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怎樣依法落實高校辦學自主權？我想，至少要關注以下三個方面。”

    一、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要儘快轉變職能。

    謝教授説，長期以來我們處於政府主導型的社會，在教育方面則更為突出。由於高校絕大多數為國家主辦，因而形成了“既然是國家掏錢辦校，政府就要直接管理，如果不管，就是沒有盡到責任”這種觀念。政府很難從事務性過程管理中退出來，高校也就談不上自主辦學。

    “我曾經請教過在政府工作的一些朋友關於政府管理的問題，他們説，我們習慣了過程管理。在過程管理工作中又重點抓入口關，即把好審批關。比如申辦一個企業(更不要説申辦一所大學)，政府要花很多精力去審查，辦起來後，往往缺乏主動地進行監督。”

    謝教授説，我認為，轉變職能，政府對大學應當加強宏觀規劃，簡化審批手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依法承認和強化高等學校的獨立法人地位，從保護教育消費者權益的角度，對高等學校是否依法辦學進行認真地監督和管理，依靠社會和人才市場對學校的教育品質進行估價。

    二、高校行政管理隊伍應當職業化。

    謝教授説，目前，我們對高校行政管理人員尤其高級行政管理人員的要求或標準不明確，行政架構基本是倣照政府的模式。其結果是，管理水準很難適應急劇變化的形勢。例如在前幾年，很多學校呼籲政府不要限制招生，説自己有多少優越條件，可以增加多少學生等等。等到政府要求擴招，才一兩年，一些學校又叫苦不迭。校長也好、教師也好，都説教室、實驗室不夠了，設備、圖書不足了……等等。

    再如擴招後，一些地方高校對部分學生高收費，把好不容易完成的自費公費並軌又搞成了“雙軌”。這些事例至少説明我們一些高校的管理水準還很不適應，自主辦學的能力還很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一支職業化的高校管理隊伍，特別是職業化的高級管理人員。

    發達國家在步入“高等教育大眾化”後，基本逐漸形成獨立的行政管理層。從校長開始，對他的學術要求逐漸降低，而對其行政管理或者説是企業管理的要求逐漸提高。校中層幹部基本是職業中層管理人員。校長不一定是院士，因為那是學術成就的標誌。美國有多少諾貝爾獎獲得者當校長？

    謝教授説：“今後我們高校辦學規模越來越大，與市場、社會、政府的關係日益複雜，如果我們沒有一批職業化的優秀管理人員，就難以依法辦學、也用不好辦學自主權，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最終也就得不到落實。”

    三、高校要樹立對社會負責的理念。

    謝教授説：“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學校的辦學自主權的含義也在改變，‘精英教育’階段強調的學術絕對自由、教授治校等已不適應。隨著世界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和普及化，特別是進入八、九十年代，社會、公眾對高校的要求越來越高，公眾作為納稅人有權知道大學情況。對此，政府強調大學要樹立對公眾負責的責任感(Accountability)，要定期向公眾報告學校情況，提高運作的透明度等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屬於服務産業，我國大學的理念要作相應地改變。大學是服務産業。首先是産業，其次是服務。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大，學生選擇權利的增加，如何滿足學生作為消費者的需要，就成為學校辦學理念中最應關注的問題。西方教育理念基本上強調以學生為中心，其中一條，學生的願望、學生的利益要擺到很高的位置。中國高校應當儘快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觀念，改變管學生、灌學生的傳統習慣，要滿足學生的合理要求，學校各項工作都要圍繞學生的利益進行運作。此外，大學還要以多種方式為地方服務。”

    謝教授最後説：“希望政府在轉變職能上步子跨大一些，高等學校能夠儘快建立一支高水準、職業化的管理隊伍，並樹立對社會負責、以學生為中心的辦學理念。這樣我國的高等教育就一定能夠健康、快速地得以發展！”(左春明)

    《中國教育報》2002-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