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公平教育時代到來的信號——“從今年起用兩年時間，全部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這項政策的出臺直接惠及中國9億農民，原來“人民教育人民辦”的局面將變成“義務教育國家辦”，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也從主要由農民負擔轉變為由各級財政負擔，教育體制的改革從今年開始將達到前所未有地廣度與深度，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稱之為“里程碑式”的影響。農村義務教育尋求破題的歷史性變革，從此拉開帷幕。

《中國經濟週刊》在對全國部分農村調研後了解到，目前我國農村義務教育除了要面對投入相對滯後的困境外，還要解決在農村稅費改革之後經費缺口等多種問題。

農村義務教育新政元年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黃樂楨 張偉 崔曉林 葉靜/ 北京、江蘇、湖南報道

“相關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在開學前已全部到位。其中，由地方承擔的20%的資金，廣西等省份已全部由省財政承擔，不要求層層配套。”3月21日，中紀委駐教育部紀檢組組長、教育部黨組成員田淑蘭告訴《中國經濟週刊》。

此次經費落實之快並不出乎人們的意料。

當溫家寶總理在“兩會”上宣讀《政府工作報告》時，談到有關教育這一部分時，多次被代表、委員的掌聲打斷。溫總理説：“從今年起用兩年時間，全部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

“這是我國教育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必將對全面提高國民素質産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事實上，這個里程碑第一塊基石，是在2005年12月24日打下的。

當時國務院發出《關於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通知》。此後，教育部部長周濟宣佈：自2006年始，中國政府在未來五年將至少投資2182億元，支撐農村義務教育免費，確保“農村孩子上得起學”。

“兩會”期間，《中國經濟週刊》在採訪代表、委員時發現幾乎都有這麼一個共識： “‘使人人都能受到教育’，這將不再是口號了，是一種新的發展戰略。”在此基礎上，由教育新政策、新戰略出臺引發的農村義務教育投入問題也成了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

經費問題阻撓百萬兒童入學夢

“在這裡，我特別想強調一下平民教育問題。” 3月14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如是説，“我們有13億人口，9億農民，平民的比重更高。我們之所以把義務教育和職業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就是要使教育成為面向平民的教育，從而使人人都能受到教育。”

而在湖南省長沙市委副書記、市長譚仲池看來，平民教育之路依然會很漫長，因為首先要把農村義務教育問題處理好。對此，譚仲池在提交議案時，附上了《關於農村義務教育公共投入問題及對策思考》的調研報告。

他認為：“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的相對滯後，造成農民公平接受教育的權利受到損害，困難地區農民子女失學嚴重。”

據公開資料顯示：1995年到2002年，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總量投入缺口累計達3515.4億元，即使按1995年以來農村普通中小學教育經費佔全國教育經費30%的較低水準，2000年以前農村義務教育財政投入缺口也在1000億元以上。

譚仲池説，“農村稅費改革之後，由於地方財政尤其是縣級財政基礎薄弱，加上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總量不足，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缺口進一步擴大。”

譚仲池的調查結果顯示：全國農村每年大約有110萬名兒童不能入學；有的農村中小學失學率達30%。農村義務教育按時完成率僅76%，全國7個省區甚至在60%以下；農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7.6年，實現程度為10%，提升最慢；農村9%的成人是文盲。地方各級政府義務教育發展普遍負債，經濟落後地區尤為嚴重。

保障機制建立 政府將擔更大責任

除經費困繞外，農村教育負債也引起了眾多代表們的關注。

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政協副主席曹策問認為，當務之急應當儘快解決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下稱“普九”）給不少農村帶來的債務問題，否則，政府對義務教育開出的眾多優惠政策可能因此抵消，無法真正給群眾帶來實惠。

他認為，以前的農村“普九”工作中，大部分的投入由縣鄉財政解決。由於縣鄉財政緊張，大多通過集資和借貸的方式解決。但是農村稅費改革和學校“一費制”實施後，原來縣鄉籌集資金的來源被切斷，結果造成債務大量沉澱，成為縣鄉政府的沉重包袱。

