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已經開始有市場化經營實體關注或涉足農業的産業化經營。它們以市場機制為軸心，試圖以有競爭力的成本生産、銷售無公害的蔬菜瓜果及其深加工産品，參與消費市場競爭

    ●建議政府及社會將支援“三農”的資源中的相當部分，直接向具備必要條件的新型農業企業集中，催生一批兼備資本、經營管理、科技、運銷能力的實業型農業公司，使之成為建設源頭農業、綠色農業、生態農業、設施農業的中堅力量

    一段時間以來，不論在上海還是在全國，有相當多的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十分關注“三農”問題。例如大量離土農民的生活和就業問題、源自農業的“餐桌污染”問題、農産品的出路和價格問題等等。為此，他們提出了繼續加大投入以支援“三農”，優化農業産業結構以提高農民收入，促進農民離土以減輕農村人口壓力，加大立法、執法力度以治理農産品污染，減輕稅費以舒緩農民負擔等諸多建議。凡此種種，都有助於拓展解決“三農”這一中國當今頭號問題的思路。

    那末，所有這些有益的對策或建議，應該由誰來具體做，由誰去負責實施呢？

    農民本身責無旁貸。沒有人比農民本身更切膚地寄望于農業振興。有賢達獻言關愛“三農”，自是農民之大幸。問題在於，區區農家小戶，有能力改良水土、優化品種麼？有能力根治病害與污染麼？有能力維持農電機械的正常運作麼？有辦法開拓穩定的農産品行銷市場麼？難！讓他們做好其中一二項尚且難，更不要説做好生産、管理、技術、市場所有環節上的複雜工作。解決“三農”問題，顯然單靠農民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

    政府向來高度重視“三農”問題。改革開放20多年，幾乎年年都將農業問題列為中央1號文件的內容。然而“三農”問題的根本好轉仍未見顯著表現。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好事做過頭，凡見眼前有利可圖的農副産品，就鼓勵、支援甚至強制農民擴大生産，結果卻因供求失衡、運銷不暢乃至資訊失真或偽劣種子農藥等種種原因，反導致決策失敗與農民受損。實踐證明，種種傳統思路或辦法，只能解一時之困，而無法根本解決面臨的種種矛盾。

    值得人們注意的是，現在已經開始有市場化經營實體關注或涉足農業的産業化經營。這是一個令人高興的跡象。它們的出現，可能會為解決“三農”問題作出一定貢獻。但之所以稱“可能”而不是“必然”，是因為到目前為止，多數這類企業並不具備做好這種市場角色所必需的素質或條件。這種素質包括：對農業、生態、生命品質的高水準認識；對艱苦、微利産業經營及其風險的長期心理準備；對農業組織與管理、農業科技、市場行銷與投資的操作能力，尤其還應有一點對農民、農村的樸素關愛感情，等等。此外，還應得到適當的政府支援和必要的社會關懷。這些素質或條件若不能基本具備，則有好心者最後也未必能成好事，更何況如果借“三農”旗號以牟短期功利，則必敗壞“三農”利益甚至損害政府的名聲與形象。

    令人欣喜的是，筆者在本市金山看到了都市型農業經營實體發生發展的初步表現。一些有志於在推動農業、農村發展中贏取企業長期利益並實現自身人生價值的投資人，以市場機制為軸心，組織起資本、土地、人力、科技、行銷各路資源，從水土、種子、生産管理等基礎要件的根本改良做起，試圖以有競爭力的成本生産、銷售真正有機、綠色、無公害的蔬菜瓜果及其深加工産品，參與大都市中高層次的消費市場競爭，並得到農民的積極參與和政府的必要支援。初步的實踐表明，其産品的品質與價格有相當競爭力，應能通過提供綠色健康蔬果有效改善“餐桌污染”，並使自己和農戶在生産、行銷中獲利。由此看來，在一些農村原有植保、農技、水電支援體系已解體的情況下，這一類農業企業的健康成長和長期生存，將為開放市場條件下生産與銷售、農業與市場、農民與政府之間的溝通與良性互動，發揮仲介、中堅的作用，做小農和政府想做而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

    基於這種認識，建議政府及社會將支援“三農”的資源中的相當部分，直接向具備必要條件的新型農業企業集中，催生一批兼備資本、經營管理、科技、運銷能力的實業型農業公司，使之成為建設源頭農業、綠色農業、生態農業、設施農業的中堅力量——這可能是上海郊區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或許也能為解決全國性的“三農”問題，提供種種可資借鑒的模式。

    （作者為上海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文匯報 2002年6日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