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經貿關係是威脅論還是互利論(1)  
胡鞍鋼

    進入21世紀,全球經濟發展有兩大重要潛在驅動力量:一是經濟全球化,包括商品和服務的貿易,資本的國際流動,以及全球環境問題;二是經濟區域化,包括地區國際合作,貿易自由區,共用通訊和交通運輸基礎設施,打擊跨國犯罪以及區域環境問題。這既加速了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也加快了各區域經濟重新分工、整合與一體化進程;既能帶來新的機會,又能産生新的或更大的挑戰。為了應對這些挑戰就需要在未來進行重大的制度變革,在超國家層面上進行有利於各國經濟發展和這一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制度建設。

    中國和日本都是亞洲經濟大國,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21世紀亞洲地區經濟發展與經濟區域化扮演重要角色。發揮著領導作用。隨著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迅速崛起,日本國內開展格外令人關注的大辯論,其中中國發展對日本是"威脅論"的呼聲甚囂塵上,特別是對日本的製造業構成嚴重威脅,已經引起日本産業"空洞化"。到底中國經濟發展對"一衣帶水"的日本鄰邦是"好事"還是"壞事"?中國發展對發達國家的日本是"威脅論",還是"互利論"?日本近年來是否出現了産業空洞化的問題?本文對此進行分析,並提出中國與日本長期與近期合作的構想。我們認為,中日經濟崛起不僅促進兩國經濟貿易關係,而且促進東亞地區貿易自由化進程,並積極提供地區性"公共産品"。

    一、中日兩國國情比較

    1.中日兩國處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中日兩國處在不同的每人平均收入發展階段,日本的每人平均GNP相當於中國每人平均GNP的7倍。根據世界銀行(2001)的統計,1999年中國每人平均GNP(PPP)值為3350國際美元。在全世界206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在第127位,屬於下中等收入國家組(該收入組平均數為2450國際美元)。日本的每人平均GNP(PPP)值為25170國際美元。在全世界排在第15位,屬於高收入國家組(該收入組平均數為25690國際美元)。

    中國仍屬於農業勞動力為主、農村人口為主的發展中國家,日本屬於工業化、城市化程度相當高的發達國家。1999年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為68%,而日本的農村人口僅佔其總人口的21%;1998年,中國農業勞動力佔總勞動力比重的47%,而日本這一比重僅為5%。

    中國仍屬於中等人類發展水準國家組,日本已經屬於高人類發展水準國家組。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發佈的《2001年人類發展報告》表明,從人類發展指數(HDI)看,1999年日本在174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為第9位,其HDI指數為0.928,其中每人平均壽命為80.8歲,綜合毛入學率為82%。同年,中國在全世界的排名為第87位,其HDI指數為0.718,其中每人平均壽命為70.2歲,綜合毛入學率為73%。

    目前,中國的多項發展指標僅相當於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的水準。比如2000年中國農業部門佔GDP比重為15.9%,相當於日本1959年的水準;2000年中國的城市居民恩格爾系數在為39.2%,而日本1965年的城市居民恩格爾系數就已經達到38.8%;目前中國每人平均電力消費水準,還低於日本1960年的每人平均水準;其他人類發展指標,如人口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目前中國也只相當於日本在60年代的水準。

    以上數據表明,中國與日本處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其基本國情差異甚大。這種差異是發展的差異,在一定條件下也會成為兩國經濟發展與貿易增長的有利因素。

    2、如何正確認識"真正的中國"

    什麼是真正的中國呢?許多到過中國的外國人士包括政治家、商人、旅遊者是迷惑不解的。常常在問,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他們中的許多人僅僅到過中國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這很難認識中國的真正面貌。

    我把真正的中國形象地比喻為"一個中國兩種制度"、"一個中國四個世界"、"一個中國四種社會"。所謂"一個中國兩種制度",是指過去50年中國長期形成的城鄉居民的兩種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業制度、公共服務制度和財政轉移制度,以及兩種差異甚大的生活方式。這"兩種制度"的設計安排和延續,不僅是導致城鄉居民不僅每人平均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原因, 也是導致城鄉居民公共服務水準差距懸殊的根本性制度原因。例如,目前我國農村人口約佔總人口數量的三分之二,但是,政府的財政支出直接用於農村人口的比重只有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之間。