對此，2月28日，教育部部長周濟在國務院新聞辦發佈會時分析説：“2000年之後，農村進行了稅費改革，義務教育的改革最基本的變化是從農村教育基本由農民辦，轉移到農村教育基本由政府辦，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跨越。”

周濟認為，首先要保證農村義務教育的教師工資，還要保證安全（指中小學危房改造等），同時要保證基本經費，這種情況下，在2004年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80％已經是由政府來承擔了。

在今年“兩會”召開前，已經20年沒有修訂的《義務教育法(修訂草案)》首次提請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草案中有關義務教育經費保障問題尤為引人關注。

許多代表、委員認為，建立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表明政府要在義務教育中承擔更大的責任。

周濟認為：“但具體到義務教育經費的投入，更為關鍵的工作是測算和確定中央與地方財政分擔的比例。如果比例不確定，省級統籌就可能成為空中樓閣。”

經費缺口困繞西部

全國人大代表、廣西貴港職業學院副院長周桂英對《中國經濟週刊》説：“目前農村中小學運作依然很困難。從廣西各地的情況看，農村中小學辦學經費短缺的情況很普遍，學校運作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一些市縣教育公用經費預算為零，危房改造、遠端教育等舉步維艱。”

周桂英分析原因時指出，西部地區經濟基礎、教育基礎比較薄弱，能為教育發展提供的財力、物力相當有限，無法按政策落實“財力補貼”和“配套資金”。另外，人們對教育的需求隨著時代發展而迅速提高，而政策、法律、制度還不夠完善，監管機制也不夠健全並不能有效運作。

來自重慶石柱縣的原教委主任劉中慧對《中國經濟週刊》介紹説，石柱是一個集三峽庫區淹沒縣、少數民族自治縣和國家重點扶貧開發縣于一體的特殊縣份，地方財政相當拮據，難以保證生均公用經費劃撥到位，使學校正常運轉難以維持。

對此，劉中慧指出，每年如果國家不能解決長期以來經費缺口，在西部，所謂的“兩免一補”政策就只能成為一句空話。

積極施政

事實上，為了解決好代表、委員熱議的問題，從中央到地方，在不到4個月裏已經作出了積極的應對。

臨近春節前，1月23日至24日，首批實施新機制改革的西部地區12個省區和中部地區若干省的財政、教育部門共150多人亮相北京大學，出席“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培訓班。財政部教科文司和教育部財務司官員詳細解讀了改革的相關政策，同時對各省代表進行農村中小學預算編制的緊急培訓。

按中央確定的步驟，2006年春季開學前，西部地區農村中小學要全面試編經費預算；2007年預算編制範圍擴大到中部和東部地區農村中小學；2008年，全國農村40萬所中小學將正式編制經費預算；2010年，全國農村中小學生均公用經費撥款達到中央出臺的基準定額。

“對於教育的投資關鍵是個認識問題。真正把科教興國當成一回事，真正把人才強國擺在了領導的日程上，那個錢就有了。”中紀委駐教育部經檢組組長田淑蘭説。

據悉，春節後開學的這次中小學公共經費財政部動作非常快，10天已把經費撥到學校。

教育部部長周濟向媒體詳解了“十一五”期間教育的規劃和思路時説：“‘十一五’時期教育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全面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普九’人口覆蓋率接近100％。”

“在制定“十一五”規劃中，明確規定要加大對教育的投入，逐步將財政投入佔GDP的比重提高到4％的水準。”

“4％這個數字表明，國家已經切實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將用更多的財力加快教育發展。”分析人士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而據教育部2004年數據顯示，中國當年在教育的財政投入佔GDP的比重僅為2.79％。

3月21日，在教育部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教育部財務司副司長田祖蔭介紹，目前共有52.5萬所農村中小學，以他們為基層單位開始編預算。

