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妍的母親接受記者採訪時説：“清華太坑人了，我們閨女讓清華坑慘了！”

    “根據孩子實際的學習成績，我們本來是想讓閨女報考中國科技大學的，這樣踏踏實實、穩穩妥妥該有多好。但6月12日清華的那個招生諮詢會，説參考去年、前年取個中，590分就有可能進清華，610分以上是希望平穩區。我們孩子他爸回來之後，算了孩子的成績，一下就堅定了報考清華的志願，誰想到清華沒有兌現事先承諾，而且有誤導嫌疑。

    “現在馬妍的情緒很低落，她是一個很要強、刻苦的孩子，從一上高中開始便將報考清華當作自己的奮鬥目標。她用英語將‘清華在等我’貼在了寫字檯上，每天都拿考清華來激勵自己，從高一平常、高二中游一直拼到高三前茅，成績穩定在學校前二三名。誰讓清華現在成了一座寶塔呢，孩子覺得，能考上清華，才是理想。現在那張貼紙都貼黃了，我們還保留著，心裏難受啊。”

    馬妍的父親馬龍生説：“今年考清華的落榜率遠遠高於往年，1200多人報名啊，才錄取了300多，坑了多少學生和家長啊。光北工大接收的清華為第一志願的600分以上的考生有200多人，唉！我打電話給清華，他們(清華)表示善意的理解，但解決辦法沒有，走讀、花錢買分都不行。”

    8月1日上午，數百名北京考生家長聚集在清華大學，與清華大學教務處、招生辦以及信訪、黨辦等部門負責人進行對話，希望校方妥善處理高分考生"落榜"清華問題。但清華也沒有辦法，他們確實沒想到今年的普遍考分會那麼高，清華成了一種象徵，全國各地的高精尖孩子們都把目標對準了清華，清華也實在承受不了這樣的壓力。

    10年前，北京101中學的一個女生也沒能考上清華，她最後上的是北京工業大學的材料物理系。她的父親是清華大學教授，但他不可能幫助分數較低的女兒進清華。幾年之後，教授在國外的學術雜誌上發表文章，署名中添上了自己女兒的名字。這篇論文隨即便成了女兒申請美國西北大學研究生的材料之一，清華大學的另外兩名教授寫了推薦信。如今，這個“清華的女兒”已經從西北大學畢業，在一家世界聞名的醫藥公司工作。在中國，一所好大學可能決定了一個孩子的一輩子命運，所以每年高考，都會有辛酸或幸福的故事。但今年最具爆炸力的新聞，則是上海交大的一份題為“機動指標討論材料”的特招生名單被披露。一次意外的網路事故，使上海交通大學不得不面對信譽危機。儘管人們已經熟知了不平等之事四處都是，儘管名單上的考生並非全被交大錄取，所錄學生也都在分數線之上，但名單卻仍因那麼清晰地記錄了百餘名考生背後的六十幾位社會的“大人物”的“影響力”——上至市長、部長下至幹部病房主任而觸動了無數人的神經。換個角度看，人們一直隔靴搔癢的高考招生問題，也終於有了一張清晰的世繪圖景。一位北大學子在《給交通大學的公開信》中寫道：“我們每個經歷過高考的人都清楚，在高考招生階段，總有那麼一些家長千方百計想通過遞條子、託人情的方式，為自己的孩子保證一個好專業甚至破格錄取。即使是在高考招生已經非常嚴格，他們的目標很難實現的情況下，他們依然努力地這麼做。家長們這麼做無可厚非，人是自私的，總想弄點什麼特權，對自己的孩子有些好處。但是學校居然能夠這麼坦然把照顧對象們列成一張表，分門別類，還上報校領導，把這樣的一種不正常的，于高考招生規則所不允許的現象制度化了。即使這個學校在具體招生工作中沒有恣意妄為的徇私舞弊，即使這個學校錄取的學生的分數都達到了分數線，這種行為也是不能容忍的。至少，學校正兒八經地考慮了這些希望被照顧的人，表格中的話充滿了對那些‘大人物’的謙卑與恭敬，這就是對其他無權無勢的考生的不公平。每個考生都有自己的特殊情況，有的家裏父母下崗，有的高考考了3年，為什麼不考慮我們，而考慮那些局長司長的侄子，經理校長的女兒？”

