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蘇省常熟市的一個開發區前，懸挂著兩塊引人注目的招牌：“高新技術開發區”和“軟體研究開發夥伴基地”。然而，園區內空空蕩蕩，入園企業僅６家，且“沒有一家達到科技型企業的標準”。

    記者在華東地區採訪時發現，一些地方不顧本地經濟基礎和産業發展規律，爭相開工所謂“高科技園區”。在發展“高新技術産業”的旗號下，重復建設的“第三次浪潮”正在掀起，造成資金浪費、有限的科技資源被稀釋、産業分散和弱化。

    繼彩電、冰箱和汽車兩輪重復建設後，“十五”以來，以電子資訊、新材料、生物醫藥為代表的“高新”項目遍地開花。常熟是江蘇省的一個縣級市，２０００年７月，定位為軟體園的“常熟市高新技術開發區”開業。儘管實行一系列優惠政策，最終入園企業僅６家，或從事軟體銷售，或做普通化工、印染。園區內的一家軟體公司負責人説，他們常年在常熟人才市場設攤招聘，但從２００１年７月至今，只招到１名軟體技術人員——這裡“根本沒有發展軟體産業的基本條件”。開發區管委會人士承認，常熟建這個“軟體園”是受了周邊大上“高新技術産業”的影響，“別人都上，我們有壓力”，於是跟著上。更有一家企業號稱在全國各地建了２６個軟體園，建軟體園似乎比開連鎖店還容易。

    軟體之外，積體電路項目也非常熱。京、津、滬、蘇、浙、粵、閩、川等地已建了２０多條生産線，信産部的一位知情者説，“至少還有十幾個省市提出要上線，而且熱情都很高”。以上海為例，在建的積體電路生産線有１３條之多，但營利的只有２家。據統計，在各地“十五”高新技術産業發展規劃中，積體電路産業的同構性達３５％，應用軟體系統的同構性為４２．５％，奈米材料的同構性為４８％，電腦網路為５９％，軟體産業為７４％。在經濟發達的“長三角”地區，１４個城市十五規劃中排在前四位的支柱産業都是電子資訊、汽車、新材料、生物醫藥工程，趨同率達７０％。上海在建中國“矽谷”，杭州提出建設“天堂矽谷”，蘇州要打造長三角“矽谷”。一些專家感到迷惑，目前全國在建的各式“矽谷”至少數十家，區域産業特色和産業互補遠未形成。

    並非只有ＩＴ産業如此。“大煉鋼鐵”風目前也正在浙、蘇、閩、粵等地猛刮。僅限對公開資料的不完全統計，東南某省近期將形成１６７０萬噸鋼産能，遠期規模達２５００萬噸。專家告誡，從技術角度講，這些項目很可能是低水準重復。鋼鐵生産的技術要求極高，不是光靠引進設備就能解決的。目前國際上鋼鐵先進技術為美、日、德掌握，嚴禁擴散。“我們新上的線都在講是生産高技術産品、填補國內空白，實際上仍在中低檔産品上競爭。”

    記者發現，此番“高水準”重復大多引入了外資和民間資本。有人由此認為，“企業對自己的錢最負責”，是否“重復”他們最清楚，只要政府不投資就行。但事實不然，各地為引得高新産業，爭相在地價、稅收、電價諸方面進行無底線“優惠政策大賽”，地方政府為此付出的“隱性代價”越來越重。江蘇省無錫市新區資訊産業科技園的一位管理人員説，無錫一畝地的開發成本在２２萬元左右，而賣給外企每畝不過５萬元，有的甚至是白送。在合肥國家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如果真的是上晶片封裝生産線，不要錢也可以”。“倒挂”缺口由財政補貼，或通過提高民用房地産土地使用權轉讓金來補償。

    各地地價優惠大比拼還使得一些企業在高技術旗號下大搞“圈地運動”成為可能。在全國各地圈起２０多個“軟體園”的一家企業的知情人士説“我們走的就是圈地—圈錢—圈人—圈項目的路線”，“空手套白狼”。在這家企業的“東部軟體園”，由於大量地皮閒置，正在發展“生態産業”，進行草皮、花木的生産銷售。

    稅收方面，國家稅務總局的規定被架空。各地名義上實行“五免五減半”，私下均以獎勵的方式變相地將地稅返還給企業，行“十免、二十減半”之實，以此招徠投資。上海某高科技園區為吸引福建冠捷入園，就曾開出“所得稅十年全免，免稅期後稅率１５％”的優惠條件。

    此外，即便是有民間資本和外資介入的“高新技術”産業，仍牽動著銀行貸款及各種融資。據悉，在無錫新區資訊産業科技園，每一筆大型外商投資，中資銀行按與對方出資額１：２或１：１的比例進行配套貸款。在北京，對高新技術産業規模項目，政府財政均拿出１５％的項目啟動資金。專家擔心，由於貸款的大多是國有銀行，一旦項目失敗，求償無著，受損的還是國家。

    山東中創軟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梁銓説，“高水準”重復建設最大的代價或許還不在資金，而在資源內耗及其産生的對産業強度的損害。省市間、省內的地區間都在爭項目、相互克隆，有限的科技資源、扶持政策在撒胡椒面，人才集聚程度低，創新能力更弱，核心技術少，産業強度就弱。資訊産業部的一位專家指出，産業發展的一個有效方式就是資源整合，我國很多高新技術産業整體薄弱、産業規模小都與散亂重復佈局不無關係。

    地方政府為何無視重復佈局、紛紛開工高新技術産業？“優惠政策大賽”的背後是“數字政績”的較量。福建省的一位領導説，重復建設的病灶往往出自“諸侯經濟”的考核病根。現行對官員政績的考核體制過分看重“數字”，引資、ＧＤＰ增長是個剛性的指標，“産值增長了３０％的就比增長了２０％的強，至於誰是可持續發展的，誰是殺雞取卵則沒人管。所以現在每個省市應當將自己當作一個國家來進行産業佈局。”而領導幹部在每一層級上的工作年限一般不超過３年，要在這麼短的時間裏充分體現政績，“高技術産業”的引資、出口拉動最能見效。於是有外來投資、賬面上能增加産值就上，重復不重復不問。

    浙江省經貿委的一位産業研究專家説，如果經濟指標不與政績等同性掛鉤，各地政府的産業決策與安排很可能不是目前這樣。顯然，在對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中，能否形成稅收、利潤和效益綜合考評機制是實現産業合理佈局的關鍵一環。(徐壽松 吳亮)

    經濟參考報 2003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