田祖蔭説：“這個預算是個大預算，包括教師工資、公用經費、困難學生的資助和危房改造資金等，由教育行政部門匯總，報財政部門審核，並報到縣級人大批准，最後按照這個預算執行。第二個措施我們將制訂一系列的配套文件，包括免學雜費怎麼免，補公用經費時怎麼補，給危房改造資金怎麼給等都有措施，一共有9個文件。目前已出臺4個。”

“再加上教育部門和審計、監察部門的監督，可以從多個方面保證經費落實到位。”田祖蔭向《中國經濟週刊》如是説。

地方率先破題

《中國經濟週刊》從教育部獲悉，西部部分省份的有關舉措已紛紛出臺。

“在貴州，我們今年初就在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上有所突破。”3月22日，貴州教育廳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中國經濟週刊》。

據他介紹，從今年起,貴州省將用5年時間,分階段逐步將該省農村義務教育全面納入公共財政保障範圍,建立中央和省、市、縣分項目、按比例分擔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新機制,從根本上解決義務教育階段農村中小學生入學及學校發展的問題。

此外,貴州省級財政每年將安排6200萬元專項資金,用於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寄宿學生的生活補助,並繼續對全省186萬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家庭貧困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同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義務教育階段學生,與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同步享受“兩免一補”政策;進城務工農民子女在城市中小學就讀的,與所在城市學生享受同等政策。

而在發達省份江蘇，對於農村義務教育工作已與中央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結合起來了。

3月22日，南京市教育局信息辦副主任戴興海向《中國經濟週刊》透露，在“十一五”期間，南京將重點加大對鄉村教育軟體的投入，著重提高師資力量。將會讓每個鄉村教師到城市來輪崗培訓，了解和熟悉現代化教學手段。此外，南京市對師資力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再招收本科以下學歷的教師，對一些鄉村學校的校長也將開展碩士班培訓，全面提升義務教育階段的軟體環境。

同時，南京還把解決農村中小學生義務教育在建設中形成的債務問題，列入《南京市教育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

種種跡象顯示，2006年，農村義務教育的發展與改革，從西部到中部，再到發達的東部，幾乎都動起來了。

2006年：教育邁向公平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張偉/北京報道

提前三年的時間表

在過去的一年裏，免費義務教育一直沒有離開我們的視線。

2005年3月，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從該年起，免除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的書本費、雜費，並補助寄宿學生生活費。“兩免一補”政策，一度被善意地誤傳為免費義務教育開始實行的信號。

隨後，一些地方開始“搶跑”。2005年9月7日，蘇州市宣佈將從2006年起每年將追加財政性教育支出3億元，成為第一個實行免費義務教育的城市。北京、江蘇、上海、廣東等地也紛紛擬出了實行免費義務教育的時間表；

2005年11月10日，教育部發佈《中國全民教育國家報告》，首次明確提出實施免費義務教育的時間表：2010年我國農村地區實現免費義務教育，2015年推廣至全國；

2005年11月28日，溫家寶總理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五屆全民教育高層會上宣佈：“從明年起，中國將用兩年時間在農村全面免除義務教育階段的全部學雜費。”

不到半個月，免費義務教育的時間被提前了3年，並在一個月內得到明確的政策支援：2005年12月24日，《國務院關於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通知》正式發佈。

教育部部長周濟對此評價説：“教育改革和發展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

公平正被落實

教育公平的落實正成為目前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從法律層面到政策制定，再到具體執行，被層層保障。

隨後，教育部向各地下發了《關於做好落實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新機制若干工作的緊急通知》，明確要嚴格規範收費行為。各級政府要確保按預算內生均公用經費標準落實到位；凡是實行新機制的學校必須按照國家規定的開支使用專項資金。並要求在春季開學之前，必須把宣傳卡發到實施新機制地區的每一名學生手中，將招貼畫張貼在每一所農村學校。