    高鳳池何許人也？

    事件的發展都充滿了“意外”。2001年8月15日，“代號紅色”感染了上海交通大學網絡中心的伺服器，校園網無法與公網連接，苦悶的學生只好在校內局域網上閒逛。交大所有辦公部門都已上網，只需點開“網上鄰居”，搜尋很方便。教務處的代碼就是“jwc”，那份沒有設密碼的“機動指標討論材料”就被學生如此低成本獲得，隨即貼在交大飲水思源BBS站的快訊板上，20分鐘後被版主刪除。但它已成為當天十大熱門帖子之一，隨後像野火一樣蔓延，在新語絲、清華、北大、強國論壇、西祠衚同等熱門BBS上轉載，在美國與英國的留學生網站上也開闢了專門的討論區。

    “材料”共分六張大表：

    1、校領導接收，2001招生特殊情況總匯

    2、中學校長推薦

    3、2001年上海生源120%以內討論材料

    4、2001年上海生源機動指標討論材料

    5、2001年外地生源機動指標論材料

    6、2001年錄取中需保證專業情況及處理結果匯總

    每張表又分“編號、考生姓名、考生號、分數、學校加分因素、專業情況(錄取專業需調整至專業)、委託人(及擬解決意見)”等諸項內容。總共涉及上海考生84人，外地考生49人，其中最令觀者心跳加速的是每個陌生考生背後的委託人與委託機構，其中點名涉及68人、機構10個。

    立刻有人開始研究這個名單，看那些委託人是什麼來路。有一個考生後面註明是“上海檢察院二院副檢察長曾勉之子”，委託人是“高鳳池”。考證者在搜索引擎中打上“高鳳池”然後在論壇上公佈研究結果：“高鳳池主要有三條，一是老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高鳳池，不太像，1897年的人物，現在想必已經作古。二是北洋軍閥時期的鎮守使、代理吉林巡撫高鳳池，更不像了。第三個是旗忠村村長高鳳池，一個村長能這麼厲害？再仔細一看，這個村長可不一般，1998年上海綜合實力百強村，上海旗忠集團公司法人代表，這還不算，旗忠村位於上海閔行區，想必地頭也很厲害。”

    記者飛赴上海，電話打到旗忠集團，旗忠集團負責接待的小姐説：“總經理高鳳池出差了，他沒有呼機、手機，也沒有秘書，我們也找不到他。”

    校方：“人之常情”的“工作記錄”

    電話打給交大的數位校長，永遠是一位女士在接，她讓記者去找黨委宣傳部，然後反問記者“你相信那份名單嗎？你為什麼不相信我們的黨委？”

    負責接待的是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新聞中心主任——蔣宏。蔣宏的説法是，“這種事情其實很普遍，就是一個工作記錄。我們招生時開現場宣傳會都會得到很多推薦，説這是好學生，不要漏過，我們就記下了。沒什麼新聞價值，你看上海的媒體都沒做，人家理解了。我也不希望你們寫文章澄清，多半會以訛傳訛。”但記者一再堅持要求要採訪事件中的重要人物招生辦公室主任——錢奇城，無奈之下，蔣宏為記者找來了錢的上級，已經“坐在火山口上”的教務處主任張增泰。

    記者：是否真正存在這份記錄了考生與委託人的名單？

    張：存在，但只是一份工作記錄，是我們的一位工作人員匯總材料。各個學校都有這種記錄，很普遍。考試有偶然性，我們不想漏過好學生。

    記者：我能見見這位工作人員嗎？

    張：不行，他壓力很大，已經被我們保護起來了。

    記者：採訪招辦主任錢奇城也不行嗎？

    張：他很忙，最後的全國錄取名單還沒出來，他的壓力也很大。

    記者：這份名單有多大作用呢？

    張：高考招生由電腦控制檔案，按120%提檔，從一志願一級一級往下排，一專業未錄到二專業時則自動降三分，都是由電腦控制，人為的因素很小。

    記者：有沒有人為因素？比如説分數相同時會不會先考慮名單上的人？

    張：原則上按成績排，但高分低能的狀況確實存在，分數相同時當然會考慮一下推薦人的意見。

    記者：你們有沒有所謂的“機動”名額？

    張：沒有。國家在一點點回收高校的自主權。今年只有160名全國保送學生，基本上都是奧賽冠軍。2000年還有2%的自主招生權利，但今年也被取消了，去年還搞過復旦附中、交大附中、華師大二附中、上海中學的四校聯考，80人直接上交大，今年因為不符合政策，也取消了。

