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月２８日上午，一位名叫科林 鮑威爾的美國人在經過１８年後，終於再一次踏上了他的中國之旅。１９８３年，當他首度訪問北京的時候，還只是五角大樓的一位軍官；１８年後，當他再度來到中國，已經是美國國務卿——布希政府外交政策的掌門人。１８年前的中美關係，因為共同反蘇的戰略需要，而正處在“蜜月”時期；而１８年後的中美關係，卻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身陷關係緊張的泥潭，以至於讓人不得不懷疑，中美是否會進入一個“對抗時代”。鮑威爾此次訪華只在北京停留了２４小時，其日程安排的密集程度可以堪稱“旋風之旅”，儘管如此，鮑威爾此行對於布希政府任期內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勢，仍不失重要意義。
對華政策表態比布希執政頭三個月有明顯改善
布希政府上臺的頭３個多月，對華政策充斥了“鷹派”言論，媒體紛紛報道美國已將中國列為“頭號敵人”，中美有可能進行“新冷戰”的看法四起。隨後布希在台灣問題上的言行，更使人們對其中國政策是否發生了重大變化産生了強烈疑慮。
鮑威爾此次中國之行則利用各種場合闡述布希政府奉行的“基本”中國政策，刻意強調美中合作的重要性，對華政策表態比布希執政頭三個月有了明顯改善。為此，鮑威爾也得到了中方的積極回應：江澤民主席、朱鎔基總理和錢其琛副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和中南海分別會見鮑威爾，充分顯示了中國政府對他此次訪華的高度重視。
在來中國之前，鮑威爾就數次向美國媒體表示，布希政府沒有將中國視為美國的“敵人”，美國不願意將中國製造為“敵人”， 美國也不會把中國當作“第二個蘇聯”；對於美國朝野素來爭論很大的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進程問題，鮑威爾表示“理解”，只是強調中國軍事力量的現代化建設應該增強“透明度”。鮑威爾這一系列説法表明，布希政府上臺６個月以來，終於明確聲明新政府並沒打算以“敵人”來定位中國，遏止中國並不是布希政府的首要政策選擇。
在訪華期間，鮑威爾不斷強調，布希政府尋求與中國建立一種“向前看的、建設性的關係”，布希和他本人都相信，美中之間的建設性關係“符合美中兩國人民的利益，符合美國在亞洲的盟國和朋友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為此，布希盼望１０月份正式訪華，願意擴大和加深與中國在各項問題上的“交往”；美國正在尋求與中國合作、而不是對抗的途徑。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就是要“改善同中國的關係”。
對此，中國政府表示讚賞。江澤民主席向鮑威爾指出，“兩國應該站在新世紀的高度，登高望遠”；朱鎔基總理也説，“我們高興地注意到了國務卿關於美國願意與中國發展合作關係的講話”，中國願意在布希訪華之際與之“就中美之間發展友好合作關係深入交換意見，中國希望與美國一道，發展建設性關係。”
要將中美關係從“泥坑”中拔出來，迫切需要兩國領導人和人民的共同努力。鮑威爾此次訪華，客觀上扮演了布希上臺後業已嚴重受損的中美關係的“修補者”的角色。
鮑威爾雖然沒有“滿載而歸”、但也不乏收穫
中美兩國外長的會談取得了具體成果，這對於兩國抓住機遇、共同發展建設性合作關係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在唐家璇外長與鮑威爾舉行會談後，中美雙方商定了四個在不同領域繼續對話和磋商的項目。這些擬訂中的會談將有利於兩國增進理解、縮小分歧，更有利於雙方發展出進一步的合作措施。
例如，中美決定將於２００１年９月舉行中美聯合經濟委員會（ＪＥＣ）會議，並將在年內適當時候舉行中美聯合商貿委員會（ＪＣＣＴ）會議，這無疑將有助於解決雙方目前在經貿領域的分歧，促進中美經濟合作進一步深入發展。中美貿易近年來發展迅速，但美國方面一直抱怨中國的鉅額貿易順差問題。按照美國的統計，２０００年中國從中美貿易中獲得了８００億美元的順差，甚至超過了中國公佈的該年度兩國７４３億美元的進出口貿易總額。當前正值中國即將入世之際，因此，中美加強經貿問題的制度性磋商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雙方原則同意于８月舉行加強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ＭＭＣＡ）專門會議。這是為了防止４月１日撞機事件的悲劇再度發生而採取的針對性舉措。雙方還原則同意恢復中美政府之間的人權對話，這是中美關係在人權領域內的一個進展。中美之間存在著複雜而又敏感的人權爭議，這在短期內是無法回避的。中國政府歷來主張應通過對話渠道解決中美人權分歧。１９９９年５月８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轟炸我駐南使館後，中美之間的人權對話停滯了。現在，兩國同意恢復人權對話，表明瞭中國願意積極解決分歧的態度和立場。
