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腐敗的産生有著大環境的影響。一是科學研究被投入生産後，能夠産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即使從事的是人文科學的研究，科研成果也能帶來名利雙收的燦爛前景，正是利益的驅動，讓一些熱衷於走捷徑的人成為科學殿堂的偽君子；此外，道德水準的滑坡也使得遵守科學道德的成本增加了。因為，在抄襲、剽竊、捏造等行為被環境“默認”的情形下，少數恪守門規的人必定在學位及職稱評定，乃至分房子、長工資等問題上處於下風。要實現科學道德的整體好轉，必須讓這種“默認”變成控告，其途徑一是“千夫所指”，二是“法網恢恢”。

    從國外治理學術腐敗的經驗看，道德重建與制度建設必須同時進行。道德建設是要在科學工作者的內心確定一個自我防範機制，制度建設則是為了營造一個公平的學術環境，讓誠實的人感到安心，讓作姦犯科者揪心。只有道德建設和制度建設並重，才能做到標本兼治。在目前大力強調道德建設的

    情況下，我們有必要呼籲同時強化制度層面上的建設。

    多年來，在學術道德、科學倫理方面的制度安排是有一定疏漏的，科研基金的分配、博士點的評定、教授職務的評審乃至博士碩士的論文答辯，都存在著一定的人情色彩。就像一些地方存在“跑官”現象一樣，學界也同樣存在著頻繁與多層次的“跑動”，腿腳不勤就失去某種科研和學術待遇的事情屢見不鮮，這極大地助長了歪風邪氣的蔓延。此外，多年來，對觸犯科學戒律者的打擊力度顯得軟弱，一般都是內部處理了事。相比之下，在那些學術制度建設比較完善的國家，一旦發生抄襲、剽竊事件，當事人立即名譽掃地，在學術上翻身的可能性很小，很可能還面臨智慧財産權訴訟——這樣的高成本讓學術腐敗行為大大收斂。

    在我們呼籲科學道德建設的同時，一定不能忽略科學制度的梳理、評估和拾遺補漏，不要“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蔡方華）

    《北京青年報》2002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