    記者：那麼你們的自主權體現在哪？

    張：在上線的檔案中選擇真正優秀、全面發展的學生。在招生過程中，每個係都會有一兩名教師參與，他們手裏也都會有一個本，上面有這樣的記錄，因為在招生宣傳中都會遇到有印象的好學生，現在把他們召進來。

    記者：這種“自主權”，學校內部有沒有實施細則或相關制度？

    張：沒有。

    記者：你有沒有收到過條子？

    張：有呀，我家鄉的老師就給我打電話，我説您現在不知道情況，這種事情現在沒有人能作主。

    記者：校領導、副市長都打過招呼或寫過條子嗎？

    張(笑)：……首先當他們也是人，也是普通人，也有感情;有些老領導打招呼就圖個心理安慰，但現在一切都是透明化，辦事還是要按政策。

    記者：為什麼名單中沒有普通家長？

    張：這只是一份工作記錄，沒什麼用的。

    ——這是交大校方所能給與的最大限度的接待與回答，據張增泰介紹，他們已經向上級部門教育部、上海教委、考試院寫了書面材料。交大最想説的是，“工作記錄”對結果沒什麼影響，他們的招生是完全按政策，公正、公平、公開，招進來的學生都是上線的，托了人的分數不夠也不行。

    名單上有什麼

    名單原始而粗糙，詳細考證下來，委託人中既有上海市副市長嚴雋琪、上海公安局局長吳志明、市團委副書記張仁良等政要;又有直接掌管教育的教育部高校學生司司長瞿振元、人事司司長管陪俊、上海教育考試院院長胡啟迪、上海教委副主任夏秀蓉、黨委副書記于信匯等教育大員;既有上海張江高科董事長戴海波、上海旗忠集團總經理高鳳池、上海國美總經理陳雲清等企業老總;還有學術界的兩院院士王大中、阮雪榆、謝繩武、翁史烈、蔣葛夫。此外其他一些關聯人物也在冊，上海交大國飛航空服務公司總經理羅建斌，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幹部病房主任孫宜平等。其中“交大系”人物最多，前後28人，現任校長7人有6，書記4人有2，此外還有計委書記、及院系主任書記6人;共涉及中國大學現任校長9人(含交大6人)。考生與委託人的關係多為親屬，如子女、侄、甥。而機構則包括國家計委、上海市人大各區教育局等部門。

    對觀者來説，“名單”造成了喘不過氣的真實感。記者隨即想到的是，校長謝繩武、上海教育考試院長胡啟迪是否會承認寫了條子？

    第一個要找的就是交大校長謝繩武教授。電話打到辦公室依舊被推到黨委宣傳部，到府去找則或説出差或説開會，記者通過層層關係才要到了謝校長的住宅電話。“別的問題咱們以後可以談，這個問題不便回答。”謝繩武這樣回絕。“那麼您有沒有寫條子推薦3名學生？”“我們有統一的口徑，你去找黨委宣傳部。”隨即挂斷了電話。採訪其他校長系主任也不斷碰到釘子，總之人就是不在。記者能夠找到的另一位交大領導是外事處主任嚴明瑜。“您是否向交大招辦推薦了袁毅婷？”嚴明瑜在電話那愣怔了兩秒鐘，然後問記者是誰，記者如實告知，“我不認識你，這個問題沒法跟你説”，嚴明瑜説，電話也挂掉了。

    也許暑假的原因，很多教育口官員的電話都長期無人接聽，包括上海教育考試院院長胡啟迪、副院長劉昌坤、上海教委副主任夏秀蓉、上海中醫大學黨委書記張建中、華東政法學院副書記莫負春。

    在政府官員中，記者選擇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長吳志明。電話打過去表明瞭採訪意圖，接線小姐進去請示了一下，然後告知“吳局長出去開會了”，連續幾天都是如此。在企業老總面前記者也不斷碰釘子。交大國飛公司總經理羅建斌的秘書，反覆問記者是不是那個被推薦的“龔昊”，而後又否認自己認識龔昊。

    全國政協委員，湖北黃岡中學特級教師陳鼎常接了記者的電話。當然，話題切入點是“如何看待高考分數的局限性”。在幾個問題之後，記者突然問：“黃展鵬是不是也是沒考好的學生？”這位被人稱為“隨便在哪都能帶出一隻數學奧賽冠軍隊”的老教師頓時變得有些緊張，然後反問：“你怎麼知道這個學生？”據陳老師介紹，黃展鵬是個好學生，今年考了632，但他沒教過，也是別人向他推薦的，黃最終沒能進入交大，而是去了中國地質大學。

