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中央關於制定“十五”計劃的《建議》提出，要把發展作為主題，怎麼理解它的含義？
王夢奎：我體會，有三層意思：一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抓住機遇，加快發展；二是在新階段發展要有新思路、新起色；三是用發展的辦法解決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建議》通篇貫穿這樣的精神。
記者：建議提出，要以經濟結構調整為主線，經濟結構的調整具體來説涵蓋哪些方面的內容呢？
王夢奎：關於經濟結構調整，從微觀到宏觀可以包含很多方面的內容。這次中央關於“十五”計劃建議所講的經濟結構調整，主要是産業結構調整、地區經濟結構調整和城鄉經濟結構調整三個方面。建議第一到第五部分講的都是産業結構調整問題，如果從技術進步和實現現代化的角度來説，也可以把産業結構調整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發展高新技術産業，一是用新技術來改造傳統産業，這兩個方面都很重要。地區經濟結構的調整，主要是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實現全國經濟的協調發展。城鄉經濟結構的調整，主要是推進城鎮化的進程，加快農業人口向非農産業轉移，也就是加快農村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這大抵是社會生産力方面的。一般説來，經濟結構還包括社會生産關係方面的內容，主要是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建議是放在經濟體制改革部分講的。
記者：既然溫飽問題已經解決，為什麼建議還把農業擺在突出位置呢？
王夢奎：加強農業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也是保持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基礎。十多億人口解決溫飽問題，實現了幾千年來人們有吃有穿的夢想，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可以説是中國經濟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毛主席有句名言：手中有糧，心中不慌。這是溫飽問題沒有解決時期的情況。在新的發展階段，仍然必須高度重視糧食問題，十多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但是，農業問題不僅是增加糧食生産和解決吃穿的問題，還要解決農民增加收入和整個農村經濟現代化的問題，幾億農業人口逐步向非農産業轉移的問題。這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艱巨的歷史性任務。現在糧食供給是充裕的，但農村經濟發展中仍然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關於糧食問題，現在也許應該説這樣兩句話，才能如實反映變化了的客觀情況：手中無糧，心中必慌；手中有糧，未必不慌。《建議》把鞏固和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放在第一條，除糧食問題外，還強調要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強調大力調整農業結構，引導鄉鎮企業健康發展，發展農業産業化經營，推進城鎮化，加快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等等。在新的發展階段，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也要拓寬視野，有新的思路。
記者：經濟結構調整已經講了多年，這次有什麼不同呢？
王夢奎：現在講經濟結構的調整和過去不同：不是過去短缺經濟條件下那種産品産量的填平補齊、生産短線産品滿足市場需要的調整，而是在技術革命條件下，由技術革命所帶動的戰略性調整；不是局部的調整，而是包含産業結構、地區經濟結構、城鄉經濟結構調整多方面內容的、以追求提高經濟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為目標的全面的調整；不是比例關係失調情況下壓縮基建規模、放慢發展速度進行調整，而是在快速發展中進行調整，是為了實現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而進行的調整。現在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要更多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和過去偏重於行政手段也是不同的。
記者：我國經濟從改革開放到現在始終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什麼要把經濟結構的調整提到這麼重要的位置呢？
王夢奎：主要是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變化和國際經濟發展大的格局，這是制定“十五”計劃的大的背景，也是強調經濟結構調整的大的背景。國內大的背景，就是按照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戰略構想，我們已經實現了第一步和第二步戰略目標。從“十五”計劃時期開始，要實施第三步戰略部署，就是從小康逐步地走向現代化。這會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引起很多重大的變化。和過去相比，現在國內市場供求關係、經濟體制環境、對外經濟關係都發生了階段性和實質性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必須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才能適應新階段經濟發展的要求。從世界經濟格局來看，我認為有三點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技術革命，世界技術革命突飛猛進，科學技術對於整個社會生産和社會生活所産生的影響是過去任何時候都不能比擬的；第二是世界範圍內由技術革命所引發的規模空前的産業結構調整；第三是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很多國家特別是大國都在考慮，在新的世紀，經濟怎麼能夠發展得更好，發展得更快，我們在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開始實施第三步戰略部署的時候，也要考慮我們國家怎麼能夠在新的世紀發展得更快，更好，以適應國內發展階段的變化，適應世界經濟格局大的變化，這是非常要緊的。在新的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應該有新的思路，最核心的問題就是經濟結構的調整。要通過經濟結構調整，使我國的經濟在一個新的更高的水準上發展。
