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議貨幣政策

    這幾年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同時，實施了穩健的貨幣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在配合財政政策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按照人民銀行的總結，穩健貨幣政策的內容是：適當增加貨幣供應量，加大對經濟發展的支援力度；通過央行的政策法規和窗口指導，引導商業銀行的貨款投向，提高信貸資金的使用效益；加強對銀行的監管，促進商業銀行的制度更新，為有效傳導央行貨幣政策創造條件。在增加貨幣供應量方面，央行從1998年開始就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取消了對商業銀行的貨款限額控制，兩次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連續八次下調存貸款利率等。從1998年到2001年全部金融機構各項貸款分別增長15.5%、12.5%、13.9%和11.8%，穩健的貨幣政策有力地支援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促進了經濟發展。

    受國際經濟環境及內需不穩定的影響，2001年我國經濟增長率逐步下滑，居民消費品價格指數2000年5月份開始由負轉正並持續16個月保持正增長的局面，2001年9月被打破，同比指數出現負增長，11月12月連續下降。今年1—2月全國居民消費品價格總水準比去年同期又下降0.5%。工業品價格指數和商業零售價格指數下降時間更長。前幾年隨需求的不足和經濟下滑出現的通貨緊縮趨勢，現在又加重起來，引起人們的關注。有人認為，貨幣政策的“緊縮”是造成這種情況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們認為，要徹底改變這種狀況，有必要改變當前的貨幣政策取向，對實行實質性的“緊縮政策”進行調整，迅速實行“積極的”、“寬鬆的”，也就是擴張性的貨幣政策。

    正是因為存在著貨幣供應量偏緊的問題，央行在宣佈今年繼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時，強調繼續保持貨幣信貸總量的適度增長，進一步加大對經濟發展的支援。保持貨幣信貸總量的適度增長，這是穩健的貨幣政策題中本來應有之義。當然，貨幣信貸總量的“適度增長”是一個彈性很大的概念，因為決定貨幣供應量“適度增長率”的因素很多，是很難測算的，只能依靠實物經濟的運作狀況進行分析，主要是依靠物價走勢來判斷。2002年貨幣信貸的預期目標：M2增長13%左右，M1增長13%左右，M0現金投放在0.15萬億元以內，全部金融機構貸款預期增加1.3萬億元。與此相對應，2001年貨幣信貸的預期目標是：M2增長13%—14%，M1增長15%—16%，M0現金投放限制在0.15萬億元以內，全部金融機構貸款預期增加1.3萬億元左右。2002年與2001年這幾項指標對比，可以看出2002年M2增幅是2001年目標的低線，同時又低於2001年的實際增長水準（14.4%）。2002年M1的增幅比2001年目標下調了2—3個百分點，接近2001年末實際增長水準（12.7%）。現金凈投放和貸款預期規模不變，分別為0.15萬億元和1.3萬億元。但是如果考慮到現金總額和貸款餘額規模在不斷擴大，基數不斷加大，2002年現金投放和貸款的增長率，實際是下降的。國債投資也有這個問題。國債今年0.15萬億元，規模與上年相等，實際力度下降。如果國際經濟形勢不能迅速改觀，以現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力度，可能不足以支援保持經濟增長不進一步下降。因此看來今年貨幣信貸的目標有點偏緊。考慮到目前通脹率仍處於偏低的狀態，貨幣供應量的目標似應適度放寬，或者在執行中適當放鬆。

    當前積極擴大貨幣信貸總量，既有可能也有必要。目前銀行資金比較充裕，利率水準比較低，市場物價相對穩定，這些都有利於通過增加貨幣信貸總量來支援經濟發展。從客觀需要來説，有不少地區、不少行業、不少企業，對銀行信貸的要求仍很大。要適度放寬對貸款的限制，進一步加大對企業技術改造、中小企業及農戶的金融支援力度，調動信貸工作人員行銷貸款的積極性，處理好防範風險與銀行盈利的關係，防止信貸過度萎縮情況的出現。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銀行信貸資金向大企業、大項目、大行業等“大戶”集中趨勢不斷加強。信貸資金向“大戶”集中，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大企業、大項目、大行業的資金需要，但過分集中到“大戶”的信貸資金，産生的效益並不一定高，造成了資源浪費，助長“大戶”冒險經營超常投資，使信貸資金面臨風險不小。同時，信貸資金大量集中到“大戶”，使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更加突出。商業銀行應轉變觀念，主動深入企業，在防範風險的基礎上，搞好信貸資金的合理分配，促進各種類型企業業務的平衡發展。還應注意的是，金融機構貸款增速減慢，主要集中在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貸款增速和信貸市場份額都在上升。這與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信貸管理方式落後、貸款行銷觀念不強、信貸激勵機制不健全等有很大關係。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改革深化和民間金融機構的發展，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齣路。