    在記者尋找的60多人中，最後只有南洋模範中學的校長高訖坐在了記者面前，當然設定的採訪主題是“南模中學的素質教育。”當記者詢問宋鋅立和張弛寧兩學生的情況時，本來健談的校長雙手撐著膝蓋，陷入了突然的沉吟。40來歲的高訖是這屆高三的帶班語文教師，這兩名學生也正是他推薦的。“原則上我們是不推薦的，推薦不過來。”高訖説，“但他們還是有些特殊情況的。”據介紹，宋鋅立是航模一級運動員，按照往年的規則可以加50分，但今年規則變化，只能加10分，他的成績也不低，494(交大理科分數線是476分)，又想上電腦係，於是就向選擇了一個“過渡”性的方法。而張弛寧的情況則更為特殊，第一，張的成績一貫很好，“模擬就考了457分，按我們的經驗，正常的話最後還會漲40分，但實際只提高了2分，太失常了”。第二，張弛寧有一個孿生妹妹張馳宇也在南模讀書，但由於壓力過大，考試前心理已經崩潰，退出了班級。第三則是張家父母人很好，“善良”。記者問，“是不是和張弛寧的父親是新華社華東分社教科文部主任有關呢？”高訖回答，“沒有關係，更高的官我們這裡也有。”

    涂不白的“灰幕”

    謝繩武的説法是：“事情很簡單，都是你們記者搞複雜了。”實際上，這種“工作記錄”在教育圈內也確實是一項公開的秘密(至少名單中就有清華校長、西南交大校長、電子科技大校長的名頭)，交大不過暴露了一個赤裸裸的關係圖譜，給本身就異常敏感的高考籠罩了灰色的前提。

    “在上海這樣一個法制比較健全的城市還沒出現過什麼‘高考黑幕’。”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上海教委官員告訴記者，“而一旦涉及了千萬人的命運，人情就象個夢魘，揮之不去。”據介紹，上海是全國為數不多的幾個擁有自主命題和招生權的城市之一，“上海卷”一般由市教委會同教育考試院在半年前組織命題，命題老師一般被軟禁在山上，7、8、9三天后才重見天日。理論上不可能“提前獲得考卷”，“但命題教師臨走前又都會給本校學生留下些含有大方向的資料，這對於非重點的‘完全中學’顯然是吃虧了”。監考與閱卷上外人是進不來的，而人情轟炸最密集的就是高校錄取。“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只要上線、一切好辦’，上海有三條檔線，‘一本’、‘二本’、‘高專’，高校按120%調檔，只要上線，高校就有了自主權。有人戲言，7、8、9考學生，而後一個月就是考家長”。

    在上海的採訪結束時，記者想起了蔣宏的勸阻，“不宜報道，以訛傳訛”，因為實際上這本身就是一份灰名單，永遠無法塗白。而記者在上海的調查也是一件殘酷的事情：不斷追問大人物們——“你腐敗了嗎？”“你是否想腐敗？”“你是否在不遺餘力地想為自己謀私利？”但這種審問“人之常情”的負疚感馬上又被另一種殘酷感所取代——社會等級依舊像一座高墻，記者打了上百個電話，甚至“連哄帶詐”，也僅聯繫到了5位“人物”，其中只有最平易的中學校長肯坐在記者面前平等地對話。

    論壇上的氣憤和氣氛

    去上海的前一天，記者整個晚上都泡在BBS上，不停地發帖子尋求幫助，希望找到那位“闖禍”的同學;但所有關於交大的言論都被“糖糖”刪了。“糖糖”是上海交大飲水思源站快訊版版主。晚上11點半，在聊天室我們開始了直接的對話。他説，要採訪只能找黨委宣傳部，而刪帖子是奉命行事。但他也承認：作為交大學生的言論中心，BBS還是有相對獨立性的。記者軟磨硬泡，想與他見面，最終我們約定第二天中午一點交大正門見。

    8月20日上午11時左右，收到“糖糖”自網上發來的短資訊，“要事在身，約定取消，你還是採訪黨委吧。”值得一提的是，交大的“網禁”直到23日才結束，此後各種憤怒的帖子如潮水般涌了上來。

