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上海某大型設備製造企業從國外引進了一台先進的加工設備,在單位職工中卻找不到合格的操作人員。廠黨委為此專門召開會議,做出了三條決定:選派一名大專學歷的畢業生出國接受培訓,作為這臺設備的操作人員;該畢業生到了操作崗位後保持其“幹部身份”;該大專畢業生培訓學習歸來,三年內帶出一名徒弟後,可以回到原來的技術員的崗位。
如今回頭看這個“老故事”,很多人可能覺得有些可笑,如今的企業和畢業生,早已淡化了“幹部身份”這個概念。造成這種時世變遷的原因,除了用人機制、就業觀念的變化外,還有高等教育發展和大學生就業形勢變化的社會大背景。
促成“大眾化”的因素
高等教育的發展。在社會中,就業崗位的層次的分佈是呈三角形的,從頂端向下,各崗位層面對勞動力的技能要求逐漸下降,數量逐漸增多。高校畢業生就業是遵循勞動力市場的供求規律的,“供需矛盾”決定著畢業生就業崗位的分佈和就業層次、薪酬水準等狀況。當高等教育處在“精英教育”階段時,高等學校畢業生供給小于社會需求,是畢業生的“賣方市場”。此時,社會提供的“精英”崗位充足,高等學校的畢業生主要在社會較高層次的“精英”崗位上就業。這種精英式的就業,在計劃分配的畢業生就業時期,表現得淋漓盡致。政府按照“國家幹部”的身份,將高等學校的畢業生分配到高級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等專門的或專業的崗位上。在人們的意識中,大學畢業生被人羨慕、尊重,甚至是被推崇的“社會精英”。這種觀念多年來嚴重地左右著大學生的擇業觀。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每年的高校畢業生約100萬,基本上擺脫了供給的“緊缺時代”。畢業生的就業,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專科畢業生就業開始變得困難。
隨著1999年我國高等教育大規模的擴大招生,到2002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超過320萬,2003年計劃普通高校招生335萬,我國的高等教育步入了“大眾化”階段。2003年大學畢業生達到212萬,2004年將超過250萬,在2010年之前,每年的大學畢業生將達到350萬以上。預計在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我國GDP的增長將保持在7% ̄8%,社會每年能夠提供的新增就業崗位數量(除非第三産業超常規地、突飛猛進發展)是一個在600萬 ̄900萬之間的“常數”。其中,傳統意義上的“白領”或“精英”崗位是少數,更多的是一般意義上的初級工作崗位。在這種形勢下的高等學校畢業生的就業,將向社會就業崗位的“三角形”靠近底端的方向移動,即一部分大學畢業生在“精英”崗位就業,另一部分大學畢業生在“非精英”崗位就業。這必然使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由“精英”走向“大眾”。
社會經濟的發展。大學畢業生就業的大眾化,除了由於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時代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社會經濟的發展。20世紀50年代,我國處在經濟不發達階段時,初中畢業生即被認為是“人才”。工廠招收工人,能夠招收到“初小”畢業的就可以了,招收到“高小”畢業的就是高文化水準的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工作崗位對勞動技能的要求在不斷地提高,對勞動者受教育的層次的要求亦隨之提高。進入21世紀,這種對勞動力受教育水準的要求,提高到空前的水準,促使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更多地進入普通勞動者的序列。
社會職業和崗位的發展。我國的社會發展已經從實現小康,進入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階段。隨著社會的發展,一方面,社會上産生了大量的新的職業和崗位;另一方面,社會所提供的人們一般意義上認為的“精英”崗位或“白領”職位類的高級工作崗位,也在生産方式的改變和生産工具現代化的過程中變化,引發了傳統意義的“藍白領”界限的模糊和標準的變更。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隨著社會職業和崗位的發展走向“大眾化”。
走向“大眾化”的信號
2002年召開的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提出了要在職業教育中實行畢業證書與職業技術證書“雙證並舉”的要求。這清楚地表明,高等職業技術學校的培養目標向操作技能型轉變,這樣的大學畢業生對口的就業崗位必然是生産操作第一線。