    我認為，適度鬆動貨幣信貸的供給，在繼續堅持穩健貨幣政策的框架內可以做到，無需改變貨幣政策的取向，實施擴張性的（或“積極的”）貨幣政策。貨幣當局在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時，應向寬鬆方面使勁，解除貨幣供應量偏緊的情況，以防止經濟增勢繼續下滑，促進經濟增長。我認為目前我國的貨幣供應總量，也不宜過於放鬆。一來是我國銀行的不良資産、壞賬近幾年增長速度雖有下降，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2002年初比2001年初下降3.81個百分點，但目前仍有1萬億元多人民幣的壞賬。在信用過分集中于銀行，企業負債率還較高的情況下，過分擴張貨幣供應，盲目增加貸款，勢必增加新的壞賬，加大金融風險的壓力。二來是，儘管目前通脹壓力不大，但隨著貨幣信貸投放的加大，易引起物價上漲，要密切關注物價運作狀況，及時採取措施，防止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特別要防範在嚴重的通貨膨脹情況下M2中儲蓄存款變現的衝擊。我過去在一篇文章中説，通貨膨脹率在負二到正三之間，都是可以允許的，穩健的貨幣政策也要把貨幣供應量掌握在這個相應的範圍，只要通脹率向低限移動，就應加大貨幣信貸擴張的力度。隨著通脹率接近上限，就應抑制貨幣信貸的投放力度以保持人民幣幣值的基本穩定，支援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這也是貨幣政策的本來目的。

    二、再談減稅政策

    擴張性財政政策，一般包括增加支出和減輕稅負兩個方面。增加支出即通過增發國債，增加政府有購買能力的支出，以促進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減輕稅負則通過運用稅費杠桿，將購買力留於民間，以促進民間的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增支和減稅，其對促進需求刺激經濟發展的效果是相似的，都可以説是增加需求的政策。但減稅措施更直接啟動民間需求，為增發國債所不能及。同時減稅使企業降低成本，增加競爭力與提高供應的積極性，所以“供應學派”又把它算做“供給”政策，即向供給方面傾斜的政策。意思實質上是一樣的，不失為治理通貨緊縮或通貨緊縮趨勢的一種手段。

    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實質上就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但迄今我國政府只從增支方面，採取增發國債增加政府支出方面的措施，而不強調減稅方面的措施。相反稅收總量這幾年在大幅度增加。雖然，我們實際上也採取了一些減免稅費的措施，如出口退稅、停徵固定資産投資方向調節稅、用國産設備進行技改的稅收抵付、房地産二級市場減免稅、支援西部大開發、支援農業的優惠政策，等等，但沒有形成系統的減稅政策，也沒有講減稅政策。事實上，稅收總量又在大幅度增加，因此，我國財政政策中似乎存在支出與收入政策不太協調的矛盾，政策效應有被削弱的問題。政府一方面擴張國債投資與支出，另一方面又不斷加大稅收增幅，1994年全國稅收收入加總不過5070 79億元，5年時間，到1999年增加到1萬億元；又2年時間，到2001年躍增到1.5萬億元。稅收增長速度又大大超過GDP增長速度，如去年我國稅收增長19.8%，比GDP增長7.3%超過近兩倍。