    至今，交大校方的正面回復只有給新語絲網站的一份200余字的《聲明》：“所謂《招生黑幕》中所列名單中考生基本未被交通大學錄取，而錄取學生的高考分數也達到該校錄取分數線。此報道嚴重失實……”。同時交大校方提供了一篇附文，北大網友bandit的一篇帖子——《替上海交大説幾句公道話》來證明結果的公正性：“上海交大確實收到了許多關係戶的條子……，不過在遞條子幾乎成為慣例的今天，上海交大沒有過分到即使考生分數低於分數線仍然憑關係錄取，已經很不容易了。”

    但真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幾天后，這位bandit看到了自己的帖子被交大校方引用後，重新寫了一篇《給交通大學的公開信》貼在網上：“從上海交大的公開信中，我一點也看不到這個學校對這件事的哪怕一點點懺悔，它引用了我説的話，仿佛告訴人們，我這麼做已經對得起你們老百姓了，你們還叫喚什麼。我們充其量就是考慮了一下那些VIP的關係，比我們過分的多的是。一張本應成為上海交大這所學校的恥辱的照顧名單居然成了他們廉潔奉公的標誌。真是可笑。我之所以説給上海交大説句公道話，是處於我對現實的無奈，能這樣已經不錯了。但是並不表示你上海交大這麼做就光榮！……”

    在上海交大這份名單在網上傳播之初，所有學生的名字都是公開的。而後有網友善意提醒：那些已經被交大錄取的考生也許會在入學後承受過多的壓力。隨後出現的名單顯然聽取了這意見，只有考生的姓，而將名字隱去。然而，有這樣的一個貼子迅速傳播開來——

    我是葉鳴，我就是黑名單上的一份子。在這裡，我先向所有的朋友道歉，但我想説的是黑名單上的人並非就是和大家站在對立面上。大家都學過物理中的彈簧振子吧，小球離平衡位置越遠，所受的回復力也越大，大家都知道。這個社會也一樣。有人説："大家都做賊，你就可做賊？"事實上，如果大家都是賊，不做賊就會受到社會的"回復力"。別人都做賊，最好的策略只有做賊。也許道德上，這是不對的，但是現實就是如此。今年上海的一本是427理，424文，按交大的招生數劃分(百分之120)應為465，但最後是476 (為什麼會這樣我也不明白)，(我是484，可靠消息是，沒有任何關係，479就可進化學系)。上海今年的高校錄取率是75%左右。比外省高不少。上海高考考4門共600分。

    黑名單裏的人，只有我在這裡，敢站出來。我想告訴大家的是，黑名單裏的很多人並非如大家想像的，都是不學無術的只靠關係上來的人，他們和你們一樣普通。在我所在的上海一所市重點學校，有門路的很多很多，試問在這樣的環境裏我能怎麼樣？！從進小學起，周圍就有很多用門路進來的人。我過去的幼稚園更誇張到每年只收有門路的人的孩子，打招呼的人有記者，幹部等等。

    老實説，交大一點不過分，你驚訝，是你沒有看過更黑的。真的，你們沒看過！起碼他們還有分寸，交大不是一個孤立的系統，老實説，名單上哪個是交大敢惹的！大家也為交大想一想，交大也有苦衷的！你拒絕了別人的招呼，還怎麼在上海立足！？有錯的不是交大，不是黑名單上的人，大家都是被逼的。被社會現實所逼。大家心中不平，我向大家賠罪了。

    社會現實如此，沒辦法。我是今年的新生，大家如果覺的我是真誠的，敢站出來還不錯。那麼開學後可以來找我大家交個朋友。如果你有怒火，我希望代名單裏的大多數無奈的朋友受過，發帖子，發郵件來罵我都可以。這件事也許會永遠僵在那裏。

    我只希望大家心裏好受些。對不起。

    署名是“真誠的zeno1”。

     　灰色名單是普遍的嗎？

    一個署名“哈利波特”的帖子這樣説——

    99年我作為臨時借調人員在某省招生辦錄取場內工作了一個多月，閒的時候常常研究各個學校的錄取名單，對上海交大的印象最好。記得當年交大是唯一在我省內沒有招低於該校控制線學生的學校。有同事的孩子高分報交大的電腦係，被調配到電機後心裏不服，讓我幫忙查看，結果確實電腦係的人個個分數都很高。省內的學校就差多了，估計各省都是這樣，一般省內學校比省外學校要混亂一些，沒辦法，省內學校關係戶多嘛。

