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生育成“滴水茶”

    南河由湖北省南漳、保康、谷城三縣的山澗小溪匯集而成，在南河下游建有南河大壩，滴水村是一個距南河大壩20多公里的小山村。由於山上長年累月的滴水，便形成了滴水河，滴水村小學依山傍水而建，目前在校學生57名，教師3名，採用“複式”教學。1997年以前，滴水村小學的很多學生由於家庭貧困讀不起書，輟學現象較為嚴重，有時在校學生不足30名。

    “是惠黎基金會圓了學生的讀書夢。”日前，張家榮校長感慨地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説。

    惠黎基金會的前身是“亞洲鄉村教育基金會”。惠黎基金會的一個項目叫“彩虹”項目，就是啟動一些貧困落後鄉村小學的勤工儉學，通過扶助項目，讓受助學校貧困學校都能上學。

    早在1996年，滴水村村民委員會就將滴水村小學周圍近10畝茶園交給滴水村小學管理，讓學生搞勤工儉學，當時年産鮮葉較少，由於沒有加工設備，加工茶葉還要跑幾十里的路。由於茶葉量少，制茶成本大，茶葉的收入遠遠無法解決貧困學生的學費問題。

    1997年6月，滴水村小學校長張家榮從一本雜誌上獲悉惠黎基金會將扶持鄉村小學建立勤工助學項目的消息，便立即將學校的實際情況寫成報告，寄給他們。在報告中，張家榮闡述學校的現狀和學生流失情況，他談到，學校的茶葉基地通過學校師生幾年的努力，利用課外時間開墾茶地，精心管理，合理施肥，目前發展到茶葉基地近30畝，但加工難的問題一直困擾著學校，加之學校周圍村民也有近100多茶葉基地的鮮葉需要加工，所以學校想把加工茶葉當成一個長遠的項目，學校目前最需要的是添置制茶設備辦加工廠，但一直受資金問題的困擾。如果學校解決茶葉加工問題，學校就會逐步免去貧困學生的上學費用。

    惠黎基金會中國首席代表、北京基金會負責人樊英收到報告後，立即帶人到滴水村實地考察，經過走訪調查，決定投資這個項目，並捐助了3.5萬元人民幣。

    不久，惠黎基金會將第一筆資金匯到了滴水村小學。在村民和全校師生的努力下，經過3個月的時間，學校終於建成了面積為140平方米的茶葉加工車間，學校用資助的資金購置了炒茶機、發電機、制茶機。

    1999年3月，惠黎基金會總負責人周元專程赴滴水村檢查，看後非常滿意，並針對茶籽可以榨油一事，又劃撥了5000元現金，購買了榨油機，興辦了榨油車間。

    從1999年開始，學校年産幹葉可達400多公斤，為學校創收近萬元，從1999年春季開始，學校免去全校學生的書雜費，對貧困學生實行全免。

    滴水村小學的學生通過採摘鮮葉，培養勞動技能，養成了良好的勞動習慣，資助了貧困學生，這幾年學校再沒有學生流失現象，實現了創收育人雙豐收。2000年8月，張家榮校長應邀參加了教育部主辦的“中國鄉村社區助學研討會”。

    惠黎基金會的工作人員每年都要坐火車從北京來到滴水村，他們每次來都住在村民家，吃住都是自己掏腰包。

    惠黎基金會還協助滴水村小學制訂了一條紀律：滴水村小學的茶葉收入是用於資助貧困學生讀書的，所以任何人不能把茶葉拿回家或者送人，哪怕是一兩茶葉，都不能隨便送人，都要收錢。

    惠黎基金會協助學校建立了一套管理制度，讓學生參與記賬、過秤等管理，“公示”上墻。學生可以直接寄信至北京反映管理的漏洞。

    惠黎基金會還請制茶專家，教學校老師如何精製茶葉，他們把滴水村小學生産的茶葉取名為“滴水茶”，意思是“涓涓滴水，終成涌泉”。

    “滴水茶”受到北京人的喜歡

    從2001年以來，産茶大縣的谷城縣茶葉市場開始出現“疲軟”現象，由於地處偏僻，交通不便，加之茶葉降價，市場競爭激烈，銷售成了學校的老大難問題。2002年4月初，樊英專程從北京趕到滴水村小學，協助學校推銷茶葉，並提出了把滴水村小學的茶葉包裝後運到北京銷售。