最後，雙方原則同意就不擴散問題舉行專家磋商。自２０００年１１月中美就加強導彈技術出口控制達成新協議以來，中美有關加強不擴散問題的合作有了進一步發展。但美國依然指責中國向所謂的“問題國家”出口美國關注的武器技術。此次鮑威爾訪華期間，不擴散是美國向中國所提出的兩大關注點之一（另一個是人權問題），也是美國國內政治大肆炒作、不惜抹黑中國的兩大問題之一。就在鮑威爾訪華前夕，美國國會還發表報告，抨擊中國在過去１５年間在不擴散領域屢屢“食言”。目前，中美之間新的衛星發射協議正在考慮過程中，雙方能夠取得上述共識，對兩國關係的繼續回升和商業衛星的發射合作，意義自不待言。特別是在不擴散問題上，鮑威爾在答記者提問時，針對美國指責中國繼續進行武器擴散的問題，間接性地作出了解釋，提出兩國有“能力繼續取得進展”，表明在不擴散領域雙方的合作明顯是在進一步加強。
鮑威爾：“中間路線”的倡導者和支援者
鮑威爾此次在北京露面，其本身就表明，布希政府有繼續與中國加強交往與合作的政策考慮。中美兩國高層之間的直接接觸與對話，是雙方加深溝通和了解的重要機會。但是，這並不説明布希的對華政策已經拋棄了他剛上任時期的“鷹派”立場，換言之，鮑威爾在訪華期間的言論還不能證明布希的中國政策正朝著克林頓政府的中國政策回歸。事實上，鮑威爾在中國問題上的言行只能表明，布希政府的中國政策只不過又回到了一條較為溫和的“中間路線”。這一“中間路線”既不同於克林頓政府“全面接觸”和建設性的“戰略關係”，也不同於美國國防部拉姆斯菲爾德、阿米蒂奇和沃爾福威茨等人所支援的對華“遏止”政策。今後一段時間內，布希政府的中國政策將處在這兩種選擇之間。
具體來説，這項政策將謀求與中國的接觸、對話與合作，特別是在經濟領域內的合作，盡可能通過這兩種方式來有效地影響中國的政策行為；同時，美國將對中國繼續保持在軍事上“看管”、在戰略上施壓和在政治上推動的基本政策手段，提高通過對話與合作來達到其中國政策目標的能力。
在不同的問題領域，這些政策手段使用的重點也將有很大不同。例如，在經濟領域，美國將重點強調支援中國在市場經濟方面的改革，支援中國加入ＷＴＯ，鼓勵中國向國際社會更加開放。在台灣問題上，繼續提高美國主張的“和平解決”方式的威懾力。在人權問題上，將繼續推動中國採納西方標準，加速朝著美國所希望看到的法治和民主化方向發展。為此，美國將盡力希望擴大對中國的影響力，力求以最小的成本來獲得其中國政策上的最大收益。
鮑威爾此次訪華，生動了體現了上述布希政府中國政策的現有內容：（１）當鮑威爾強調美國不願意與中國為敵，而願意合作，這確實是真的。這是美中之間要維持和發展對話與合作的基本前提。鮑威爾不僅將這話説給了中國的政治領導人聽，也通過ＣＣＴＶ的獨家採訪説給了中國的普通人聽，以便減少因為使館被炸和撞機事件之後中國人民對美國的“敵對情緒”，併為中國加入ＷＴＯ以及７年後中國舉辦奧運會等隨之而來的巨大經貿機會做準備。（２）在人權問題上，鮑威爾要強調中國對李少民等台灣間諜的審判是“不公正”的，中國的司法系統應該改變，以便“保護”公民權益。（３）鮑威爾也回避了水均益所提出的美國到底怎樣定位中國的問題。“戰略夥伴關係”早已被布希政府拋棄了，現在美國又説中國不是美國的敵人，那麼，中國到底是美國的什麼？鮑威爾説，是一種“複雜的、戰略競爭關係”。這就意味著，如果中國不按美國的想法“出牌”，中國可能還是會被視為“敵人”。
因此，鮑威爾訪華所展示的“中間路線”是美國願意給中國“笑臉”，但“笑臉”後面到底還有什麼“臉”等著中國，這樣的主動權和選擇自由，仍然留給了美國自己。美國的“中國定位”依然處在變動之中。
即便如此，這一“中間路線”可能是目前中國能夠從美國指望到的“最好的”政策選擇了。對於今天民族主義思想抬頭、強力奉行單邊主義以及處處炫耀美國價值與實力的美國來説，我們又能奢望什麼？
鮑威爾本人是這樣的“中間路線”在白宮內部最主要的倡導者和支援者之一。他在此次訪華期間還是説了中國一些好話。比如，他説中國的變化非常“令人振奮”，在中國繼續前進的同時，美國願意與中國一起努力；他稱讚中國領導人在管理和發展國家經濟方面的“能力和技術”；在人權問題上，他更關心中國法治的整體進步，為此，美國的人權組織已經指責鮑威爾“令人失望”。但至少目前，鮑威爾沒有讓中美關係過於“失望”。
鮑威爾訪華結束了，中美關係將會繼續在在曲折中前行。這是２１世紀中國的發展和地區穩定與繁榮所賦予中、美兩國的躲都躲不掉的重任。
（朱鋒：國際政治學博士，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國際安全研究項目主任。長期從事國際關係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代表性專著有《人權與國際關係》（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彈道導彈防禦計劃與國際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中國日報網站 2001年7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