    現在改網上錄取，學校的權力加大，肯定會更混亂。尤其是專業調配，你説584和580的學生真的差很多嗎？按政策學校當然可以收580的，沒有人有權力管。關係的作用就在這個時候體現，所以即使很高的分，也會有家長不放心地到處找關係，為什麼？不怕一萬就怕萬一，打個招呼自然穩妥一些。

    當時領導的條子，用“錄取場內滿天飛”來形容毫不過分。呵呵，當時在裏面覺得這些事都很正常，還覺得蠻好玩的，大概是麻木了。

    記得一件趣事，算是黑色幽默吧。有省內一小報，想炒高考錄取來加大發行量，於是每天幾個版面的錄取現場動態。錄取開始那天，報道工作人員動員大會，“領導要求嚴格錄取場紀律，杜絕錄取場內手機、呼機的使用”等等。錄取場內確實沒有外線電話，但在這種資訊時代，誰能管得了手機呢？過了幾天，又出一篇報道，表揚賓館某工作人員拾金不昧，揀到一手機立刻送交前臺，經查是某某招辦工作人員的等等。我們看到這篇文章都快笑翻了。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係的厲以賢教授在接受《三聯生活週刊》記者採訪時説：“幾年前沒有電腦、網路招生還沒有啟用的時候，各高校派人到各地方進行招生，遞條子、受委託等人情招生的現象很普遍。而且那個時候人情現象比較難判斷，出現現在所説的招生黑幕是很容易發生和被招生校方所掩蓋的。但隨著現在反覆打高考中的舞弊，強調透明度，隨著網路等高科技手段的介入，高考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大大得到加強，遞條子、受委託的現象就是很不正常、很難令人理解接受的。”

    然而原《中國青年報》記者陳志文稱，高校擴招在泛化的公平中，從某種程度還是為謀私利提供了方便。他曾在北京一所高校的學生宿舍中見到兩個保送生——他們的父親都是地方上的官員，而北京的考生背景更為複雜，需要“照顧”和“委託”的不在少數，他們在擴招中被掩蓋了。陳志文説，北京某高校在一次招生中對外公佈的錄取北京學生是300多人，但實際達500人，對外的分數線也與自己附中的分數線不同。

    多少不平事都在高考中

    1998年，陳志文在一封讀者來信中曾獲得廣西陸川縣高考舞弊事件的採訪線索，當地老師甚至有動用旗語告訴考生答案的，副縣長佈置高考升學率的任務時對老師們説：誰完不成任務就調到山溝裏去。1999年，他開始關注北京與外地的分數線差異問題，當年北京理科600分以上的學生有600多人，清華大學在北京招收400人，而湖北當年600分以上的學生有8000人，清華只在那裏招收100人。

    幾年來，被打擊的高考舞弊事件層出不窮，從廣東、哈爾濱到山東。而分數線差異問題在今年進一步突出。8月22日，終於有3名“隻身站出來”狀告教育部侵犯公民平等受教育權的青島學生欒倩、姜妍和張天珠來到北京。據她們的代理律師德衡律師事務所律師李強介紹，這是我國首次對現行高考制度提起的訴訟，被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案由是教育部以其計劃招生的行政行為直接侵犯了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權，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確認被告所作出的關於2001年全國普通高校高等教育招生計劃的行政行為違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的有關規定，並向被告提出司法建議書，督促被告今後避免作出類似違法行政行為。

    李強説，憲法賦予了中國公民廣泛的基本權利，包含了平等權和受教育權;教育法第五章第三十六條則明確指出“受教育者在入學、升學、就業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權利。”而教育部計劃招生的行政行為中根據不同地域範圍對招生人數作了不同的限定，這種限定使不同地域的考生被劃分成了高低不同的等級，並在這不同的等級中參加高考。等級之間分數標準差異巨大，從而直接侵犯了包括原告在內的廣大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權。

    欒倩、姜妍和張天珠分別是青島市一中、青島鐵一中、青島十五中的學生，她們都參加了今年7月的全國統一高考，並且取得了原始分457分(文)、522分(理)、506分(文)的高考成績。如果在北京，她們完全可以去讀重點本科(2001年北京文科重點本科錄取分數線是454分、理科重點本科錄取分數線是488分)，而在山東青島，她們中只有考了522分的姜妍有可能去讀青島大學的高職(屬專科)，其餘2人則連電大都夠嗆。3位考生顯得義憤填膺：“我們覺得實在太不公平了，這不公平超出了我們所可以接受的底線！我們來北京上訴，就是為了借助法律手段，挑大音量，引起全社會的關注。我們沒有什麼錯與不錯，我們只想維護平等的權利。”