春節前夕，財政部、教育部聯合在京舉辦了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培訓班。

緊鑼密鼓中，教育新制邁出了堅定的第一步：

2月10日—25日，教育部分7個小組，對實施新機制的15個省份（西藏除外）和新疆生産建設兵團的工作落實情況進行了一次全面督查，重點是各地實施方案制定情況、2006年春季預撥資金到位情況、學校收費規範情況等。

2月27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分組審議《義務教育法（修訂草案）》。草案規定，各級政府應當確保義務教育經費“三增長”，即：用於實施義務教育財政撥款的增長比例應當高於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比例，保證按照在校學生人數平均的義務教育費用逐步增長，保證義務教育教職工工資和學生每人平均公用經費逐步增長。

“我們一定會千方百計保證好教育資金落實的正常推進。”周濟表示，目前教育部已就此和各省達成共識。中央財政將優先保證免費義務教育資金的落實。如果地方財政無力承擔，中央財政將會從其他的一般性的轉移支付中優先保證“20％”的落實，然後，地方財政才能安排其他的資金。否則，中央財政會預扣“20％”。

新政策將確保經費保障機制

教育部財務司副司長田祖蔭告訴記者，各地目前正在指導中小學校制定預算，教育部也將制定一系列配套文件，“包括免學雜費怎麼免，補公用經費時怎麼補，給危房改造資金怎麼給等，一共有9個文件，目前已出臺4個。”

據田祖蔭透露，審計署相關部門計劃在明年對西部12個省免雜費的經費使用情況進行審計。“如果這些都能到位，我想這個政策應該沒有問題。” 除免除學雜費的具體落實以外，提高農村義務階段中小學公用經費基本標準，建立校舍維修改造長效機制，保障教師工資經費……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建立，千頭萬緒，在一項項具體的制度保障下，農村義務教育將在今後兩年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我們的責任就是讓農村的孩子們能夠和全國孩子們一樣都能夠共同成長進步，有燦爛的笑容。”周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2006年，農村義務教育新政元年。

農民子女公平接受教育的權利能否得到保證？在今年，這個問題將考量各級政府部門施政能力和智慧。這種考量不光是對公平教育的重視程度和各項政策的落實，更重要是面對現有困難的智慧和勇氣。

相關各級部門除了要面對長期以來我國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相對滯後的窘境，更要解決在農村稅費改革之後、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缺口等多重問題。《中國經濟週刊》在新學期開始後組織記者對全國多所農村學校進行調查，我們從中選取了江蘇、湖南、北京等三地學校的一些個案。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苦惱、擔憂，但更多的是：希望。

江蘇:小鎮教育的“免費”之憂

★《中國經濟週刊》見習記者 葉靜/江蘇報道

小學六年級的陳夢玲本學期報到共交了329元錢，而她的同學管厚超由於是低保生只交了49元，對於這280元的差額，13歲的陳夢玲並沒有表示任何不滿和驚奇。

陳夢玲就讀的學校是江蘇南京某鎮一所普通中心小學，有近千名學生。無論師資，還是其他教學設施，都是鎮上最好的學校。

和管厚超一樣，小鎮另外224名低保生也同樣享受著這樣的減免。該鎮教育主管部門向《中國經濟週刊》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小鎮現有7799名中小學生。除了低保生外，還有697名特困生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減免。從下學期開始，學雜費的減免將會惠及這裡所有的學生。

對於學生和家長而言，這無疑是個好消息。而對於小鎮的教育主管部門而言，卻充滿了對教育債務的憂慮。

幾年前，為了防止適齡兒童輟學，市教育主管部門制定了一系列文件對低保家庭的學生予以減免學雜費。這些雜費正是很多鄉村學校賴以為係的基礎，陳夢玲的學校也不例外。

“提升工程”讓學校負債前行

“這學期雖然有所改善，但目前全鎮中小學尚欠700多萬元債務”，3月20日，該鎮的教育主管部門負責人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説。各種名目的“小學提升工程”、“現代化工程”讓校園變得美麗和現代化，但學校卻因此舉債建設，甚至舉債應付驗收，小鎮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

