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産出增長為中心”向“以就業增長為中心”轉變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我國的工業化總體上已進入中期階段。主要的標誌是，工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産總值（ＧＤＰ）的比重（工業化率）已達到４４．４％，第二産業的比重達到５１．１％，遠高於世界平均水準，第一産業的比重也已降到了１５％左右；每人平均ＧＤＰ已接近１０００美元，走出了低收入國家的行列。

    然而，我國以往的工業化實際走的是一條“以産出增長為中心”的道路，它與一般工業化過程中的結構變動存在較大偏差。

    第一，産業産值結構與産業就業結構的嚴重不對稱。最顯著的表現在第一産業，２００１年我國第一産業增加值佔ＧＤＰ的比重為１５．２％，而第一産業的就業佔ＧＤＰ的比重卻高達５０％，相對偏差（等於大值－小值／大值１００）達到６９．６，並且這種偏差在不斷擴大，１９８５年以來擴幅在１５．１個百分點。第二産業的産值與就業結構偏差的方向相反，産值比重（增加值）達到５１．１％，而就業比重則僅為２２．３％，相對偏差為５６．４，１９８５年以來擴幅為４．９個百分點。第三産業的産值與就業結構偏差在上個世紀９０年代以前也達到４０％以上，但偏差呈大幅縮小的趨勢，１９８５年到２００１年縮小了２３．８個百分點。

    第二，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主要體現在産業的就業結構上。儘管從産值結構看，我國的工業化率已超出了世界平均水準，但從産業就業結構看，我國的工業化差距還異常顯著。其中偏差最大的是第一産業。據《中國統計年鑒（２００２）》和世界銀行的有關資料，目前，世界２３個主要國家第一産業的就業比重平均為１９．９％，其中８個西方工業國家平均為３．４％，５個東歐轉型國家平均為１６．９％，８個東南亞國家平均為３４％，拉美國家巴西為２３．４％。我國則高達５０％，與世界２３個國家的相對偏差是６０．２，其中與西方工業國家的偏差高達９３．２，與東歐、東南亞和拉美國家的偏差分別是６６．２、３２．０和５３．２。我國是世界上第一産業就業比重最高的國家之一，僅次於緬甸（６２．７％）等少數發展中國家。與世界産業結構的偏差還表現為第三産業就業比重低，世界２３個主要國家第三産業就業比重平均為５４．５％，其中西方工業國家平均高達６９．６％，我國僅有２７．７％，與世界平均水準的相對偏差為４９．２，與西方工業國家的相對偏差達６０．２。相比而言，第二産業的就業比重與世界平均水準較為吻合。

    第三，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長期大幅下降。就世界各國經濟的長期總量生産函數來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一般呈正相關關係，這已成為宏觀經濟學中的一個可靠的經驗規律。但在我國，由於經濟轉型和就業體制改革等因素的影響，這種就業增長機制發生了顯著的變異，經濟增長與就業失業變動之間呈現出較強的非對稱性。表現為一方面經濟産出連續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近２０多年來ＧＤＰ年均增長率達到９％左右；另一方面就業增長率卻大幅下降。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平均就業增長率為２．９６％，每年約新增１３８０萬人就業，而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平均就業增長率僅為１．１％，每年僅增加就業７５２萬人。綜合體現為ＧＤＰ就業彈性的長期下降趨勢，上個世紀８０年代，ＧＤＰ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所帶來的就業增長百分點（就業彈性系數）均在０．２以上，平均達０．３４，但到９０年代則下降為０．１左右，有些年份甚至低至０．０７，雖然近些年就業彈性系數略有回升，２００１年也只達到０．１８。

    世界主要工業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工業化最基本也是最有意義的變化，是“人的變化”，即眾多從事農業的勞動者轉移到了非農産業中，以及伴隨這一過程的眾多鄉村的農民變成了城市的市民。因為只有發生這樣的變化，才能在有限的土地資源和技術條件下快速提高農業生産的效率，並滿足加工製造業和商貿等服務業擴張對勞動力增長的需求，最終使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福利最廣泛地惠及到民眾。

    有鋻於此，我們認為，加快推進我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擯棄“見物不見人”的傳統思路，把主攻方向放在提升經濟的就業結構上，實現由“産出增長為中心”向“就業增長為中心”的轉變。這種轉變既是工業化內涵的本質要求，也是縮小我國與發達國家差距的關鍵。

    “以就業增長為中心”的工業化面臨的難題

    與世界許多工業化國家不同，我國現階段工業化有三大獨特的背景。一是參與工業化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１／５，其中近７０％屬於農業人口；二是工業化要進行的變革不僅表現在生産和技術領域，而且還體現在體制和制度層面；三是世界資訊化和新科技革命以及經濟全球化，賦予我國的工業化雙重使命（既要完成傳統的工業化又要趕上新的産業革命）。在這種背景下，實施基於就業增長的工業化必將面臨著諸多的難題和挑戰。