    針對青島學生告狀一事，北京師範大學教育係的成有信教授認為：“教育最根本的問題是培養對社會有用、對人類有貢獻、有高尚人格的人。借用西方的話講，就是培養一個好公民。什麼是好公民，就是合乎主流社會、有道德有修養、人格完善的人。公平感是有道德有修養、人格完善的一大表現。高考錄取分數線的不平等實際上是在考生命運選擇的緊要關頭對公平感教育的扼殺，是教育的失職。”

    北京師範大學研究比較教育的高一民先生説：“據我所知，全世界只有馬來西亞實行‘馬來人優先’的政策。北京考生比外地考生更容易上大學，這個現象在明年北京實行單獨命題之後就會被掩蓋。”

    迎著八、九點鐘的太陽走向最高人民法院

    青島學生張天珠的理想是成為一名律師，她理想中的學校是中國政法大學，在得悉了高考成績後，她作出了第一重點本科志願東北農業大學、第一一般本科志願西藏民族學院、第一專科志願濟南大學(專)的決定。可是，張天珠對前途缺乏把握，“因為是在青島，因為不在北京，因為不在濟南，——”隨行的青島電視臺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今年山東省教委也對省會濟南進行了計劃性的“照顧”，張天珠又因為濟南考生的“分數線福利”與濟南大學(專)失之交臂，這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孩子太可憐了，太可憐了。”

    張天珠是第一個與德衡律師事務所商定起訴教育部的，她含著眼淚對記者説：“我是一個普法教育的受益著，是法律使我相信在這個民主、公平的社會裏，我們可以消除不公平或者為這個目標而努力。”説到起訴教育部的想法，張天珠説，“高考結束後不多久，我在憲法上發現了關於平等權和受教育權的條目，又查閱了教育法，覺得高考錄取線的不平等直接侵犯了我和其他許多考生的權利。於是我就到德衡律師事務所進行諮詢，他們(德衡律師事務所)本來就接到了許多類似電話，於是我表示堅決參與訴訟，後來就有了欒倩和姜妍的參與。”李強接著説：“高考結束後，我們陸續接到幾十個關於高考錄取線的諮詢電話，引起德衡總部的高度重視並由我和北京的一位同事楊培銀律師組成小組專門研究此事，後來張天珠表示可以堅持訴訟到底，我們便決定對教育部提起訴訟。直到今天(8月22日)，我們還沒有聽到任何反對我們的聲音，而只今天一個上午便有十幾個電話打來表示支援我們的行動。”

    張天珠生於1983年2月13日，農曆正月初一，家裏除父母外還有一個7歲半的弟弟，父母和弟弟都非常支援她來北京“告狀”。12歲以前她在山東棗莊滕縣讀完初一，初一到初三在青島一中就讀，因自己覺得跟不上學校的教學情況，初三開始在青島十五中就讀至參加高考。高中3年，用張天珠的話講，是在“苦”裏熬過來的，一進高中，灌輸到的便是抓緊每一分每一秒學好文化課的理論，分數裏定乾坤的競爭現實使她付出了“比北京孩子”多幾倍的汗水。她所在的青島十五中是青島市比較好的中學之一，所在的班級有56人，她的高考成績在班裏列前20名。

    欒倩的理想也是當一名律師，她的目標是普通高校，她的成績也達到了北京市重點本科的錄取分數線。但就青島的錄取情況看，她很有可能什麼大學也讀不了。欒倩第一普通本科志願是青島大學，第一專科志願是青島電大。她所在的青島一中也是青島相當不錯的高中，班級裏有68名學生，她的成績應該在前40名。姜妍的理想是當一名會計師，她的目標是有會計專業的普通高校，她的成績超過了北京理科重點本科錄取分數線18分，在青島卻連專科都“夠嗆”。姜妍的第一普通本科志願是西北農林科大，第一專科志願是青島大學高職(專)。她所在的青島鐵一中也是青島不錯的學校，班裏有62名學生，她是班裏的“狀元”，“狀元”尚且如此，其他的61人可想而知。

