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這篇報道，筆者對引資的策劃者、如何幕後交易以及案件的查處結論等並沒有太在意，倒是對案件中的特殊主體——地方政府——頗為留意。

    不難看出，這起案件背後隱藏的制度原因，就是上級對下級片面的“政績要求”，即把經濟指標列為“政績考核”的首要內容。還是那篇報道説，在棗莊市，連續兩年完不成任務的，部門主要負責人年終考核不能評為“優”，部門公務員將被扣發工資。地方政府通過下達指標謀求政績，難免會被公眾視為“低級錯誤”。但是客觀地講，無論在經濟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上述“低級錯誤”仍然不同程度地延續著。

    不可否認，政府出面組織招商引資活動，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確有其不得已而為之的必要性，也曾促進過企業間、區域間的經濟合作。然而從大處看，市場經濟的成熟與推進，特別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後，一方面要求更細緻的社會分工以進一步提高經濟效益，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從直接干預企業和經濟發展的角色中退出來。

    往深裏想，如果由政府牽頭的招商引資效果不理想，公眾當然就會把責任歸咎於政府。棗莊市發生的“假引資”案件對政府形象的影響不言自明。再進一步説，政府牽頭招商引資，其行為的突出表現是“管制過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招商引資的過程其實是建立一種信用機制。政府出面“張羅”這一過程，使信用機制難以靠市場競爭形成，甚至可能阻礙和破壞信用機制的形成。棗莊招商引資引發1100萬元資金到位的假證明，是為明證。那麼，政府在招商引資過程中的角色究竟如何界定？竊以為，其角色應該是責任監督：讓守信者獲益，讓失信者受罰。這樣才是適應市場規律的做法。

    行文至此，看到新華社7月24日的一條消息：已有11年曆史的西安經貿洽談會從今年起停辦。原因是這種由政府牽頭的招商活動，政府每年投入多達上千萬元。而在西安之前，上海市已經改變以往在招商引資中唱主角的做法，開始推行“仲介招商”，通過專業的投資仲介諮詢機構，將招商項目推向相關投資市場，為投資方選擇最理想的合作夥伴。上海官方認為他們的做法還了“招商引資”的本來面目。如此看來，上海和西安已將招商引資方式由政府牽頭徹底讓位於市場運作，是值得其他地方借鑒的。

    《中國青年報》 2002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