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資料:我國工業重復建設的三次浪潮
在江蘇省常熟市的一個開發區前,懸挂著兩塊引人注目的招牌:“高新技術開發區”和“軟體研究開發夥伴基地”。然而,園區內空空蕩蕩,入園企業僅6家,且“沒有一家達到科技型企業的標準”。
記者在華東地區採訪時發現,一些地方不顧本地經濟基礎和産業發展規律,爭相開工所謂“高科技園區”。在發展“高新技術産業”的旗號下,重復建設的“第三次浪潮”正在掀起,造成資金浪費、有限的科技資源被稀釋、産業分散和弱化。
繼彩電、冰箱和汽車兩輪重復建設後,“十五”以來,以電子資訊、新材料、生物醫藥為代表的“高新”項目遍地開花。常熟是江蘇省的一個縣級市,2000年7月,定位為軟體園的“常熟市高新技術開發區”開業。儘管實行一系列優惠政策,最終入園企業僅6家,或從事軟體銷售,或做普通化工、印染。園區內的一家軟體公司負責人説,他們常年在常熟人才市場設攤招聘,但從2001年7月至今,只招到1名軟體技術人員——這裡“根本沒有發展軟體産業的基本條件”。開發區管委會人士承認,常熟建這個“軟體園”是受了周邊大上“高新技術産業”的影響,“別人都上,我們有壓力”,於是跟著上。更有一家企業號稱在全國各地建了26個軟體園,建軟體園似乎比開連鎖店還容易。
軟體之外,積體電路項目也非常熱。京、津、滬、蘇、浙、粵、閩、川等地已建了20多條生産線,信産部的一位知情者説,“至少還有十幾個省市提出要上線,而且熱情都很高”。以上海為例,在建的積體電路生産線有13條之多,但營利的只有2家。據統計,在各地“十五”高新技術産業發展規劃中,積體電路産業的同構性達35%,應用軟體系統的同構性為42.5%,奈米材料的同構性為48%,電腦網路為59%,軟體産業為74%。在經濟發達的“長三角”地區,14個城市十五規劃中排在前四位的支柱産業都是電子資訊、汽車、新材料、生物醫藥工程,趨同率達70%。上海在建中國“矽谷”,杭州提出建設“天堂矽谷”,蘇州要打造長三角“矽谷”。一些專家感到迷惑,目前全國在建的各式“矽谷”至少數十家,區域産業特色和産業互補遠未形成。
並非只有IT産業如此。“大煉鋼鐵”風目前也正在浙、蘇、閩、粵等地猛刮。僅限對公開資料的不完全統計,東南某省近期將形成1670萬噸鋼産能,遠期規模達2500萬噸。專家告誡,從技術角度講,這些項目很可能是低水準重復。鋼鐵生産的技術要求極高,不是光靠引進設備就能解決的。目前國際上鋼鐵先進技術為美、日、德掌握,嚴禁擴散。“我們新上的線都在講是生産高技術産品、填補國內空白,實際上仍在中低檔産品上競爭。”
記者發現,此番“高水準”重復大多引入了外資和民間資本。有人由此認為,“企業對自己的錢最負責”,是否“重復”他們最清楚,只要政府不投資就行。但事實不然,各地為引得高新産業,爭相在地價、稅收、電價諸方面進行無底線“優惠政策大賽”,地方政府為此付出的“隱性代價”越來越重。江蘇省無錫市新區資訊産業科技園的一位管理人員説,無錫一畝地的開發成本在22萬元左右,而賣給外企每畝不過5萬元,有的甚至是白送。在合肥國家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如果真的是上晶片封裝生産線,不要錢也可以”。“倒挂”缺口由財政補貼,或通過提高民用房地産土地使用權轉讓金來補償。
各地地價優惠大比拼還使得一些企業在高技術旗號下大搞“圈地運動”成為可能。在全國各地圈起20多個“軟體園”的一家企業的知情人士説“我們走的就是圈地—圈錢—圈人—圈項目的路線”,“空手套白狼”。在這家企業的“東部軟體園”,由於大量地皮閒置,正在發展“生態産業”,進行草皮、花木的生産銷售。
稅收方面,國家稅務總局的規定被架空。各地名義上實行“五免五減半”,私下均以獎勵的方式變相地將地稅返還給企業,行“十免、二十減半”之實,以此招徠投資。上海某高科技園區為吸引福建冠捷入園,就曾開出“所得稅十年全免,免稅期後稅率15%”的優惠條件。
此外,即便是有民間資本和外資介入的“高新技術”産業,仍牽動著銀行貸款及各種融資。據悉,在無錫新區資訊産業科技園,每一筆大型外商投資,中資銀行按與對方出資額1:2或1:1的比例進行配套貸款。在北京,對高新技術産業規模項目,政府財政均拿出15%的項目啟動資金。專家擔心,由於貸款的大多是國有銀行,一旦項目失敗,求償無著,受損的還是國家。
山東中創軟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梁銓説,“高水準”重復建設最大的代價或許還不在資金,而在資源內耗及其産生的對産業強度的損害。省市間、省內的地區間都在爭項目、相互克隆,有限的科技資源、扶持政策在撒胡椒面,人才集聚程度低,創新能力更弱,核心技術少,産業強度就弱。資訊産業部的一位專家指出,産業發展的一個有效方式就是資源整合,我國很多高新技術産業整體薄弱、産業規模小都與散亂重復佈局不無關係。
地方政府為何無視重復佈局、紛紛開工高新技術産業?“優惠政策大賽”的背後是“數字政績”的較量。福建省的一位領導説,重復建設的病灶往往出自“諸侯經濟”的考核病根。現行對官員政績的考核體制過分看重“數字”,引資、GDP增長是個剛性的指標,“産值增長了30%的就比增長了20%的強,至於誰是可持續發展的,誰是殺雞取卵則沒人管。所以現在每個省市應當將自己當作一個國家來進行産業佈局。”而領導幹部在每一層級上的工作年限一般不超過3年,要在這麼短的時間裏充分體現政績,“高技術産業”的引資、出口拉動最能見效。於是有外來投資、賬面上能增加産值就上,重復不重復不問。
浙江省經貿委的一位産業研究專家説,如果經濟指標不與政績等同性掛鉤,各地政府的産業決策與安排很可能不是目前這樣。顯然,在對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中,能否形成稅收、利潤和效益綜合考評機制是實現産業合理佈局的關鍵一環。(徐壽松 吳亮)
經濟參考報 2003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