    所謂"一個中國四個世界",是指中國發展不平衡性在各個地區中的反映。我們根據世界銀行劃分四個不同收入組,按照每人平均GDP(實際購買力平價PPP)計算,把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放在世界206個國家和地區中,發現第一世界是指已經進入世界高收入組的地區,包括上海、北京、深圳三個城市,大約佔全國總人口數量的2.2%;第二世界是指世界上中等收入組的地區,如天津、廣東、浙江、江蘇等沿海地區,大約佔全國總人口數量的22%;第三世界是指相當於世界下中等收入水準的地區,大約佔全國總人口數量的26%;第四世界是指相當於世界低收入水準的地區,主要分佈在中西部的貧困地區,約佔全國總人口數量的一半。根據我們對國際比較的研究發現,中國是世界上地區發展差距最大的國家,即使在一個省份中,其內部差距也是十分巨大的。

    所謂"一個中國四種社會"首先是一個農業社會。至今,我國農業勞動力佔全國總就業人數比重仍佔50%,這一數字相當於1870年美國、法國、德國的農業人口比重水準。第二是工業社會(包括建築業),其勞動人數佔全國總就業人數的23%;第三是傳統服務業社會,其就業比重為22%;第四是知識社會,包括教育、衛生、文化、科技、金融保險及其政府等,其就業比重佔全國就業人數的5%。

    上述分析表明中國的基本國情體現出了發展的多樣性、地區的差異性和多種不平衡性並存等特點,具體體現在巨大的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社會差距。儘管中國在過去20多年是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並沒有根本改變,實際上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今後還應長期處在這一階段。

    二、中日兩國各類戰略資源與比較優勢比較

    1.兩國戰略資源各有優劣,但具有較強的互補性

    為了能夠認識中日兩國的基本國情和發展優勢與發展劣勢,我們需要提出戰略資源的分析方法。我們大體上把與經濟貿易關係密切相關的戰略資源分為:自然資源,人力資源,資本資源,知識技術資源,國際資源五類。通過比較我們可以得出幾點結論:

    (1)中國在自然資源與人力資本方面要明顯強于日本。

    中國是世界上人力資本最豐富的國家,也是中國各類戰略資源中最具實力的資源。根據歷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中國15-6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由1982年的61.5%提高到2000年的70.15%;同期15-64歲人口年增長率為1.97%,高於人口年增長率;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數由1982年的4.61年提高到2000年的7.11年,增加了54%;總人力資本(指15-64歲人口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數的乘積)由1982年的28.8億年提高到2000年的63.14億年,增加了一倍多。其中人口轉變因素(15-64歲人口增長)貢獻為45.2%,教育水準提高因素(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數增長)貢獻為54.8%。中國總人力資本佔世界總量的比重由1980年的17.6%提高到1999年24.0%,相當於日本的7.3倍,美國的2.8倍。這表明,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國,而且也是世界上人力資本總量第一大國,這是中國最大的戰略資源優勢。

    中國是世界上的自然資源大國,實際利用主要自然資源居於世界第二位。首先電力使用佔世界比重明顯提高,由1980年的3.15%提高到1998年8.39%,居世界第二位,日本的電力使用佔世界比重為7.29%略低於中國;其次中國商業能源佔世界比重有所提高,由1980年的8.18%提高到1998年11.8%,居世界第二位。日本為5.46%,相當於中國的一半左右;中國農業種植面積佔世界比重不斷下降,由1980年的17.01%下降到1998年13.52%,居世界第二位,低於印度。而日本僅為0.3%,是中國的四十五分之一。中國總體自然資源1975年佔世界的8.54%,到1998年為9.88%,在可使用主要自然資源中排世界第二,居美國之後(為15.85%),是日本(為3.48%)的3倍。

