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林是全國總工會勞動處處長，工作中經常要參考有關就業的完整資料。可他每次去研究機構或大學查閱，得到的答覆總是“沒法提供”，“只能東拼西湊地給你找點兒”。上網調閱，也找不到相關網站。

    張志林面對的是一個尷尬的現實：國家就業形勢日趨嚴峻，相關的調查研究卻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誰能説清楚中國的失業率？

    蔡昉、曾湘泉分別是中國社科院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他們對國內就業研究現狀的評價是：理論欠缺，機構匱乏，水準不高。

    他們向記者指出，我國經濟學各分支中，勞動經濟學還是極不成熟的學科，若按水準排序，在倒數三名之列。國內經濟學研究的主流是政治經濟學、産權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敢稱自己是勞動經濟學家的沒有幾個人。

    據記者調查，目前，國內竟沒有一家專門研究就業問題的社會機構。政府部門、科研單位中，“能聽到點聲音”的機構也只有寥寥數家，分別是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的人力資源研究室，中國社科院人口研究所的人力資源研究中心，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勞動和保障科學研究院等。

    高校對勞動經濟學普遍不重視。設有勞動人事學院、勞動經濟學院的高校，僅有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經貿大學、復旦大學3所。即便如此，上述高校還有一家想把學院撤掉。全國只有一個勞動經濟學博士點。

    曾湘泉感慨：“就業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都很缺乏，很多研究報告資料積累很少，無合適的數據作支援，不能提供深層次的、系統的科學分析。現在，甚至連失業率到底是多少都搞不清楚，有人説1.7%，有人説17%，相差10倍！”

    “在中國，就業是熱門問題，但沒成為熱門學科！”蔡日方説。

    “你應該去研究貨幣！”

    就業研究窘境的出現，既有歷史原因，更有現實原因。

    蔡昉説：“在計劃經濟時代，勞動通過計劃安排，沒有很多機制問題需要研究。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前期，非國有經濟發展壯大，創造了很多新的就業機會，大家也沒覺得就業是特別大的社會問題。但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因為宏觀經濟不景氣、産業結構調整、企業擴大自主權等原因，出現了嚴重的下崗失業現象，矛盾非常集中，很多問題需要搞清楚，就業問題研究才迫在眉睫。但學術界和社會研究部門應對這種需求不是特別及時。”

    “過去對就業研究不足，導致研究力量沒有積蓄起來，研究者對就業問題相當生疏。問題出來了，需求有了，也不是馬上就有稱職的人員來應對。”

    導致就業研究滯後的現實原因，是社會重視不夠。就業是宏觀經濟問題，研究對像是弱勢群體，研究成果是公益性産品，企業不關心、不資助；國家無專項經費支援；重大課題設置也不多，研究人員缺乏動力。利益驅動型的研究者，對證券、期貨、資本等容易獲得企業資助和創收的課題趨之若鶩，對就業問題則惟恐避之不及。

    根據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提供的資料，我國于1983年開始建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制度，到2001年度共有9262項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課題獲得基金資助，含重大項目50項，重點項目1525項。其中，關於就業、失業、下崗、人力資源開發的課題僅90多項，約佔1%，重點項目僅10多項，佔0.7%，重大項目則一項也沒有。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一個項目一般只有五六萬元，即便獲得也是杯水車薪。中國社科院人力資源研究中心正在做一個中國城鄉就業問題的研究課題，只調查4個城市，僅調查費一項就需要100萬元。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曾湘泉早想建一個失業預警中心，在全國500家企業設觀察點，定期研究失業變動狀況，但企業反應很不積極。他去年計劃從日本引進一位專門研究就業的博士，由於編制受限，也未如願。編制受限的原因是，就業是新學科，在學生數目、碩士點、博士點數量上均無優勢。

    在讀了曾院長一篇研究就業的文章後，一名中學教師曾給他寫信，“欽佩”他“關心國家大事”。曾院長説，有很多人曾向他建議：“你應該研究貨幣，研究勞動幹什麼？”

    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中，目前設有研究室的僅8個。有的地方，研究經費被用於報銷餐費、交通費或發了福利。

    怎麼忘了跟國際接軌？

    勞動經濟學在國外受到的待遇，較國內有天壤之別。

    蔡、曾兩位學者介紹———

    在美國，勞動經濟學是經濟學最重要的研究領域之一。在經濟學20多個分支中，按社會重視程度、課題數量及發表文章數量、品質等指標排序，勞動經濟學排在第二位，僅次於金融經濟學。勞動經濟學在理論基礎、技術手段、方法論以及做研究的資料積累、數據庫等方面，都屬於經濟學中比較前沿、先進、成熟的學科，內容豐富，涉及領域非常廣泛，內部有各種分支、理論流派和各種與政策相關的長期討論的問題。

    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在西方分兩大塊。一種是社會團體進行的研究。美國有勞動經濟學會，規模很大，從會長到主要參與者，大都是一流的經濟學家。該學會本部設在芝加哥大學，每年都開會，出版專業刊物。今年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題目是《好工作與壞工作》，表面看很通俗，實則研究很深入。另一種是大學裏的研究。大部分大學有産業關係係、人力資源係，一些著名大學專門設勞工關係學院、人力資源學院，含勞動經濟係、人力資源係、組織行為係、産業關係係、社會統計係等等。其他經濟研究機構中，也有很大一部分研究人員研究勞動經濟問題。

    這些國家的政府對勞動經濟學研究非常重視，財政預算中專門有就業問題研究經費，社會上的研究人員確定有價值的課題後，可向政府申請。政府也經常出資委託研究機構做專項研究。美國地區就業數據系統非常發達。

    中國經濟學界最渴望與國際接軌，可不知為什麼，就是在勞動經濟學領域缺乏與人家接軌的熱情。

    沒有研究，何談決策？

    對就業研究的無知和漠視，導致了惡性迴圈。中國社科院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今年想從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進幾個學生，蔡日方請曾湘泉院長推薦幾個，曾院長回答：“我們的學生才不願意去研究就業呢！”

    曾院長的學生，畢業後大都到大企業的人力資源部賺錢去了，勞動保障部門、人事部門、科研單位，根本沒人願去。

    不僅是學生。曾院長説，院裏一些老師也很不願意教勞動經濟學。

    言及就業研究的處境，幾位孤獨的學者流露出不滿：

    “這麼大的社會問題竟沒人關心，真是荒唐！”

    “一開會總是那麼幾個人，我都不想去了！”

    “我不相信，在對就業沒有科學研究，連它的本質、性質、機理都搞不清楚的情況下，能做出正確的政策反應，提出很有效的對策！”

    他們期望國家迅速制定激勵政策，吸引、鼓勵一大批優秀人員致力於就業問題研究。

    他們説：“像就業研究這種事關社會效益的問題，不能指望企業資助，需要國家和社會重視。特別是政府，應成為關心、支援就業研究的支柱。”

    《中國青年報》2001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