有效的制衡防止了最壞情況的出現，避免了最大的效率損失，從而保證了整個經濟社會正常的運轉，可以説，制衡機制的建立就是社會信任的表現。表面上看起來，沒有制衡是信任的表現，但實際上可能適得其反。我們可以舉一些家族企業為例。我到過浙江、江蘇、廣東一些地方調查，民營企業一開始都是從家族制企業起來的，家族裏有一個能人，大家信任他，全權委託，結果把企業辦好了。但一旦企業規模大了之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如果家長作出的決定導致投資失敗，家族成員就不再信任這個家長，於是這個企業分裂、垮了。

    家族企業還有一個大毛病就是用人唯親，而不是用人唯賢。而信任度是可變的。你當初在那個環境裏面信任他，你可以委託他一些事情，但企業變化了，他本人也在發生變化，特別是這些有特殊身份的人在企業中佔據了重要的工作崗位，規章制度就不起作用了，是特殊人物把持者，這樣就失去了廣大職工的信任，失去了公眾對你的信任。由於信任一些人，結果喪失了更多的信任。

    記者：剛剛您講了信任與制衡的關係，除此之外，信任問題還與什麼因素存在聯繫呢？

    厲以寧：信任問題還跟自律有密切的關係。在市場調節、政府調節之外，還有第三種調節，就是道德力量的調節，主要是自律。自律説起來容易，但實際上做起來並不容易。自律會遇到兩個重大的阻礙，一個是誘惑，一個是壓力。比如説有些仲介機構為什麼幫人家説假話、開假證明、做假帳？他説：“除了誘惑之外還有壓力存在。”所以説，要培養社會風氣，要有一方伸張它的正義，既能抵住誘惑，又能抵住壓力。假如社會都變成嚴於自律的社會，相信社會信任問題都會一步一步往前做好。 （常艷軍）

    經濟日報 2003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