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回頭看這個“老故事”，很多人可能覺得有些可笑，如今的企業和畢業生，早已淡化了“幹部身份”這個概念。造成這種時世變遷的原因，除了用人機制、就業觀念的變化外，還有高等教育發展和大學生就業形勢變化的社會大背景。

    促成“大眾化”的因素

    高等教育的發展。在社會中，就業崗位的層次的分佈是呈三角形的，從頂端向下，各崗位層面對勞動力的技能要求逐漸下降，數量逐漸增多。高校畢業生就業是遵循勞動力市場的供求規律的，“供需矛盾”決定著畢業生就業崗位的分佈和就業層次、薪酬水準等狀況。當高等教育處在“精英教育”階段時，高等學校畢業生供給小于社會需求，是畢業生的“賣方市場”。此時，社會提供的“精英”崗位充足，高等學校的畢業生主要在社會較高層次的“精英”崗位上就業。這種精英式的就業，在計劃分配的畢業生就業時期，表現得淋漓盡致。政府按照“國家幹部”的身份，將高等學校的畢業生分配到高級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等專門的或專業的崗位上。在人們的意識中，大學畢業生被人羨慕、尊重，甚至是被推崇的“社會精英”。這種觀念多年來嚴重地左右著大學生的擇業觀。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每年的高校畢業生約100萬，基本上擺脫了供給的“緊缺時代”。畢業生的就業，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專科畢業生就業開始變得困難。

    隨著1999年我國高等教育大規模的擴大招生，到2002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超過320萬，2003年計劃普通高校招生335萬，我國的高等教育步入了“大眾化”階段。2003年大學畢業生達到212萬，2004年將超過250萬，在2010年之前，每年的大學畢業生將達到350萬以上。預計在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我國GDP的增長將保持在7%￣8%，社會每年能夠提供的新增就業崗位數量(除非第三産業超常規地、突飛猛進發展)是一個在600萬￣900萬之間的“常數”。其中，傳統意義上的“白領”或“精英”崗位是少數，更多的是一般意義上的初級工作崗位。在這種形勢下的高等學校畢業生的就業，將向社會就業崗位的“三角形”靠近底端的方向移動，即一部分大學畢業生在“精英”崗位就業，另一部分大學畢業生在“非精英”崗位就業。這必然使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由“精英”走向“大眾”。

    社會經濟的發展。大學畢業生就業的大眾化，除了由於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時代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社會經濟的發展。20世紀50年代，我國處在經濟不發達階段時，初中畢業生即被認為是“人才”。工廠招收工人，能夠招收到“初小”畢業的就可以了，招收到“高小”畢業的就是高文化水準的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工作崗位對勞動技能的要求在不斷地提高，對勞動者受教育的層次的要求亦隨之提高。進入21世紀，這種對勞動力受教育水準的要求，提高到空前的水準，促使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更多地進入普通勞動者的序列。

    社會職業和崗位的發展。我國的社會發展已經從實現小康，進入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階段。隨著社會的發展，一方面，社會上産生了大量的新的職業和崗位；另一方面，社會所提供的人們一般意義上認為的“精英”崗位或“白領”職位類的高級工作崗位，也在生産方式的改變和生産工具現代化的過程中變化，引發了傳統意義的“藍白領”界限的模糊和標準的變更。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隨著社會職業和崗位的發展走向“大眾化”。

    走向“大眾化”的信號

    2002年召開的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提出了要在職業教育中實行畢業證書與職業技術證書“雙證並舉”的要求。這清楚地表明，高等職業技術學校的培養目標向操作技能型轉變，這樣的大學畢業生對口的就業崗位必然是生産操作第一線。

    生産力的發展和技術進步，對在高精設備或現代化生産線上從事操作、維護等第一線工作的勞動者的文化素質要求，大大地提高了。大學畢業生到這些生産第一線工作，使這些崗位的從業者自然而然地隨之成為“高級藍領”。

    新興的資訊産業中的軟體公司、網路公司等，雇傭的員工中80%￣95%以上是高等學校的畢業生。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在從事編寫程式、設備調試和維護、實施工程等第一線工作。如果以管理與生産第一線的崗位作為區別“白領”與“藍領”的標準，那麼，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應當屬於“藍領”。

    從世界經濟發展看，隨著經濟的發展，在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時期，第三産業必然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將要從現在佔GDP的不到30%，上升到50%左右。現代化的第三産業是以知識和高科技為支援的，其中的金融保險業；法律、審計、財會、投資、心理、職業、出國留學等方面的諮詢服務業；各類經紀人和仲介機構；文化教育業等等服務産業的發展，要求其從業人員中的半數以上者是取得大學學歷的人員。應當説，在這些行業中的從業人員絕大多數是在第一線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大量轉移到第三産業一線崗位就業，也是大學畢業生就業“大眾化”的表現。

    面對“大眾化”的挑戰

    高校辦學層次將進一步“分化”。普通高等教育按照大類來分，可以分為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和專科生教育。承擔這些教育任務的普通高校客觀上也是存在著層次的區別的。清華大學的方惠堅等人在其撰寫的《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中，將我國高校分為4類：“研究教學型大學”，全國約100所，其中約10所國家重點高校爭取接近或達到世界一流水準；“教學研究型大學”，全國約300￣400所；“教學型學院或大學”，全國約450￣550所；“社區學院”，以大學二年制教育及專科、職業教育為主，全國約600￣700所。這樣劃分高等學校層次的觀點，我們暫且不討論是否科學，但有一點是大家認同的：各層次的高等學校承擔著不同規格的人才培養任務，它們培養的畢業生要為社會需要的各種崗位層次服務。因此，在不斷擴大的高校隊伍中，高校之間將隨著其承擔的培養目標在社會競爭中的自然定位，而進一步地分化，除少數研究教學型院校主要以培養研究生層次的畢業生為主，走“精英”的培養道路外，其他90%以上的院校必然要走“大眾化”的培養道路。高等學校的進一步“分化”和競爭，將促使高校形成各自的辦學特色。

    高校要重新探索人才培養模式。除了少數高校向建設世界一流水準的院校的目標進軍之外，絕大多數高校面臨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重新定位，改革和探索人才培養方式的問題。從畢業生就業的角度看，目前問題主要集中在專科教育的層面，一方面，就業困難的畢業生主要集中在專科層次上；另一方面，社會需要高等職業技術畢業生的一些崗位，如數控設備的高級操作人員，社會有很大需求，卻招不到人。與此同時，每年專科生(含高職生)的招生數量卻超過本科生。如何應對這種矛盾的局面是必須正視的問題。形成專科生就業困難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主要是畢業生的專業技能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從高等學校人才培養的方面來看，是培養目標與需求錯位造成的。社會對此的評價是：同類學校培養趨同，沒有各自的特色，既無深厚的理論功底，又無實際的操作技能。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專科院校的畢業生就業率非常高，探究其原因，可以歸結為：一是遵循了勞動力市場的供求規律；二是培養上做到了“人職匹配”，品質高、有特色；三是學校從上到下，重視畢業生的就業工作。因此，如果從大學畢業生就業“大眾化”的角度出發來考慮各高等學校的發展的話，必須以社會需求為導向，以提高畢業生在市場中的競爭力為培養目標，提高學生的實際技能和培養品質，做到人職匹配，辦出高等學校各自的特色，抓好就業指導，幫助學生認識自我，規劃他們的職業生涯，做好就業推薦，提高就業率，使高校成為促進生産力發展的推進器，只有這樣才能夠適應21世紀新時期的發展需要。

    《中國教育報》 2003年3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