    進一步擴大內需，要運用多種手段。為了更好地調動企業經營與投資的積極性，降低企業成本，提高居民消費傾向，進一步減輕稅費負擔的手段還有用武的餘地。在全面普遍減稅沒有必要而且有實際困難的情況下，可以實施結構性的減輕稅費負擔的措施。我們已經事實上採取了若干減稅措施，進一步減稅的空間還是存在的。例如內資企業所得稅率是33%，高於一些發達國家稅率水準，與美國累進稅制最高檔次稅率相同，但美國稅前扣除項目多，而我國由於企業盈利水準很低，相對而言企業所得稅率偏高。同時外資企業所得稅率因享受超國民待遇只有15%，差距甚大，有必要降低內資企業所得稅率，統一內外資企業稅收待遇，形成公平合理的稅收環境。又如我國現行增值稅稅率為17%，若折算成消費型增值稅，則稅率高過23%，而大部分國家低於20%。要探索增值稅由生産型向消費型轉變，以刺激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個人所得稅起徵點800元，已明顯不符合現時居民收入與消費狀況，應適當提高起徵點。要加快稅費改革步伐，特別是結合農村稅費改革，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增強農民購買力。對中小企業實行一定的稅收減免、也有潛力可挖。

    有一種意見認為，中國稅收以間接稅為主，而不是企業所得稅與個人所得稅，減稅不能直接給企業帶來減稅的效益，無非是導致物價下降，不利於經濟增長。首先，我們要實行的是結構性減稅，可先選擇直接為企業和個人帶來減稅利益的稅種實行減稅。其次，間接稅也不是不能帶給納稅人以減稅利益，物價下降使企業進貨成本下降，消費者也因此而獲益。再則物價受供應關係決定，不一定隨稅率下降而下降，不排除稅率降，需求升而導致物價的反向變動。再就是，在全球化格局下，資本會向稅率低的地方流動，這裡既包括直接稅也包括間接稅。如果其他國家稅率一減再減，而我國稅率保持不動，無疑會削弱我國的國際競爭力。

    再一類問題是財政負擔方面的。一是政府每年發行國債總是要還的，要依靠稅收收入來歸還。二是減稅導致經常性開支難以保證。三是減稅必然降低財政收入佔GDP份額，增大赤字規模和政府債務負擔。對此我們要説的是：（1）減稅措施刺激需求促進經濟增長，最終帶來稅源的擴大，對國債本息的償付也是一個保證。（2）減稅通常指降低法定稅率，而稅收多少，還受稅基寬窄，徵管強弱等因素的影響，減稅不一定意味減收，從西方國家20世紀80年代稅制改革的經驗看，由於實行“低稅率、寬稅基、少減免、嚴徵管”，稅收總額不一定減少，甚至有可能增加。由於我們的減輕稅負是結構性的有選擇的，稅收總額一般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增加，不致于下降。近年來我國稅收增幅很大，財政有能力抽出一部分用來支援稅制改革。當前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壓縮財政支出仍有較大潛力。加強稅收徵管、控制減免、增加收入的空間仍然很大。考慮到現在正是需要採用減輕稅收負擔作為刺激景氣擴大內需的手段，此時不用，更待何時？即使降低國稅如果造成財政收入缺口，有人建議可由增發國債來彌補，即對積極財政政策適當轉型，國債資金的運作由目前的直接投資轉向部分用以支援減稅以利稅制改革，從而刺激投資和消費的增長，這也不是不可以考慮的。現在還沒有到這一步，目前財政政策轉圜的餘地還是存在的。

    三、也説民間投資

    1998年以來，我國提出了擴大內需的方針和積極財政政策。擴大內需是適應我國人口眾多大國國情的長期方針。積極財政政策是以國債投資為主要內容的短期政策。這項政策的持續時間，要看國際需求變動、民間投資啟動和債務承擔能力來定。目前世界經濟持續不振，民間投資啟動乏力，加以債務赤字負擔能力還有餘地，積極財政政策退出時間一再推遲，有變為中期政策之可能。幾年來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確發揮了巨大作用，國債投資既在短期內促進了國內需求，又為國民經濟的長期發展打下良好的物質基礎。但持續使用國債投資，會增強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與市場取向的改革目標相抵觸；政府投資一般效率較差，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債項目逐步轉向低效益或無效益，出現國債投資效益遞減現象；政府工程品質一般難以保證，而且容易産生腐敗。所以以政府投資引導民間投資，並逐步弱化中國投資增長對國債投資的依賴，十分迫切。

    據了解，國家法律法規除必須壟斷的少數行業（武器製造等）明顯禁止民間資本進入和對一部分行業有100多項管制審批限制規定外，沒有對民間資本有特殊歧視性的規定。但在實際經濟生活中，由於存在著行業壟斷和部門與地方保護主義，對民間投資的市場準入設置了許多限制。民營經濟在基礎設施行業、新型服務領域、大型製造領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進障礙。廣泛援引的例子是廣東省東莞市80個行業中，允許外資企業進入的62個，而允許民營企業進入的只有42個。在許多領域，民營企業進入的審批，比國有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要複雜和困難得多。

