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人民關注的“兩會”上，加快解決“三農”難題、給農民以“國民待遇”，成為了不少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熱點議題。近期幾則有關城鎮戶籍制度改革消息，讓人看到了加速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實質性政策啟動。

    3月5日的《中國青年報》報道，從4月1日起，北京將實行新的農轉非戶籍改革政策，即今年1月1日後北京市農業戶口婦女所生的小孩，可在父母戶口所在地自願登記為非農業戶口；北京市農業戶口的高等職業教育學校、中專、技校及經教育部門確認的職業高中的在校生，可自願轉為非農業戶口。

    傳統的戶籍制度因其在長期城鄉二元結構中的標誌性“城墻”作用，已經被普遍視作落實農民“國民待遇”的最大障礙。近年以來，濟南、寧波等地城鎮戶籍制度鬆動，社會輿論和新聞報道都隨之喝彩，認為是“突破藩籬的吃螃蟹之舉”。然而，北京市即將實行的戶籍政策引起的社會反響，卻比預想要冷淡許多。來自當地報紙的消息説，京郊農民們對有機會做個城裏人並無太大興趣，因為戶籍的變動沒有給他們帶來實質性收益，反倒有進城後失去土地保障的擔憂。

    此前，新華社播發的題為《“農轉非”受冷淡，河南小城鎮戶籍改革無人喝彩》的報道，也許更能説明一些“農轉非”過程中的傾向性問題。報道説，農業大省河南近年來加快了城市化步伐，去年全面推開了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並沒取得預期效果。部分試點鎮申報“農轉非”指標的多則幾十人，少則只有幾人，有的地方則沒有一個人申報。

    為何應者寥寥？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大部分的小城鎮沒有自己的主導産業，有的只是簡單地在過去的集貿中心建小城鎮。在許多地方，往往將小城鎮建設等同於蓋房子、修路子、建場子（市場）。除少數規模較大的鎮，能夠依託專業市場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增強基礎設施和綜合服務功能外，不少建制鎮仍保留著“沿路一條街，沿河一條邊”的形象。由於鄉企不發達，被佔去了耕地的農民大都靠做小生意掙錢養家。有的鎮逢到趕集日子，賣小百貨的就有一二百家，開煙酒小門市的也有好幾十家。像這樣的小城鎮，“農轉非”無吸引力勢所必然。用一位農民的話説：“進城就是要掙錢，掙不到錢，城市戶口又該咋著？又不頂吃又不頂喝！”

    還要提供各項勞動權益和就業機會——

    落實農民“國民待遇”，非改變一紙戶口那麼簡單

    事實上，伴隨著近年來解決“三農”問題的呼聲不斷高漲，社會輿論對城市化和農民“國民待遇”的思考，也在逐漸深化之中。

    一種普遍的觀點是，積極推進城鎮戶籍制度改革，不斷降低農民進城門檻，引導農村人口向小城鎮合理轉移，促進城市化建設，使小城鎮的人口增長與經濟基礎和基礎設施建設、就業、社會保障以及各項社會公益事業協調發展，是加快我國城鎮化進程的根本途徑。

    在“農轉非”遭冷遇的新聞襯顯下，“門檻”這個字眼尤其意味深長。它不僅僅是指戶籍這一最明顯的身份限制，還包括農民進城後能不能獲得各項勞動權益和社會保障的平等機會。在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確立的今天，戶籍的身份指向已經越來越沒有實質性的含義，更重要的還在於後者。而這一目標，顯然不是在戶籍改革等政策推行後可在朝夕間達到的。

    在網易網，署名“晏揚”的評論文章指出，城鎮化並不是簡單的戶口“農轉非”，也不是簡單的縣變市、鄉變鎮，而是農民生存方式的轉變過程，是經濟生活的工業轉移。用經濟學專家的話説，沒有農村的工業化，便沒有農村的城市化。

    在新華社的報道中，鄭州輕工業學院教授王文亮認為，加快城市化進程，不僅是要降低農民進城入戶的門檻，或者簡單地蓋幾座高樓，建幾個廣場，更重要的是降低在城鎮就業的門檻。要為城鎮常住人口提供比農村更好的就業條件、生活水準，才能把農民轉移為真正意義上的市民。河南省城鄉規劃設計院副院長康美寅則認為，人口由農村向城市流動，必須要有一定的前提條件，那就是城市的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必鬚髮達，必須為這些人提供優良的就業條件，這樣的城市化才是一個良性過程。如果沒有生産力發展的支撐，城鎮化只是一種美好的願望。

    人民網上，李克傑的評論文章以“畫餅充饑”來形容某些地方不切實際的“農轉非”熱潮。評論説，農民需要的是實質上的城鎮化，而不是戶籍上的城鎮化，徹底解決“三農問題”，真正縮小甚至消除城鄉差別，那時才能實實惠惠地過上小康生活。

    城市化可以“製造”嗎——

    莫把農村、農民視為落後的代名詞，更別把他們作為投資城建的圈錢來源

    據《齊魯晚報》報道：專家分析，21世紀我國推進現代化的任務之一是必須加速城市化率的增長，將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比例從現在的狀況完全“倒轉”過來，即從30％：70％，轉換為至少70％：30％。這意味著在2050年之前，每年要有1000萬以上的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這或許可以為各地相繼制定的城市化規劃提供一個理論上的依據。由此，依據社會經濟基礎對一些地方城鎮化作出冷靜科學的評估，尤顯可貴和及時。

    許多地方規劃，都將城區面積和人口的擴容作為城市化的重要指標。有報道説，某市制定了城市“人口膨脹”計劃，要求市區城鎮人口五年翻一番，全然不顧城市自身能否提供多少就業崗位。有的地方則乾脆明確宣佈若干年內減少的農民數目。很難斷言，這些數字經過了對地方未來經濟增長和吸納就業能力的精確預算。有評論尖銳地説，一個城市的現代化水準和文明程度，並不以是否存在農村地區和“農民”消失的速度為標誌。如果往深裏講，如此人為地、急切地讓“農村”、“農民”消失，不僅反映了一些人對“農村”、“農民”的排斥心態，而且反映了一些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好大喜功、急於求成。

    許多地方在放寬城鎮戶籍制度準入時，大都把在城區購買商品房或投資實業作為一項準入條件。“投資買房辦戶口”的初衷，是為了促進小城鎮建設。然而，有專家指出，這種購房搭售戶口的做法，短期內可能給地方城市建設籌集一定的資金，但實質上是從另一個方面抬高了農民進城門檻。在放寬戶籍的同時不為農民進城就業創造配套條件，將有可能變相加重農民為獲得同等就業和保障機會而承擔的負擔，長期看有形成“空殼”城的危險。為此，有人專門發出了“投資買房入戶有可能成為小城鎮的圈錢工具”的警告。

    有報道説，在北京、廣東、浙江等經濟發達地區所做的戶籍改革實驗，並沒有達到想像中的歡迎程度。這，應該成為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

    《人民日報 . 華東新聞》 2003年0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