據該負責人介紹，自2001年下半年以來，全鎮共花費2000多萬元人民幣對10多所小學和3所初級中學進行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改造。按照規劃，這些學校將在未來承擔當地主要的教育職能。

目前，鎮上共有2所初級中學，5所完小，4所教學點。因為撤鄉並鎮及生源的減少，該鎮已經撤並了30所中小學。而隨著生源的進一步減少和鄉村道路建設的進一步完善，到“十一五”末，小鎮將只保留1所初中，3所完小。在未進行重建和改造之前，這些學校的軟硬體狀況都不樂觀。

“雖然這些年一直在説加大教育投入，但是所謂的投入通常都是大政府逼著小政府拿錢辦教育，可是很多時候小政府根本拿不出錢，”該鎮教育主管部門負責人抱怨道:“教育欠費最終又落在學校頭上。”

事實上，在過去的幾年裏，小鎮2000多萬的教育基建投入也都依靠學校的自籌。只是在這些基礎設施驗收達標後，學校方可收到來自上級教育主管部門“以獎代補”的專項資金。但是這並不足以償還債務。來自鎮教育部門的粗略統計顯示，2001年至今，該鎮教育部門收到這樣的專項資金只有500多萬元。

雜費支撐難解債務危機

雖然依靠雜費償還債務還不現實，但要想找到一個不收雜費的理由卻更難。長期以來，鎮教育部門都是依靠雜費的收取才得以正常運轉。

陳夢玲以前就讀于鎮中心小學的另一教學點，教舍只有三排平房。該校校長對記者回憶説，1990年翻建第一排教室時，是由鎮教育辦公室和村裏共同出資的。此後，幾次維修都由教育辦出資：1997年學校改建危房，鎮教育辦出資8.4萬，1998年學校再次擴建時，鎮教育辦公室再次出資10萬元。

除了基礎設施建設外，教育公用經費也同樣依靠收取雜費，連水、電的開支也都來自於雜費。直到上學期，鎮上的小學才第一次收到上級教育主管部門下撥的每生60元的公用經費，中學則為每生90元。

這學期，來自上級教育部門的投入又有了提升，小學生的公用經費漲到了每生80元，中學的辦公經費也漲到了每生100元。這多少解決了鎮教育辦公經費欠缺的問題，但並不能完全化解小鎮的債務危機。

在鎮教育主管部門看來，雜費收取依然是還債的重要途徑。而下學期，小鎮就不能再收雜費了。

“必須建立教育經費投入保障機制！否則，一旦取消義務教育階段的收費，學校將立即陷於癱瘓。”小鎮教育主管部門負責人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採訪時説。他認為：教育投入的主體應該上移，區（縣）、鄉（鎮）政府的財力不足以維持教育的正常運轉。

教育經費投入保障機制：三級投入化解“免費”之憂

“省市相關部門已經注意到了鄉村教育的欠債問題，並且制定了一系列化解方案”，區教育局有關人員3月21日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採訪時説。

據介紹，區教育局將在今年4月對全區鄉村教育欠債情況進行全面統計，並將統計結果交由相關部門審計。在債務情況確認後，省市財政會予以償還。初步預定今年償還債務總額的一半，剩下的另一半也將會在今後的2年中全部清償完畢。

而為了防止可能再次因基建而産生的債務，省市教育主管部門也作出了統一規劃：如果學校確有必要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應先向上級教育主管部門申請立項，在得到批准後由財政統一支付，學校不再自籌。這從源頭上遏制新債務的再次發生。

雖然南京在“十五”期間已經投入大量資金扶持鄉村教育，但是由於區、鎮財力不足，還是遺留了一些教育欠債問題，上級財政也正在加大對這些地區的扶持。2005年學年度，區教育部門就收到上級財政5000多萬元的投入，也就是所謂的“以獎代補”專項資金。這緩解了部分學校的債務負擔。預計2006年度，這個數字會更高。

