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告訴記者，去年10月，他們一家從美國回上海後，安置7歲半兒子的就學問題，成了一件最困難的事。

    進第一個重點小學的一年級上了還不到一個星期，老師就嚴厲地提出：“他肯定不行，你明天必須把他帶走！”

    經熟人介紹，戴女士又把兒子帶進了一家區重點，校長挑剔地迅速發問：“32加32等於多少？”“64”。“64加64呢？”

    兒子剛猶豫了一下，就遭到一句不耐煩的追問：“你懂不懂中文呀？怎麼那麼慢！”戴女士只得陪笑，讓他試試吧！旁聽可不可以？學費贊助費我都照付！

    一個月後，班主任又不耐煩了：“上課手不停腳不停，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回答問題也很慢，還是讓他去讀幼兒園吧。”

    像戴女士這樣的留學生歸國後，孩子遭遇教育難題的不在少數。這些孩子基本都是出生成長于國外，結交的朋友、接觸到的教育系統都是西方的。和父母一起回到國內，對他們來説，意味著離別熟悉的朋友，放棄習慣的生活環境、語言環境，以及適應陌生的教育方式。

    彭鐵城先生上班的時候，總要惦記在家中無所事事的12歲兒子。從微軟研究院回國後，彭先生煞費苦心地給孩子挑了一所貴族學校，那裏，是海歸派子女雲集的地方。學生們説英語、學美國的教材、外教授課……環境儼然跟國外一樣。彭先生“展望”：等孩子一能自立，就把他送回美國讀大學。

    可到了暑假，問題出現了。學校地處北京郊區，同學的家相距遙遠，孩子們又都不太會中文，很少走動。結果，兒子只能每天在家看國外電視、DVD，上網和美國朋友聊天，過著跟他年齡不相符的閉塞生活。“他真是挺寂寞的。”彭先生十分心疼。所以，雖然他認為自己在國內的發展很不錯，但也不得不重新考慮。他説：“我和夫人最近還是在打算回美國發展，孩子的教育畢竟是大問題。”

    跟這些留學歸國人員一談到子女的教育問題，每人都有一肚子苦水。

    在國外，他們覺得學校教育的孩子太輕鬆太放縱，回到國內，又受不了教師對孩子的過分嚴厲和教育體系的刻板。一位從溫哥華來的台灣父親説，他孩子上學的地方，為了不把操場上的草坪踩壞，老師不讓孩子跑不讓孩子跳，只可以在操場上慢慢走，對孩子來説太壓抑了。

    他們認為國內公立學校的教育方式有許多應該調整和改善的地方，但升學率逼得老師也沒辦法。所以，海歸派們相對更信任私立學校，“為了錢，他們起碼能以人為本一點。”他們説，在公立學校，上課是封閉的，家長根本無法了解老師的授課情況。而在私立學校，家長可以任意地旁聽，及時把孩子的情況和老師交流，老師也更願意聽取家長的意見。

    俞老師5歲的女兒在加拿大上了半年幼兒園回到國內，“我送她去幼兒園，第一天她很高興地去了。第二天就哭，不想去。第三天，手拉著我的車門，死活不進去。”

    女兒講出的理由，嚇了俞老師一大跳。過程是這樣的：老師在教室裏罵別的孩子，把那個同學罵哭了，女兒説，在國外的時候，即使我們犯了錯誤，老師總是跟我們好好説，從來不罵我，我害怕。女兒還説，這個老師罵人的時候，是懷裏抱著她罵的。結果，下課以後，女兒想和別的小朋友玩，別的小孩都不願意和她玩。所以女兒以後就再也不願意去幼兒園了。

    大家都在呼籲：海歸派歸國創業正當時，而對於中國的父母來説，子女的教育是相當大的砝碼，如果配套的教育工程解決不好，已經安了巢的燕子也會飛走。因此，戴女士説，良好的創業環境是否該包含子女的教育環境？

    其實，在海歸派子女身上折射出來的教育問題，是所有孩子都共同遭遇的，只不過，在這些小海歸的身上表現出的反差更大。而要想改變這種種的不如意，不僅僅是哪幾所學校或哪幾個老師的問題，它有賴於整個社會教育資源的豐富，教育體制和觀念的轉變，老師綜合素質的提高。

    最近，一套新的教育大綱正在醞釀出臺，據介紹，這是個相對溫情和人性化一些的大綱，希望它對海歸派子女，以及對所有的孩子，會是一個好消息。（堵力）

    《中國青年報》 2002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