    需要説明的是中國人口占世界比重高於自然資源佔世界比重,每人平均自然資源佔有量和使用量低於世界每人平均水準,是不具有比較優勢。

    (2)中國在資本資源方面要高於日本。中國資本資源佔世界總量比重迅速上升,還有提高的潛力。在改革初期中國資本資源相對短缺,1980年國內投資額佔世界總量的4.4%,沒有外國直接投資(FDI),也缺少資本市場,因而資本資源佔世界總量僅有1.276%。隨著對外開放和發展金融市場,這一比重在1990年上升為3.87%,1998年達到9.4%。同年中國國內投資額佔世界總量比重(為17.59%)已高於日本(為10.09%)。這是因為中國基本上屬於FDI的凈流入國,而日本則幾乎是FDI的凈流出國。但中國資本市場(指股票市場市值)佔世界比重(為0.84%)遠低於日本(為9.09%)。總體看來,中國資本資源佔世界比重(為9.4%)是日本(為6.9%)的1.4倍。

    (3)日本在知識技術資源與國際資源要明顯強于中國。中國知識技術資源十分匱乏,日本相當於中國的近8倍。1980年中國知識技術資源佔世界總量比重只有0.79%,90年代由於因特網、行動電話迅速增長導致中國知識技術資源佔世界總量比重提高到1.85%,而日本則高達14.7%。其中中國知識創新能力(指科學論文數比重)十分低下,1997年僅為1.77%,而日本則為8.56%,是中國的5倍。中國的技術創新能力(指本國居民申請專利數比重)也十分低下,僅為1.6%,而日本則為44.05%,是中國的27.5倍。

    中國利用國際資源方面能力相當小,日本相當於中國的4.8倍。中國利用國際資源佔世界比重很小,1980年僅為0.59%,到1998年提高為1.83%,而日本利用國際資源佔世界的8.80%。儘管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無論是出口還是進口貿易,中國佔世界比重還比較低只有2.5-3.0%之間;中國版權和專利收入、支出不足世界總量1%。説明中國既不是軟體技術輸出大國,也不是軟體技術輸入大國,沒有能夠充分利用開放環境,有效吸收全球技術,特別是軟體技術和知識資訊。

    上述中日兩國資源稟賦各不相同,形成不同資源的比較優勢,有利於雙方通過進出口貿易獲取比較利益。這是貿易雙贏的條件和基礎。

    2.中日兩國具有不同産品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作者利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國際經濟數據庫計算了中國、日本、美國、澳大利亞進出口顯示的比較優勢,研究表明:

    在進口方面,日本充分發揮了農業和礦産密集産品進口比較優勢,其系數分別為1.950和2.027;與之相比,中國的資本密集産品進口比較優勢明顯(為1.170),而在農業密集産品進口、勞動密集産品進口和礦産密集産品進口方面都要低於日本和美國的水準。産生上述問題的原因是中國在進口方面實行的是"半保護"和"半開放"的混合政策,大大限制了中國進口緊缺資源方面的比較優勢的發揮。

    在出口方面,中國在勞動密集産品出口比較優勢系數(為3.561)遠高於日本和美國;農業密集産品出口比較優勢系數(為1.023)略低於美國(為1.094),但遠高於日本(為0.0862);礦産密集産品出口比較優勢系數(為0.549)略高於日本(為0.1794)和美國(為0.3535)。日本在資本密集産品出口比較優勢系數(為1.488),略高於美國(為1.197)遠高於中國(為0.5358)。

    總之,通過對中日兩國顯示比較優勢系數的研究,我們發現日本在在勞動密集型出口産品上的比較優勢系數呈下降趨勢,自20世紀80年代以後在這一領域幾乎不再具有比較優勢(見表5)。另外在農業密集産品出口和礦産密集産品出口方面幾乎不再具有比較優勢。但在資本密集産品出口比較優勢系數是呈上升趨勢的。而中國則在在勞動密集型出口産品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另外,與日本相比中國還在農業密集産品出口方面具有一些比較優勢。