而相對薄弱的區財政去年也做出一些努力。2005年度教育投入較之2004年就增加了1個億，這其中主要包括公用經費及人頭經費（即教師的工資及福利待遇）。而在以後的義務教育階段，區財政也將繼續承擔公用經費的發放。

“這些措施的推行，可以免除因為取消收費而帶來的財政擔憂”，區教育局的有關人員向記者表示。

北京：流動兒童的上學夢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崔曉林/ 北京報道

上學，對一些孩子來説，仍是一個簡單但卻遙遠的夢。

2月21日，一股自西伯利亞而來的冷空氣使轉暖的北京城再次寒霜重現。晚8時，北京豐台區南苑機場已被夜色籠罩。一陣“咔咔”的金屬撞擊聲自遠而近，32歲的李二庫騎著破舊的三輪板車回到家中。

李二庫的“家”，是每月花450元租來的。三間瓦房早已破敗不堪，屋裏並不比外面暖和多少。昏暗的燈光下，李二庫的母親正在做晚飯，兒子聰聰則趴在被窩裏看電視。“太寒酸了，您別見笑。”他尷尬地和記者打著招呼。

李來自甘肅省農村。剛來京時在建築工地做小工，妻子王素蘭在蔬菜批發市場給業主“看堆兒”。那時5歲的聰聰整天泡在菜場裏。2003年夏天，李二庫用積攢的錢買了一輛三輪車，每天早出晚歸拉活兒掙錢。

生活似乎有了好轉，但好景不長。去年冬天的一個傍晚，出去買菜的妻子被汽車撞倒，司機開車逃逸，妻子在送往醫院的途中撒手人寰。李二庫因傷心過度，患急性心肌炎住進了醫院。病還沒有好利索，就出院了。

李告訴記者，出事後，母親從老家來到北京，幫他照顧家和孩子。“本來打算回老家，可家裏的那兩畝灘地上已經建起了水電站，沒有地種。”由於李二庫患有心肌炎，稍稍累著點就犯病，所以，收入大不如從前，加上經常吃藥，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孩子的學費成了問題，八歲的聰聰因此仍未上學。

“這兩天，孩子天天抱著書包往窗外看，他不説我也知道，他想上學。”聰聰的奶奶説。

“近8萬名流動兒童難入學”

來自國家教育部的有關資料顯示，目前，散落在北京市各個角落的外來人員子女已28萬多人，其中80%以上是農民工子女。

據估算，目前我國外來流動人口中學齡兒童有200萬左右。有調查表明，這些來自農村的孩子們，作為進城務工者的第二代移民，他們很難再回到農村的土地上。

北京宣武區紅蓮小學校長張培新剛去過輟學學生的家。學生家長指著自己安在工棚裏的家對她説，“你看我，就這些家當，哪有錢讓孩子上學。”

北京市教育局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官員告訴《中國經濟週刊》，2005年9月，共有20萬流動兒童走進了課堂也就是説，儘管當時北京市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但仍有近8萬名流動兒童沒有學上。

《北京日報》報道稱，北京流動人口中適齡兒童數量從2000年的9.8萬人，上升到2005年底的28萬人。市教委提出2006年公辦校接收來京務工農民子女就讀目標，其人數將從20萬增加到23萬，佔28萬流動人口子女的80%強。但一直以來，北京農民工子女失學率的數據，卻鮮見披露。

孩子家長的經濟賬

公辦小學的借讀費，使王女士負擔孩子上學舉步維艱。她不知道孩子上中學時怎麼辦。

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官方網站顯示，小學生每學期規定繳納的借讀費標準為200元。學校應每學期收本學期的借讀費。

