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項動靜極大、影響也將極大的政策，已經被專家和輿論抨擊了多少年的城-鄉和市民-農民二元結構，不是已經在制度層面被打破？而此前已經有媒體報道，今後北京將不再有“農村”，北京的各郊區、縣全部統稱“京郊”。這兩條消息相隔一天發佈，預示著北京的城市功能、人口管理、社會保障制度等各方面都將有根本的轉變，將其影響稱為“革命性的”也不為過。

    不過媒體在報道“農村”改“郊區”的消息時，稱“北京‘農民’正逐漸消失”，似乎並不準確。可以確知的是，隨著“農業戶口”的消失，被“農業戶口”打上身份烙印的“農民”將逐步消失，但作為一種職業而存在的“農民”，恐怕還將繼續存在，即使在北京也是如此。

    但把農民從一種身份限制轉變為一種職業選擇，正是上述政策變化中最值得重視和高興的部分。改革開放以來飽受詬病的城鄉二元結構，及由此而導致的對農民的事實上的政策歧視，才是“農民”一詞變得格外敏感，農民問題變得特別複雜的真正根源。計劃經濟時期，農民被戶口和由此而衍生的一系列政策釘死在有限的土地上艱難謀生。改革開放之後，當他們走向城市尋求生活的改變時，又因其“農業戶口”帶來的身份，而成為在城市生活、工作著的永遠的外來者。現在，戶口的限制取消，制度上的桎梏已經被打破，“農民”的後代已經可以作為平等的公民，自主地選擇自己未來的生活道路。

    任何一項政策的變化，都不僅僅是觀念的進步所致。北京市敢於先於其他地區一步，取消城、鄉之間的人為區隔和市民與農民之間的身份壁壘，還有一條很重要的先決條件，就是北京作為一個超大型現代城市，其經濟發展已經具有向周邊地區的輻射和拉動能力。“農村”改“郊區”，核心的問題不是那些地方叫什麼的問題，而是它們能幹什麼的問題。如果“郊區”不能在城市核心區域經濟發展的拉動下，比較迅速地將經濟結構由第一産業為主，轉變為第二、三産業為主，完成城鎮化過程，那麼它也只能是改稱“郊區”的“農村”。同樣道理，如果沒有郊區的産業結構調整和城鎮化進程，為當地人口提供足夠的就業和創業機會，則他們雖然擺脫了制度的桎梏，卻也只能被市場繼續束縛在土地上，成為拿著“非農戶口”的農民，甚至成為既沒地可種，也無業可就的邊緣人群。

    既然北京市政府有勇氣做出上述決定，當然是對北京市，包括郊區在內的經濟發展有足夠的信心。實際上，上海、廣州等大城市都已經在這些問題上，先後有了不同的措施，顯示出中國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大型核心城市能夠而且已經在起著拉動和示範作用。現在，各城市的政策基本還是立足於解決“自己”的事情，但它們向更大範圍區域的輻射作用，一定會逐步顯現出來。 （張天蔚）

    北京青年報 2003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