記者：根據過去的經驗，産業結構的調整、西部的開發都可能引起一些新的社會問題，比如説環境方面的問題、資源方面的問題、就業方面的問題，對於這些新的社會問題怎麼看待呢？
王夢奎：這些問題要從兩個方面來看。我們採取可持續的發展戰略，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産業結構的調整總的説是有利於保護環境的，例如發展高新技術産業，消耗的資源是相對減少的，現在世界市場初級産品價格下降主要是技術進步的結果。傳統産業技術改造也是降低消耗、減少污染的，在這方面是沒有矛盾的。我認為值得注意的是地區結構調整，比如在西部開發中要注意採用先進適用技術，注意防止污染，注意生態環境建設。農村在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中也應該注意這個問題。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産業結構調整中要淘汰落後的生産能力、落後的技術、沒有市場的産品，實現優勝劣汰，一些人會失去工作崗位，發生就業的門路和生活的出路問題，必須廣開就業門路，發展能夠吸納比較多勞動力就業的服務業和其他産業，使失業工人能夠有就業的門路。同時要加快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使人們解除後顧之憂，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健全在這次中央建議裏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記者：在“十五”計劃建議中，我們注意到有一個思路是有突破性進展的，那就是打破了過去政府包打天下的局面，分清楚了哪些是政府應該極力推進的，哪些是企業做的，從這個角度説，是不是政府管理經濟方式的改變也很重要呢？
王夢奎：是的。“十五”計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管理經濟的方式和在計劃經濟時期是不同的，和在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以前也是不同的，要根據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改變管理經濟的方式。中央的建議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強調體制創新，強調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要依靠體制創新，強調改革開放是發展的動力，強調要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只是初步建立，也就是説，不完善的方面、不健全的方面還是很多的，這是人們從日常的社會經濟生活當中都能感受到的，繼續深化改革是“十五”期間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
記者：這次“十五”計劃建議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充分考慮國際環境，那麼對未來五年世界經濟增長的情況作什麼樣的判斷呢？
王夢奎：對於世界經濟增長的前景國際上有很多預測。在 １９９７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瀰漫世界經濟界的是悲觀的估計。從去年下半年以來，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人們對於未來經濟發展轉變為樂觀的估計。最樂觀的估計是認為根據經濟長波理論，一個新的技術革命有幾十年的生長週期，由於資訊技術革命，今後二三十年都會有比較好的增長前景。在資訊技術革命進入成熟期以後，還會有其他新的技術革命可能進入推動經濟增長的高潮期，例如生物工程。世界銀行的報告説，２０００年到 ２００７年世界經濟增長率會達到 ３％，發展中國家會達到 ５％，這段時間大體上和我們“十五”計劃的時限相吻合。今年以來的情況已經超過了世界銀行的預計，所以一些國際經濟組織都調高了對於世界經濟的預期。當然，在對世界發展前景作樂觀估計的時候，也必須注意到，由於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由於國際投機資本的迅速增加和監管的薄弱，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不確定和不穩定因素也增加了，所以國際上也有評論，指出世界經濟特別是國際金融存在的風險。由於我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關係越來越密切，加入世貿組織以後會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必須對世界經濟形勢有深入的觀察和研究，研究它對於我國經濟的有利影響和不利影響，包括存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這樣才能趨利避害，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推進我們國家的現代化建設。
記者：一些專家認為經濟的全球化和新技術的發展會拉大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您覺得這會給我國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王夢奎：這種現象確實存在。我們看到世界上對經濟全球化、對新技術革命所帶來的社會經濟後果的各種分析，包括拉大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這確實是個事實。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在這種世界潮流之下要有緊迫感，要有危機感，要有憂患意識。因此，我們要十分重視體制創新和科技創新，要通過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廣泛採用新的技術來推進現代化建設。
記者：“十五”計劃建議的出臺給人這樣的感覺，就是中國不僅要以自己的速度往前發展，還要漸漸趕上世界發展的節拍。
王夢奎：改革開放 ２０多年來，年平均增長速度在 ９％以上，比世界平均增長速度要快得多，所以我國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增強了，國內生産總值現在佔世界第七位，對外貿易總額佔世界第九位，一些工農業産品産量在世界前列。但是，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所佔的比重和我們 １２億以上人口還是很不相稱的，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還要經過長期的艱苦努力，經過長期的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才能夠逐步地縮小以至於最後消除這種差距。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也是要和世界發展更加接近，合乎世界經濟發展的節拍。