    第一，我國雖然已進入工業化的中期階段，但還需要解決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初期就完成的大量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難題。據我們測算，今後第一産業中大概有３．１億人要轉移到第二、三産業就業，轉移規模佔到全部就業的４２％和第二、三産業就業總量的８６％。怎樣才能在不太長的時間內達到這一目標，不能不説是一道世界性的難題。

    第二，在實現完全市場化轉型之前的一段時期內，我國必將經歷經濟的快速增長不能同時帶來就業相應增長的“奧肯悖論”現象。隨著體制改革的深化和經濟結構調整，我國城市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及政府機構將有大量冗員溢出，大量的隱形失業顯化。據統計，目前全國大概有１８００萬失業和下崗人員，相當於城鎮經濟活動人口的１０％。根據有關研究預測，未來１０年內我國勞動力總供給將會從７．１３５８億增加到７．８１９３億的峰值，此後緩慢下降，到２０２０年可降至７．７５７４億；而按照７％－８％的經濟增長率和０．１７０７的就業彈性系數測算，２０年內勞動力總需求將從５．７６１億增長到７．４１４億。也就是説，大概在１５－２０年後我國的就業矛盾才有望緩解；隨著轉軌進程的結束，隱形失業基本消除，失業率統計口徑同國際接軌，揭示失業與經濟增長反函數關係的奧肯定律才真正起作用，即失業率上升導致實際産出增長率下降，失業率下降將推動經濟的增長。

    第三，為跟上世界資訊化及科技革命浪潮，我國必須大力提升産業技術層次和結構，從而使社會經濟中形成對勞動要素吸納與排斥並存的兩股力量。加快改造傳統産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産業，以資訊化帶動工業化，儘管在這一過程中由於新的技術發明及其産業化應用，會帶來對勞動就業的新需求，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高科技産業發展對勞動力要素所産生的擠出效應。特別是，在一定時期投入總量限制條件下，是多發展科技含量高、用人少的産業項目，還是多發展用人多、科技含量不高的産業項目，必然面臨著選擇。如果過多的遷就勞動就業，勢必會拖曳傳統産業升級和國家資訊化的進程，進而影響到我國整體經濟競爭力的提高。因此，基於就業增長的政策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這種負面效應，是一個需要著力研究解決的課題。

    “以就業增長為中心”的工業化的政策取向

    １．清除限制農業勞動力轉移和流動的一切障礙。改革開放２３年我國第一産業的就業下降了２０．５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不到一個百分點。照此速度到２０２０年，第一産業就業還要佔到３０％，仍然遠高於目前的世界平均水準。因此，加快農業勞動力向第二、三産業轉移應當成為我國今後工業化的一項戰略任務。

    ２．確立“就業優先”的工業化政策基本取向。“就業優先”並不意味著政府對發展用人少的高科技産業不予考慮，相反，少數關係國民經濟命脈、帶動能力強的關鍵行業和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新興産業以及核心産業技術，國家要大力支援其發展。但對多數普通行業和一般産業領域都應當實行“就業優先”的原則，在不降低效率和技術要求的前提下，盡可能多地滿足社會對就業的需求。各級政府應把凈增就業崗位、落實再就業政策和加大再就業資金投入作為政府的重要工作內容，建立起政府促進就業增長的目標責任體系。

    ３．運用就業獎勵、勞動成本補貼、減免稅等政策工具，鼓勵創造就業。發達國家政府在解決本國失業問題方面採取了許多經濟刺激措施。如法國對在受援區內投資的企業，除按投資的２５％給予補貼外，每創造一個就業機會還可得到２５０００法郎的獎勵，受援程度最低的則相應獲得１２％補貼和１２０００法郎獎勵；比利時規定，在就業區（Ｔ區）內如果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可獲准全部或部分免征其公司所得稅，就業區的設置數量限于結構性失業特別高的地區。我國今後應考慮把政策支援的重點放在鼓勵中小型民營企業創造就業上，各級政府可以考慮從財政拿出一部分專項資金，根據在一定時期內創造就業崗位的數量多少，對企業主給予獎勵；或根據其支付的勞動成本，給予一定比例的補貼。另外，也可以對創造就業超過一定規模的企業主，在地方可減免的許可權內提供稅收優惠。

    ４．重視資源型地區、礦業城市的再就業問題。有關資料顯示，目前處於衰退期的城市有５４個，佔資源型城市的１２．７％。據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的摸底統計，預計僅需要退出市場的資源枯竭的礦山，其在職職工就將近４００萬。這些地區單靠自身實現經濟轉型，解決關閉企業職工和下崗人員的再就業極為困難。

    ５．發展職業教育培訓，不斷提升勞動力的技能和素質。 （陳耀：中國社科院工經所）

    經濟參考報　2003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