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勢必出現人民幣升值的可能。但是人民幣幣值是否如海外有關機構和人員評論的，被低估了25％？40％？如果不是，又是什麼基本的原因導致人民幣遭遇如此大的升值壓力？

我們的基本結論是，升值有實體經濟因素，但更多的壓力中，是貨幣性因素遠遠大於實體經濟性因素。

升值壓力:貨幣因素遠大於實體因素

美國前幾年僅僅從考慮解決國內經濟矛盾的需求出發，一直保持低利率政策，發行了過多的美元。同時，各國中央銀行特別是亞洲的中央銀行通過外匯市場的干預，持續不斷的支援美國的鉅額“雙赤字”，導致世界貨幣基礎增長迅猛。從1997年以來，全球貨幣基礎(全球流動性)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全球的生産增長速度。2002年以後，全球貨幣增長率持續上漲，持續高於10％，甚至達到近25％，但世界GDP的增長率一直在2％－5％之間，兩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目前，儘管中美貿易差額問題如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所説，解決差額問題仍不足以解決美國的經濟問題，但多年的雙順差及高額的外匯儲備，按美國強權主義解決美國歷次經濟問題的慣用思維，自然仍被授人以口實，被國際遊資利益集團所大造輿論，造成人民幣極大的升值壓力。

進一步加快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考慮中國結構調整尚需較長時間過程的特徵，在繼續主動保持人民幣有微略升值壓力的狀態下，近期從以下四個方面進一步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一是進一步放開企業持有外匯比例的限制，推行企業意願結匯制，增加企業持有量。隨著市場主體管理外匯風險能力的提高，反過來又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二是逐步放寬對銀行結售匯頭寸的限制，提高金融機構在自由外匯市場上資金運用的自主性；三是隨著企業、金融機構、個人持有的外匯量增大，匯率風險的加大，應不失時機的推進外匯市場的進一步改革，發展外匯衍生品市場，主動引導、培育市場主體管理匯率風險的能力。只要保持人民幣資本項下有限兌換的前提，充分競爭市場中的金融與外匯衍生工具和其他各項金融産品、風險管理産品都可以大膽的引進，積極的試點，進一步放鬆國內外匯管理政策，這一切都將有助於從根本上保持人民幣的基本穩定；四是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調控機制。在公開市場操作方面，既可採取現貨交易，也可靈活採取遠期、掉期等交易方式，既影響即期匯率，也影響遠期匯率，進一步做活境內的外匯市場。

進一步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監測管理

無論是從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教訓看，還是從保證當前我國匯率機制改革成功的角度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國仍必須保持一定程度的資本管制，要進一步改善外匯統計、監測工作，真正做到心中有數，才能對症下藥。必要時可採取跨境資本交易稅和無息存款準備金要求，以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在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對外資進入境內房地産市場都有不同程度限制的背景下，我國卻使境外“熱錢”通過上述渠道大量流入境內房地産。“管住了前門，但未管後門”，進一步給人民幣升值製造了壓力。在人民幣資本項下不完全開放前提下，中國房地産市場是國際熱錢的“腥物”。因此，要保持中國經濟在較長時期內既穩定增長又不至於産生資産泡沫，必須儘快出臺有關加強海外房地産資金流入的管理辦法，進一步細化對於流動性資本跨境移動的管理。

積極落實並長期堅持內需主導戰略

通過落實內需主導戰略，可以統率解決國內收入分配、投資與消費、經濟開放與安全等重大經濟問題。減少中國“和平崛起”中國際社會的磨擦與噪音。

要落實內需主導戰略，近期內起碼應重點思考以下六項工作:一是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正確處理“國富民窮”與“讓富於民”，加快完善社保、醫療、教育、就業、稅收等影響居民消費的體制環境和預期。二是鋻於我國投資每增長1％，可拉動GDP增長0.2％，居民消費每增長1％，可拉動消費0.8％的狀況，必須出臺相關政策，轉變政府職能，突出政府的公平職責，減少政府投資支出，擴大政府在社會公平方面的支出。三是趁近幾年外匯儲備較多，匯率升值壓力較大時期，將一部分外匯用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性任務，譬如解決體制轉軌中的歷史痼疾、社保的巨大缺口和海內外重大基礎設施、自然資源、科研、人才等領域的戰略性投資，以降低國內儲蓄率。四是調整引進外資的相關政策，確保重點引進技術與管理，培育自主創新能力。五是進一步加快金融改革，改善企業融資環境，促進個人消費信貸。六是進一步理順市場價格體制，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挖掘消費需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本文摘自《國際貨幣體系失衡下的中國匯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