    3名學生都沒有接觸過北京的同齡人，但她們都一致認為北京是首都，北京學生在學習、就業等的軟體、硬體、機會上都有先天的優越環境。“他們(指北京學生)應該比我們的考試成績高才對，我們(指外地學生)無法忍受不平等上的不公平！”在問題的解決上，3位學生表示：“我們是代表全部所有外地考生來的，我們只想維護憲法賦予我們的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然而她們知道“訴訟即便勝了，我們的命運也就這樣了——”當記者問及對訴訟有沒有信心時，三個女孩子都很堅定地説：“有！”她們的訴訟代理人李強律師則説：“我們將迎著明晨八、九點鐘的太陽走向最高人民法院！”

    8月23日8點30分，他們到達最高人民法院，在門衛室説明情況，門衛室經過請示以後，通知李強等人到北京南站附近的接待室接受接待。按照規定，接待室接待的一般都是陳情人員，李強等人這是一件普通訴訟，不屬於陳情，他們於是就在正義路郵局以特快專遞的形式向最高人民法院發出了訴狀。李強表示事先已經考慮到有可能發生這種結果，他們非常理解最高人民法院的做法。9點45分，他們離開正義路郵局。李強律師説，兩天的郵寄時間再加7天的答覆期，初步估計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能確定受理意見。三名考生告訴記者，準備下午去全國的最高學府--北大和清華去轉一轉。

    此前一天，也就是青島學生在崑崙大廈向北京記者們介紹情況的8月22日，據説有人要完成一次行為藝術，演出者將身穿寫有"我是沒有暫住證的外來人口"字樣的文化衫走開工路，從東長安街大北窯出發，經過建國門使館區，王府井商業街。天安門廣場，上西長安街，過新華門，西單商業街，復興門，最終到達軍博。預計全程二十公里，行程五小時。這個藝術活動的説明稱：嚴禁尾隨，圍觀，拍攝，不接受任何採訪。

    8月23日，記者打電話到教育部考試中心、高等教育司詢問有關高考分數錄取標準的有關問題，考試中心的趙主任和高等教育司的劉司長都表示相關標準由學生司制定，建議詢問學生司。記者打通了學生司瞿司長的電話，簡要説明問題後，瞿司長告訴記者此事需要由新聞辦(教育部)安排。記者與新聞辦的魏女士聯繫後，按要求提交採訪提綱與記者的新聞出版署簽發的記者證給新聞部，經確認後，記者與魏女士約定24日確認採訪時間。24日中午，記者第三次撥通魏女士的電話，魏女士告訴記者，高考制度相關問題正在研究過程中，不便接受新聞界的採訪。

    有關誠信和公平的理念

    《中國青年報》記者李方7月下旬在網上發帖子説：北京學生容易上大學有合理性，因為北京學生的素質比較高。這個帖子受到了廣泛的抨擊。“哪有支援我的呀？全是罵我的，我馬上就投降了。不管怎麼説，公平這個理念是沒辦法挑戰的”。

    一個署名為“美國加州大學研究員邱葵”的帖子則透露了另一種憂患：“大家可能知道一個寓言，説是有兩個人在深林裏走，遇到一隻老虎，其中一人馬上蹲下來繫鞋帶，另一人問：你要想跑過老虎嗎？第一個人説：我只要跑過你就可以了。在一個社會中，除非你可以保證你永遠堅強而沒有軟弱的時候，否則你應該希望這個社會是一個大家能互相提攜、共同前進的社會。如果你認為我們應該在教育上向學生灌輸社會達爾文主義，不計手段勇者勝，那麼，社會上的絕大部分人會最終受其害。這樣的社會，是可怕的。”

    然而，目前的高考制度也有其哲學上的合理性，至少是現實性。凱澤*霍斯金在《教育與學科規訓制度的緣起》中説：“這是一個可以算度的世界，評分制度已經滲透到每個個人和組織的角落。基本上，已經再沒有不能量化的東西。不論在學校、體育、政治或商業領域，我們都在內心計算，以求擊敗他人，以期當第一名。”

    8月21日，《亞洲華爾街日報》日發表文章説，每年夏天，中國的注意力都要轉向全國高考，高中畢業生必須參加考試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如果你按照每人平均教育開支給世界各國排隊，中國屬於最低的百分之十。

    對於數百萬年輕人來説，教育是他們上升的唯一希望。供應和需求之間的巨大差距造成巨大緊張，政府控制這種局面的手段只能是按照公平的考試製度分配數量很少的大學名額。在人口、供需關係的緊張化無法緩解，制度又有極大漏洞的前提下，一次考試定終生，無論如何對考生與家長都是無法回避的殘酷。(記者李偉 實習記者張峰 王海亮)

    《三聯生活週刊》2001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