“實際上，公辦學校的收費要遠遠高出這個數字，快上不起學了。”37歲的王女士來自四川。她有兩個孩子，11歲的二兒子跟他們在豐臺鎮的一所公立小學讀四年級。

王女士的工作是鐘點工。她的月平均收入為400元左右。她的丈夫是裝修工，月平均工資為不足2000元。

王家每月的基本支出構成如下：房租550元/月，買菜400元/月，生活用品200元/月，孩子零用錢100元/月，雜費300元/月，每月寄回老家500元。

“這沒有算上孩子的學費和借讀費，以及別的偶然支出。另外，孩子的學費為380元每學期，但各種學習班的費用就要400元每學期，”她説。

《北京市對流動人口中適齡兒童少年實施義務教育的暫行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規定，流動兒童少年在本市公辦中小學借讀，學校可按照有關規定向其收取借讀費和相應的雜費。對家庭確有困難的學生，學校應酌情准予緩交或減免借讀費，但由於用詞含糊，在執行中顯得軟弱無力。

《中國經濟週刊》在走訪宣武區的幾所公立小學時了解到，據宣武區教委的有關規定，農民工子女不但可以免交200元的借讀費，而且學費也將減免50%。可即使這樣，仍有不少農民工子女上不起學。主要問題出在審查、核實環節，手續繁瑣，可操作性不強。

“相關的宣傳工作也做得不到位，大多數農民工並不知道有這樣的好事。”新世紀實驗小學的一位教師説。北京市教育部門同時規定，特困生可減免包括書本費在內的所有學雜費用，但遺憾的是，全部減免的特困家庭，僅限于持本地戶口者，也就是説，只有北京人才有權利享受這樣的待遇。

“我們學校也有費用全部免收的農民工子女，是通過紅十字會、團委、或募捐等方式，屬於獻愛心活動的方式之一。”紅蓮小學校長張培新告訴《中國經濟週刊》。

紅蓮小學：在成功中感受孤獨

2001年“外來人員子女就讀學校”掛牌以來，北京市紅蓮小學迅速竄紅，宣武區教委對該校的基礎設施及教學設備給予了大量的投入，這體現了政府對外來人員子女教育的重視程度。目前，共有來自25個省、市、自治區的外來人員子女287人在這裡就讀。

針對外地學生，張培新校長認為，不僅要一視同仁平等對待，而且要高看一眼，厚愛一層。讓他們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但由於學校的容量有限，好多農村孩子只能望“紅蓮”而興嘆。“由於名額有限，入學的競爭特別激烈，開學前那幾天，經常會出現這樣的場景：通過考試、考核被錄取的孩子哭，沒錄取的孩子也哭。錄取的孩子哭得幸福，因為終於有了學上，沒錄取的孩子哭得傷心，因為希望破滅了。”

“雖然我們被市裏、區裏樹成了標兵，可是面對無數雙充滿渴望和期盼的眼睛，我的心裏感到很沉重。”張培新説。

湖南：婁底困境：投入不足+家庭負擔

★文/楊政文

公用經費的缺口大 投入瓶頸仍難突破

湖南婁底六畝塘學區孫維明老師介紹説，2005年學區共支出828萬元，其中基本工資410萬，補助工資151萬，職工福利費18.9萬，公務費32萬，業務費12萬，社會保障費10.2萬，離退休費148萬，公費醫療0.12萬，設備購置0.41萬，修繕費1.41萬，其他43.96萬。但2005年，地方財政給學區的包乾基數為388.2萬，所以缺口達439.8萬。

2001年前，由於實行的是以鄉鎮一級財政為投入主體的農村義務教育支出體制，“那時，六畝塘學區的教育投入嚴重不足，面臨極大困難。從2001年起，農村義務教育投資主體由鄉鎮一級上升到縣一級財政，但情況並沒有發生根本的好轉，” 孫維明説。

2001年5月，國務院頒布《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明確提出對以鄉、村為責任主體的農村義務教育體制進行改革，“實行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體制”。這就是説，地方財政要承擔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的大頭，但事實上，“由於地方財力不足和其他因素，實際上拿不出這筆錢來。” 孫維明補充説。