    三、中日兩國經濟互補性強,合作大於競爭

    1.日本競爭力明顯高於中國競爭力國家競爭力的意義就是國家生産力,即能夠生産適應市場檢驗且擴大國民收入的商品和服務的能力或程度。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2000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將競爭力劃分為兩類:一是現實競爭力指數(the current competitiveness),是指按每人平均GDP水準所衡量的現實生産率和現實經濟運作狀況;二是增長競爭指數(the growth competitiveness Index),該指標包括經濟創新力指數,用來衡量有效的創新或有效的技術轉移;金融指數,用儲蓄率和投資率來衡量有效率的金融體制;國際指數,用來衡量與其他國家經濟一體化的程度。

    根據《2000年全球競爭力報告》 的統計結果:中國的增長競爭力排序由1999年的第32位,下降到2000年的第41位;同時,日本的增長競爭力排序也由第14位,下降到第21位。中國的現實增長率指數排序由1999年的第49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44位,而日本的現實增長率指數排序一直處在第14位。這表明,中國不僅在每人平均收入水準方面低於日本,而且在國家競爭力方面始終低於日本的水準,並且與日本不處在同一個競爭層次上。

    從市場競爭力角度看,中日兩國之間也是比較弱,主要是與處在同等發展水準的東盟國家構成競爭關係。根據CHKwan的研究表明:在美國市場,中國與日本的競爭關係從1990年的3.0%上升為2000年16.3%。同時,中國與印度尼西亞在美國市場的競爭程度從1990年到2000年一直在80%以上,2000年為82.8%。而泰國與中國的競爭程度在2000年也達到了65.4%,其他如台灣、馬來西亞、菲律賓與與中國的競爭程度在2000年也已接近50%。由此可見,雖然在美國市場中國與日本的競爭關係是上升的,但是總體來看,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之間的競爭程度,還要明顯高於與日本的競爭程度。

    2.中日兩國産業分工十分明顯:中低技術産品與高技術産品按照前面的分析,我們知道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産業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這種産業所生産的産品又是低附加值的、低技術含量的産品;而日本在資本密集型、知識技術密集型産業上具有較大優勢,這些産業所生産的産品多是具有高附加值的、高技術含量的産品。而在中等技術含量的産品領域,如家電領域,中國和日本則有一定程度的競爭關係。

    對每種産品而言,其綜合水準的指標(即所謂的産品綜合指數)可以用其出口國的每人平均GDP的加權平均值來表示,以其各自的全球出口份額作為權重。因為一般看來,低收入國家出口的産品大多是低附加值的産品;而高收入國家出口的産品大多是高附加值的産品。

    CHKwan的研究同時表明:在美國市場中國和日本之間的競爭名義競合部分從1990年的3%,逐步擴大為2000年的16%。在2000年的實際競合部分是10%。可見,至少就美國市場而言,中日之間的競爭是加劇了;但是我們同時也可以看出中日之間競爭的主要領域集中在中等技術産品上,高技術産品領域日本仍然佔有競爭優勢,而低技術産品領域中國則佔據競爭優勢。

    另外,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1999年),日本高技術産品的出口額為1048億美元,佔其製造業出口總額的27%;中國高技術産品的出口額為296億美元,佔其製造業出口總額的17%。日本這一比重比中國高出10個百分點,由於日本是世界製成品出口大國,高技術産品出口額相當於中國的確3.5倍。總之,中日兩國仍處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在資源稟賦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即中國的人力資本豐富,而日本的知識技術資源豐富。不同的發展水準和資源稟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兩國的不同領域競爭優勢,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産業上具有競爭優勢,而日本在知識技術密集型産業上具有競爭優勢,兩國在中等技術産品領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競爭。總的來看,日本國際競爭力大於中國競爭力;與此同時中日兩國在經濟、産業、貿易等方面互補性大於競爭性,合作領域多於競爭領域。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

    人民網 2002年7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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