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今年上半年可謂“風風雨雨”。美國共和黨新政府入主白宮後，對外關係強勢開局。4月初，撞機事件引起中美關係驟然下滑，特別是使得安全問題和台灣問題凸顯。7月底，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訪華，中美關係終於出現回升的契機。歷經這一“馬鞍形”的跌宕起伏之後，人們所關心的問題就是：中美關係究竟向何處去？

    前不久，江澤民主席在會見來訪的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時，以“登高望遠”的比喻，高屋建瓴地指出：“兩國應站在新世紀的高度，共同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登高望遠”，筆者理解是講中美兩國應從戰略的高度和長遠的角度審視和處理雙邊關係。中美之間的確存在不少分歧，甚至嚴重分歧。但只有“登高望遠”，才能看到雙方擁有廣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1.在“和平與發展”與“多極化”的國際趨勢下，國際局勢中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依然存在。中國和美國是在世界上有著重要影響的大國，雙方對維護區域和平與穩定的責任不是減輕了，而是加重了；2.全球化的進程和科技進步特別是資訊技術革命，加快了國際經貿合作與發展。經濟相互依存使得中美兩國經濟合作的範圍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3.一些全球性和區域性問題在冷戰後的國際關係中相對上升，需要國際社會通力合作才能解決。中美兩國相互協商的需要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

    當然，我們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分析形勢時，並不忽視中美關係中所存在的問題。在中美關係所涵蓋的戰略安全、經濟貿易、意識形態和台灣問題四大領域中，每一方面都會存在挑戰。然而，在每個領域中，機遇與挑戰並存。和平與發展的世界潮流和國家利益的融會之處，決定了中美兩國還是完全可以選擇共處與合作：1.在戰略安全因素方面，保持正常的中美雙邊關係對區域安全與世界和平均有著重要意義。中美兩國同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和核大國，如果兩國能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關係、互不為敵，對當前和未來的國際關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2.在經濟關係方面，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經貿關係存在巨大的互補性。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具有廣闊的市場和發展潛力，20年間，中國國內生産總值保持了平均每年9％的增長速度。平等互利的往來與經濟合作應該成為雙邊關係的基礎。經濟交往中的摩擦和合作中出現的矛盾可以通過協商解決。3.在意識形態方面，由於中美文化傳統和發展道路的不同，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們生活在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各種文明和社會制度應長期共存，在比較中取長補短，在存異中共同發展，差別和分歧應該成為彼此交流往來的動因，而不是干涉對方內政的理由。4.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核心、最敏感的問題，也是一個可使中美關係脫離正常軌道的問題。只要美方能恪守中美三個公報中的各項原則，台灣問題就不難得到解決，中美關係將能獲得改善和發展。反之，則中美關係將受到損害，甚至倒退。

    中美兩國國家利益的融會與矛盾，決定了當前甚至未來相當長時期雙邊關係合作與分歧共存的基本態勢。中美關係過去曾歷經風雨，共同經歷過漫長的“冷戰”時期。當前在美國政壇，對如何處理對華關係，仍存在不同的政策主張。未來的雙邊關係，不能排除不出現某種反覆甚至挫折。對此，我們必須冷靜觀察，未雨綢繆。但重要的是應該認識到：中美這兩個大國的關係無論向正反哪一方向發展，其意義都是戰略性、全局性的。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按照“三個代表”精神，把發展生産力、改善人民生活作為長期的中心任務。中國的經濟建設需要一個持久的和平國際環境。因此，中國對外政策的宗旨就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中國的現實綜合實力和未來發展戰略，均不應視為是構成對美國的威脅。同中國交惡，也許符合某些少數利益集團的短期利益，但卻會違背包括經濟利益在內的美國長期和根本的國家利益。對於利益上的衝突，可通過談判進行協調；至於價值觀的摩擦，可通過對話增信釋疑；即使是一時難以調和的矛盾，也可以設法建立危機處理機制，防止其升級為對抗。中美之間的關係包含諸多方面和層次，其內涵決非“對手”，更非“敵手”一詞所能完全概括。

    江澤民主席和布希總統今秋在上海亞太經合組織會議（APEC）的會晤，以及布希總統隨後的訪華，對中美關係在新世紀的走向意義重大。“登高望遠”，中美之間完全有理由“發展合作，不搞對抗”。這不僅符合中美兩個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也順應“要和平，求合作，謀發展”的時代潮流。當然，中美建設性的合作關係，還要靠雙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實現。

    《環球時報》2001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