記者：“十五”計劃建議中提到第二步戰略目標已經實現，但在實際生活中，仍然有人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仍然需要扶貧，能不能説我們已經達到了小康生活水準？
王夢奎：八十年代初提出三步走實現現代化，從 １９８１年到 ２０００年國內生産總值翻兩番，達到小康水準。由於經濟快速發展，翻兩番的任務在 １９９５年就實現了，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修改了原來的目標，提出到 ２０００年國內生産總值每人平均翻兩番。這個目標也提前實現了。每人平均翻兩番和總量翻兩番是兩個不同的量，因為 ２０年來人口增加了 ３億。到今年年底國內生産總值可以達到 １９８０年的 ６倍以上，比原來的預期更好。應該説，在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準。説“總體上”，是因為全國發展不平衡，確實還有一部分群眾溫飽問題沒有解決。據統計，去年年底全國還有 ３４００萬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今年大約會有 １０００萬人脫貧，也就是説，到今年年底還會有 ２４００萬人溫飽問題尚未解決。還有城市的貧民生活也是值得注意的。中國這麼大，經濟發展不平衡是正常現象。因此，建議中特別強調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強調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強調繼續開展扶貧工作，強調要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小康社會作為一個發展階段，我理解，就是“溫飽有餘，富裕不足”這樣一種狀態。從現在起，一直到基本實現現代化，都可以説是小康階段。按照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小康社會也必然會有一個從低到高的逐步發展和成熟的過程，其間還要經歷若干具體的發展階段，現在只是邁進了小康的門檻。
記者：“十五”計劃建議在媒介有這樣的評論，就是把它稱為第一個沒有數字的建議書，只有一個數字，就是 ２０１０年 ＧＤＰ比 ２０００年翻一番，每年要保持 ７％的增長率才能實現這個目標，怎麼實現速度和效益的統一？
王夢奎：這個數字是 １９９５年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提出來的，這次重申這個目標，説“十五”期間要為實現這個目標奠定堅實基礎。十年翻一番，每年的平均增長速度是 ７．２％，這就要求在“十五”期間年均增長率超過 ７．２％。根據各方麵條件分析，是可以達到的。只要按照建議的要求，是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經濟結構的，是注重技術進步的，是進一步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是注意可持續發展的，那麼，經濟增長的品質和水準就會提高一大步，實現效益和速度的統一。關於制定“十五”計劃的建議沒有更多的數字，是因為建議要解決的是宏觀性、戰略性、政策性問題，指導思想的問題，編制計劃或者計劃綱要，將來提交到全國人大進行審議的，那還是要有必要的數字的。
記者：您對未來五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作什麼樣的判斷？
王夢奎：我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持樂觀態度，在許多場合講過這樣的見解。應該説，現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確實存在很多需要解決的緊迫問題，存在許多難題。這次建議所著力解決的也就是這些問題。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沒有困難的，我們制定發展戰略和計劃，提出新的思路，大家絞盡腦汁，努力工作，就是因為有問題才這樣做的。我國經濟發展具備持續快速發展的條件，前景是好的。從發展階段來看，我國工業化進程還沒有完成，現代化進程開始不久，繼續完成工業化還是個歷史性的任務，而這又是和現代化交織在一起進行的。在這樣的發展階段，産業結構的調整，人民收入水準的提高，消費結構的優化，基礎設施建設的進行，新技術的發展，都會造成新的經濟增長點，正是經濟迅速擴張的時期，經濟增長的空間是很大的。物質技術基礎是具備的，過去是沒有電力、沒有原材料、沒有運輸能力，現在這些都是充裕的，有些甚至出現了過剩，很多過去不能想像的建設現在很容易做到了，比如現在修這麼多高速公路，城鄉建設進展這麼快，過去是很難想像的。現在有比較多的外匯儲備，可以進口我們所需要的技術和機械設備。繼續深化改革，體制創新，會創造越來越好的體制條件。現代化建設靠人才，中國勞動力多，給就業帶來很大壓力，但是勞動力便宜是競爭優勢。實行科教興國的戰略，大量的各方面的專業人才培養出來，大量的留學人員歸國服務，各級領導管理經濟的經驗也在積累，人才條件是具備的。從外部環境來看，儘管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但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我們仍然有條件集中力量來發展經濟。“十五”期間中國經濟仍然會是一個比較好的增長時期，我們應該非常珍視這樣的歷史機遇。
記者：這些都是長遠存在的條件，還有您剛才介紹的經濟結構的調整，牽涉的範圍非常廣泛，牽涉到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並不是在未來的五年就可以完成的，是不是也可以這樣講，“十五”計劃的建議不僅限于“十五”，也是新世紀更長遠時期的綱領性文件？
王夢奎：可以這樣理解。“十五”計劃突出提出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問題，是一個非常好的開端，“十五”時期以至更長時間都要堅持。比如説發展資訊産業，不僅“十五”時期，整個現代化過程當中都是應該重視的。傳統産業的改造，也不是五年所能完成的。城鄉經濟結構調整，推進城鎮化，大量的農村人口向非農産業轉移，這個過程恐怕要 ５０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完成。西部開發，地區經濟結構調整，也不是一個短期的突擊性的任務，而是一個長期的發展戰略，也要通過半個世紀甚至更長時間的努力。所以，“十五”計劃是我們 ２１世紀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但建議所表達的基本原則，很多都不僅是限于“十五”時期的，而是在更長遠時間內都應該遵循的；它所提出的基本任務，有很多也是要用更長時間才能完成的。由此也可以進一步説明建議的重要意義。
《中國經濟時報》 2000.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