實行‘以縣為主’管理體制後，義務教育經費的籌措和分配職能提升到縣一級財政，這比原來過度依賴鄉鎮的體制相比，是進步了很多。但問題是，縣級政府財力薄弱，投入優先安排教育的説法實施難度很大。

孫舉例説，六畝塘學區2005年的危房改造專項經費中央財政撥30萬元，湖南省撥給20萬元，婁底市配套資金7萬，另外87.1%則由各級地方財政支出，其中大部分由縣級以下財政支出。這個數據背後可以充分顯示出農村教育不合理的責任分配體制。這種“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體制，使縣級政府財力不足矛盾又凸現出來。

據了解，目前地方教育的財政包乾以編制為基準，對農村教師編制卡得很死，但要是嚴格按照編制安排教學，師資力量明顯不足，這也是造成經費矛盾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孫維明所在的學區經費實行由市財政實行包乾機制，2005年的包乾基數為388.2萬，實際只能解決360個教師的基本工資，另外37個教師的工資靠自籌（這37人在人事關係上認可是正式老師），還有397人每人每月230元的誤餐費適當補貼要靠自籌，老師的這部分收入實際上無法按時發放到位，去年就只發10個月。

環境簡陋 教師難留

由於投入不夠，環境比不上城裏，農村學校教師隊伍很難穩定，流失嚴重。據了解，六畝塘鎮現有25所小學，其中3所中學，22所小學，學生6927人，只有一所中學、兩所小學配備了電腦。

“六畝塘學區每年農村教師報名要求回城的多達30余人，每年8月，老師們拖關係、走門子，想方設法調回城裏。學校為了開課，只好聘一些非師範院校學生，教學效果可想而知，”孫維明説。

何老師現在是學區中心中學初二年級的班主任，她介紹説，六畝塘學區連一塊操場都沒，體育課是在自來水公司的一塊小操場上，跑步開工路，“這給學校的正常教學帶來了很大問題，也不利於學生的人身安全。” 何老師很擔憂。

該學校以前沒有學生住宿樓，沒有像樣的食堂，路途遙遠的學生只能吃飯”打遊擊”，引得校園周邊的飲食店雨後春筍般萌發。去年，經過地方有關部門批准，學校投資興建了學生宿舍樓和食堂，學校限制只能賺取百分之三十的利潤，比校外百分之五十的利潤要小，這樣既解決了學生生活就餐問題又為學校創收補充了辦公經費。

“地方留給我們學校的經費每期每個學生是28元，但28元的辦公經費遠遠不夠，我們沒有經濟來源，就只能靠小賣部和食堂來創收，”何老師説。

貧困家庭的雙重壓力

在婁底的農村家庭一般都有兩個小孩，農村義務教育尚存在家庭負擔重和投入不足並存的問題。

據何老師介紹，她的班裏就只有1個獨生子。從目前普遍的家庭收入狀況來看，如果大的孩子升了學，很難再負擔下一個小孩的升學費用。

同時，對於農村貧困家庭來説，他們上學最大的負擔不是學費，生活費才是家庭最大的負擔。

何老師建議，政府應當加大投入力度，避免因資金收入不足造成投入減少的現象。

另外，農村稅費改革的推行為解決“三農”問題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改革後，農村教育附加費和教育集資取消，但由於缺乏相應的配套措施，卻沒有保障明確的投入跟上來。

“我所在的學區和我同學所在的其他地方農村學校一樣，教育經費在稅費改革後還是存在缺口。”孫維明説。

“國家應當改革轉移支付的辦法，解決教育基礎設施建設和教師工資發放問題，避免因地方財力不足造成投入缺位。”孫維明建議。他認為：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是政府的公共投入要到位，同時開闢多種途徑增加農民收入，形成農村義務教育的良性迴圈。（文章來源《中國經濟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