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在個人和企業追逐利益的動機和行為方面，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並不存在任何實質性的差異，但在經濟學家看來，國際貿易由於涉及到的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作為不同的整體、相互之間所發生的經濟交往活動，因而有關國際貿易中的利益問題註定要比國內貿易中的利益問題敏感和複雜得多。
有鋻於此，經濟學家們並不像那些從事國際貿易活動的商人那樣，傾注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研究諸如怎樣開展貿易以及如何從具體的貿易活動當中獲取利益等方面的問題，而是力圖透過現實世界當中紛繁複雜的國際貿易現象，探究隱藏在國際貿易活動背後的貿易利益及其分配問題。
重商主義：獎出限入
早在500年前西歐的重商主義時代，以英國人托馬斯 孟為代表的重商主義者們秉持著“金銀的多少是衡量一國富裕程度的惟一尺度”這一樸素觀點，極力主張一國政府應當積極干預對外貿易活動，通過實施“獎出限入”的貿易政策創造貿易順差以獲取貿易利益，最終實現以金銀為載體的國民財富累積。
然而，隨著通訊航運技術的進步、人類分工網路的擴展以及社會生産力的突飛猛進，重商主義者們所極力倡導的這種“以鄰為壑”性質的貿易保護政策主張與全球貿易活動的現實要求越來越顯得格格不入，原本可以實現的貿易利益由於貿易活動受到來自不同國家政府的人為干預變得難以實現，正常的國際貿易秩序也因此而遭受到很大的影響。
在此後數世紀當中，不僅現實世界當中自由貿易日益順應時代潮流，上升成為最主要的貿易方式，並且在經濟學家們關於國際貿易問題的理論爭論當中，自由貿易方式較保護貿易方式在實現貿易利益、加速一國乃至全球經濟增長方面所具備的優勢地位也得到了邏輯上的證明。
從絕對優勢到比較優勢
1817年，英國人大衛 李嘉圖繼承和發展了他的同胞亞當 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在他的經典著作當中提出了著名的比較優勢理論，這一理論至今仍被經濟學家們公認為是有關國際貿易問題的根基性理論。簡單而言，在亞當 斯密那裏，只有一國相對於另一國在某種商品的生産上處於絕對優勢時，雙方才能利用分工優勢進行自由貿易，並最終獲得貿易利益；而大衛 李嘉圖則前進一步，他的觀點是，儘管一國相對於另一國在商品生産上均處於劣勢地位，只要不利程度有所不同，雙方利用各自的相對優勢進行專業化生産並自由交易，仍然能夠實現比較優勢並獲得貿易利益。
反映到一國的貿易政策上來，李嘉圖與亞當 斯密都認為政府無須對國際貿易活動進行人為干預。在他們看來，不同國家之間自由而不受外部干預的國際貿易活動有利於發揮各國的優勢和特長，並使貿易雙方均可以從貿易當中受益。但很顯然，李嘉圖的關於比較優勢的觀點更加接近實際和富有解釋力。
經濟學家支援“自由貿易能使貿易雙方受益”的第二個論據是，一國實行對外開放、擴大國外廠商和商品準入將有利於促進國內市場的競爭。如果缺少自由貿易，國內廠商有可能利用它們的壟斷地位抬高價格、攫取超額利潤，由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競爭機制無形當中可以激發國內廠商努力改善經營以追求更高效率。另一方面，貿易自由化同時也意味著任何企業的經營邊界將不再僅僅局限于它們自己的國家，更大的市場空間不僅可以幫助企業降低生産成本、實現規模經濟，而且還大大強化了企業內部的創新機制。
自由貿易促進經濟發展
如果説上述論據還只是經濟學家們立足於靜態的角度來觀察自由貿易以及由此所實現的貿易利益的話，近半個世紀以來，經濟學家們通過對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的進一步拓展，還從動態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兩者之間的內在關聯，提出了“貿易自由化加速一國經濟增長”的重要觀點。
在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模型當中，全要素生産率的增長被認為是除了勞動和資本投入之外決定一國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但遺憾的是，經濟學家們只是將全要素生産率簡單處理為一種外生變數，其本身究竟為何物並沒有得到詳細的解釋。為了彌補這一不足，後來的經濟學家們開始嘗試著打開全要素生産率這只“黑箱”，經過不懈努力，包括貿易自由化、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研究開發（R＆D）等因素對於全要素生産率進而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逐一被挖掘出來，並廣為人所知。
具體來説，貿易自由化加速一國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生産和交易空間的擴大有助於企業“邊幹邊學”，提高動態運營績效；第二，市場的擴大、競爭程度的提高促使企業更加注重在研究與開發方面的投入；第三，自由貿易有助於知識和技術的傳播，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加快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從而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則更具意義。
現實與理論交相輝映
當然，貿易、技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遠比上面討論的情況要複雜得多，自由貿易也並非在任何的情況下都能夠加速經濟增長。例如，如果一國的比較優勢産業屬於增長緩慢的傳統産業，至少從短期來看，由於投入到相對增長較快的新興産業當中的資源減少，勢必會減緩該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卻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該國繼續維持比較優勢發展戰略不變，長期內必將能夠從國際貿易當中獲益。
此外，經濟學家們還強調指出，儘管自由的國際貿易活動總體上可以確保參與的國家受益，但完全也有可能導致各國內部某些個人、企業或社會集團的利益受損，也就是説，比較優勢的發揮、貿易自由化的實施在整體上推進一國經濟福利增長的同時，也會對一國內部的收入分配格局産生影響。至於影響程度的大小，一方面要取決於該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以及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之間的相對比例，另一方面還與該國比較優勢産業的類型、國內收入分配的原有格局等諸多因素緊密相關。
《國際金融報》2001年1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