    4月10日，樊英將茶葉樣品帶回北京市，請衛生等有關部門進行檢驗，確定在“五一”假期進行義賣。

    4月25日，基金會得知北京市地壇公園在“五一”期間舉辦書市活動，便主動找到書市組委會，通過協商在書市裏爭取了一個展攤。

    4月27日上午11點45分，張家榮帶領3名學生陳輝傑、陽小娟、陳龍和114公斤封製成600多袋的茶葉坐上了到北京的火車。

    4月30日，“滴水茶”義賣活動開始。600多袋茶葉擺上了展攤，每袋重達2兩，售價20元錢。

    清晨，書市一開業，在地壇上千個攤位的推銷聲中，賣“滴水茶”的展攤十分引人注目，外交部工作人員吳家璇夫婦得知情況後，主動要求參加義賣活動。

    當天下午，地壇公園書市組委會通過協調把“滴水茶”義賣的展位從偏僻的位置轉到中心會場的一個最佳位置。

    “滴水茶”牽動了北京人

    “滴水茶”牽動了北京人。北京人送書、送錢、送餃子、送水，不少熱心人都是“回頭客”。

    5月2日上午11點，兩位退休老人得知3個學生最想看的書是“四大名著”，便到書市上買來三套中國“四大名著”，塞到孩子們手中。

    身高1米8的小夥子付濤不僅送來了兩套“四大名著”連環畫版，還送來了兩摞書，其中有《中國上下五千年》和《青少年百科全書》，付濤還從口袋裏掏出200元錢，一次性購買了10袋茶葉。

    到茶攤購買“滴水茶”年齡最小的只有3歲，她踮著腳把20元錢舉過頭頂：“哥哥，給你錢，我買茶。”

    外經貿部研究院王志剛在兩天裏先後6次光顧茶攤，當他從報上得知學生陽小娟特別喜歡音樂時，和兒子一商量，把家裏的三弦琴送給了陽小娟。

    馬宇紅是一位雙腿殘疾的女青年，她坐著電動輪椅專程來買了10袋茶葉，另外還留下100元錢。

    北京實驗二小的王宇飛和他的母親秦女士多次來到茶攤前，捐了一個籃球，並幫助賣茶，王宇飛主動跟媽媽建議，把家裏的價值13000元的鋼琴送給滴水村小學。他説，他已通過鋼琴的4級考試，目前他改學薩克斯，他説應該把心愛的鋼琴捐給滴水村小學，讓那兒的學生在鋼琴的伴奏下唱歌。母親秦女士聽後很受感動，便和兒子一道把鋼琴送到了學生住的旅社。

    外交部工作人員吳家璇的兒子吳俊傑是國家高科技農業專家，在美國深造，這次回國後也專門抽出時間看望了義賣“滴水茶”的師生。

    北京一家烤鴨店的老闆得知小學生義賣“滴水茶”的消息後，專門租了一部車，帶著3名學生去他的店裏吃北京烤鴨。

    5月4日上午，北京最大的茶葉公司裕隆茶葉公司的董事長吳裕隆買下了最後50袋茶葉，並捐了1000元。

    到5月4日上午11點，滴水村小學師生帶去的600多包“滴水茶”被搶購一空，共賣得現金24280元，收到捐款4524.20元。

    張家榮師生4人5月5日登上天安門，並到毛主席紀念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遺容，觀看了人民大會堂、人民英雄紀念碑。

    5月15日，記者來到了谷城縣南河鎮滴水村小學。張家榮校長告訴記者2條好消息，一是國家林業局一位茶葉品質檢測專家發來信函，並寄來100元，請張家榮校長寄去5袋茶葉，並願意免費為“滴水茶”做好國家級化驗、檢測，免費做一份化驗報告和質檢報告。二是中國農業大學等學校的學生來函要求在今年暑假到滴水村小學做“義教”工作，教學生跳舞、唱歌、玩健身器。

    “滴水茶”的義賣在北京一石激起千層浪。新華社香港分社原社長周南夫婦對這種做法給予充分的肯定。在義賣活動中，他告訴三個學生：“你們不要覺得不好意思，這不是乞討，這是靠你們的雙手做出一件很有意義、很光榮的事，應該理直氣壯去做。”周南認為這件活動是拯救山區基礎教育的好做法，是為老百姓做好事、謀利益的舉動，北京人也認可了這種做法，它可以培養學生的勞動技能、創新精神，培養克服困難、自強自理的能力。北京人對這次活動給予了大力支援和真誠的關心。正是由於北京人高尚的文明程度和助人為樂的道德風貌，才促使了這次義賣活動的圓滿成功。 （汪文漢）

    《生活時報》 2002年6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