    資金短缺一直是民間投資能力的限制因素，當前民間投資資金來源主要還是靠自我積累，滾動發展，金融機構的信貸支援很有限，民間企業間接融資困難。國有銀行商業化以後，在強化貸款風險防範的同時，沒有建立起相應的資産運營的激勵機制，“銀行惜貸”心理嚴重。1998年以來，為刺激民間投資增長，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要求銀行“增加向中小企業貸款”，但由於經濟運作過程中矛盾重重及民營企業本身素質的缺陷，使銀行對其貸款存在抵押擔保難、跟蹤監督難和債權維護難等問題，實施效果不明顯。由於存在所有制歧視，去年年底央行的一份調查顯示，在所有企業中，私營企業的貸款滿足率最低，只有60.4%，比國有企業低10.4個百分點，低於平均水準8.1個百分點。直接融資渠道也狹窄，市場進入門檻高，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大部分規模小，層次低，上市難。由於體制內渠道解決不了融資問題，在浙江、福建、廣東等私營企業發達地區，以民間融資為特徵的地下金融市場頗見規模，甚至成為中小企業融資的主渠道。

    為了提高民間投資的增長速度，逐步替代政府國債投資，要為民間投資創造一個平等的投資環境。在制定投資準入政策、投資融資政策、稅收優惠政策、土地政策、出口政策、簡化審批手續、加強民間投資的法律保護、項目建設過程中各種待遇等方面，要與國有投資一視同仁，為其在輿論、政策、法制等方面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

    要拓寬民間投資領域，實行開放式的行業準入政策，除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與關鍵領域外，其餘行業都應放開讓民間資金投資或控股經營，凡是允許外商投資的産業，應允許國內民間資本進入。

    要拓寬融資渠道，建立和完善為民間投資服務的金融組織體系，在入世後按時間表開放外商金融機構的同時或之先，就應真正實現金融機構的對內開放。利用資本市場為民營投資服務，允許具備必要條件的民營企業運用發行債券和股票上市等手段進行直接融資。

    以民間投資逐步代替國債投資的重要途徑之一，是鼓勵引導民間投資參與國債投資的基礎設施和社會公共工程項目的建設，有重點地使用部分財政資金或財政貼息來帶動。同時鼓勵民間資本以兼併、收購、控股參與、租賃、承包與託管等方式參與國有企業的改制和重組。

    民間投資的啟動與發展不僅關係積極財政政策未來的淡出，要預為之備；也關係我國目前入世後市場向國內開放。有關方面已感到啟動民間投資的緊迫性，去年12月11日我國正式入世時，當天國家計委就下發一項文件《關於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的意見》，這一文件差不多該涉及的問題都談到了，思路比較完整，問題在於落實。我以為最重要的問題在如何消除制約民間投資的所有制歧視，打破怕民間經濟衝擊國有行業和部門的壟斷利益等思想障礙。一些部門和實際操作人員在國資進退、銀行貸款、項目審批等許多具體問題上存在“寧國勿民”的觀念，寧可對成問題的國資項目放行，也不願對條件更優越的民資項目開綠燈，這個障礙不消除，在領域準入和融資渠道等方面的設限問題，不可能得到解決。

    民間投資增速上不去，還與市場形勢不振、市場行情不確定因素有關，投資哪些行業，哪些項目可以賺錢，沒有把握。我認為，目前，某些有盈利空間或盈利有把握的競爭性行業，多為國有資本所壟斷，不妨適時逐步讓出給民間企業經營，國有經濟不宜在此領域與民爭利。更重要的是，為民間投資者創造一個持續向上、長期增長的市場前景和盈利預期，這要從多方面努力，特別要從擴大居民最終消費著手。不斷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擴大居民最終消費，這不僅直接有益於增進消費需求，而且間接拉動投資需求，帶動市場需求全盤皆活。只有市場前景好了，盈利預期好了，民間投資才能活躍起來，一旦國債投資不得不淡出舞臺，民間投資就能跟進，扮演角色。

    經濟學動態 2002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