生産力的發展和技術進步,對在高精設備或現代化生産線上從事操作、維護等第一線工作的勞動者的文化素質要求,大大地提高了。大學畢業生到這些生産第一線工作,使這些崗位的從業者自然而然地隨之成為“高級藍領”。
新興的資訊産業中的軟體公司、網路公司等,雇傭的員工中80% ̄95%以上是高等學校的畢業生。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在從事編寫程式、設備調試和維護、實施工程等第一線工作。如果以管理與生産第一線的崗位作為區別“白領”與“藍領”的標準,那麼,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應當屬於“藍領”。
從世界經濟發展看,隨著經濟的發展,在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時期,第三産業必然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將要從現在佔GDP的不到30%,上升到50%左右。現代化的第三産業是以知識和高科技為支援的,其中的金融保險業;法律、審計、財會、投資、心理、職業、出國留學等方面的諮詢服務業;各類經紀人和仲介機構;文化教育業等等服務産業的發展,要求其從業人員中的半數以上者是取得大學學歷的人員。應當説,在這些行業中的從業人員絕大多數是在第一線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大量轉移到第三産業一線崗位就業,也是大學畢業生就業“大眾化”的表現。
面對“大眾化”的挑戰
高校辦學層次將進一步“分化”。普通高等教育按照大類來分,可以分為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和專科生教育。承擔這些教育任務的普通高校客觀上也是存在著層次的區別的。清華大學的方惠堅等人在其撰寫的《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中,將我國高校分為4類:“研究教學型大學”,全國約100所,其中約10所國家重點高校爭取接近或達到世界一流水準;“教學研究型大學”,全國約300 ̄400所;“教學型學院或大學”,全國約450 ̄550所;“社區學院”,以大學二年制教育及專科、職業教育為主,全國約600 ̄700所。這樣劃分高等學校層次的觀點,我們暫且不討論是否科學,但有一點是大家認同的:各層次的高等學校承擔著不同規格的人才培養任務,它們培養的畢業生要為社會需要的各種崗位層次服務。因此,在不斷擴大的高校隊伍中,高校之間將隨著其承擔的培養目標在社會競爭中的自然定位,而進一步地分化,除少數研究教學型院校主要以培養研究生層次的畢業生為主,走“精英”的培養道路外,其他90%以上的院校必然要走“大眾化”的培養道路。高等學校的進一步“分化”和競爭,將促使高校形成各自的辦學特色。
高校要重新探索人才培養模式。除了少數高校向建設世界一流水準的院校的目標進軍之外,絕大多數高校面臨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重新定位,改革和探索人才培養方式的問題。從畢業生就業的角度看,目前問題主要集中在專科教育的層面,一方面,就業困難的畢業生主要集中在專科層次上;另一方面,社會需要高等職業技術畢業生的一些崗位,如數控設備的高級操作人員,社會有很大需求,卻招不到人。與此同時,每年專科生(含高職生)的招生數量卻超過本科生。如何應對這種矛盾的局面是必須正視的問題。形成專科生就業困難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主要是畢業生的專業技能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從高等學校人才培養的方面來看,是培養目標與需求錯位造成的。社會對此的評價是:同類學校培養趨同,沒有各自的特色,既無深厚的理論功底,又無實際的操作技能。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專科院校的畢業生就業率非常高,探究其原因,可以歸結為:一是遵循了勞動力市場的供求規律;二是培養上做到了“人職匹配”,品質高、有特色;三是學校從上到下,重視畢業生的就業工作。因此,如果從大學畢業生就業“大眾化”的角度出發來考慮各高等學校的發展的話,必須以社會需求為導向,以提高畢業生在市場中的競爭力為培養目標,提高學生的實際技能和培養品質,做到人職匹配,辦出高等學校各自的特色,抓好就業指導,幫助學生認識自我,規劃他們的職業生涯,做好就業推薦,提高就業率,使高校成為促進生産力發展的推進器,只有這樣才能夠適應21世紀新時期的發展需要。
《中國教育報》 2003年3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