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舉辦的第44期IT沙龍上，與會者就電信業的資費與改革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北大工商研究所的所長張維迎教授在發言中分析了造成資費過高的原因及對策，大膽提出“為什麼不可以讓每一個電話用戶都變成電話公司的股東”的設想。

    行動電話資費偏高非常明顯

    定價的依據是什麼，在不同産業是不一樣的，如果一個産業的固定投資不是很高，它的邊際成本是遞增的。一般從社會角度講，按照邊際成本定價是最優的，但是一個産業固定投資非常高，這樣有一個邊際成本遞減的成本，按照邊際成本定價的話，運營商或者生産者就沒有辦法收回成本，這時就沒有人願意投資。

    我們假定市話的定價是合理的，就可以做出一個基本判斷，目前來講，行動電話的定價是遠遠偏高的。市話需求彈性比較低，需求不會因為價格變化有很大變化。行動電話的需求彈性相對比較高，價格下降1％，行動電話的需求量可能增加2％—3％，甚至更高。那麼這一類産品的特點就要求價格要定得相對低一點。

    中國移動通訊這麼高的利潤率，從某種程度講是有一定的暴利的含義在裏面。據我所知，實際上移動通訊現在的成本已經跟固定電話沒有很大的差異，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再定這麼高的價，那麼顯然是不太合理的。

    那麼在移動通訊方面，大家可能比較經常關注的一個焦點，就是雙向收費還是單向收費。這個問題本身並不重要，我想説我們可能不需要注意雙向收費變為單向收費，而要注意整個行動電話的資費太高。行動電話目前的利潤可能太高，需要大幅度降下來。一些公司在地方上變相的降價，這實際上也是由競爭的壓力造成的。

    取消初裝費不很重要關鍵要設計合理的收費方案

    取消電話的初裝費，這個問題某種意義上也不是很重要。在美國，可能有幾百種收費的辦法，因為電話公司有充分的競爭。如果你初裝費收高了，那你平時的使用費就得降下來，如果有大的用戶話務量很大，這時候對他收很高的初裝費，然後收很低的使用費可能是比較合理的，這在經濟上叫做兩步定價。而對一些小的用戶來講，可能不需要收固定費，包括初裝費，每一次打電話可能收得很高。最簡單的例子，一個富人一個窮人，富人打電話需求比較大，這時候電話公司最優的辦法是讓他一個月交一千塊錢，但他打電話就免費。但對窮人來講，他一個月一分也不交，但是他們每打一次電話交五毛錢。

    從現在來講，關鍵有一個足夠競爭程度，讓企業自由選擇可能更合適一點。這樣又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現在移動費用比較高。這其中一個原因是誰應該決定收費的標準問題，究竟是政府還是企業？目前我們仍然由政府決定，如果移動通訊的費用放開，由企業自己決定馬上就會大幅度下降。如果你跟兩家大的移動公司，中國移動和聯通談的話，他們都會給你這個感覺，就是如果政府允許自由定價，雙向收費也可能就取消了。這個問題有兩種解決辦法，一種是每方面費用都降得很低，另一方面不是降得那麼低，但是可能取消一方面。就是總的我們每打一分鐘電話的費用可能會大幅度下降。

    價格制定：政府企業各司其職

    如果我們要説到由政府還是由企業定這個價格，這就涉及到下一個問題，就是電信業本身的拆分結構問題。但是我想基本的原則應該比較清楚，就是隨著競爭越來越充分，未來老百姓和電話公司之間的費用、電話公司向零售公司收的費用可能都應該放給市場。政府集中管電話公司之間的費用，也就是互聯互通的結算費用，這一部分可能在相當一部分時間由政府制定。好比你現在打一個聯通電話，這個電話可能對方用戶是中國電信的，這時候你一定要通過中國電信，這個電話才有效。這時候政府要管的是聯通交給政府中心多少錢，而不需要再多地考慮聯通向它的個人客戶收了多少錢。這是以後的方向。

    電信國有：成本與收入解不開的死結

    還有一個更深刻的矛盾，如果競爭足夠充分的話，那我們政府就沒有必要去考慮資費問題，由企業競爭來解決。但是在中國又有一個特殊的情況，那就是中國電信公司基本上都是國有的，國有和私有之間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就是國有的電信公司也好，其他的公司也好，它對成本的概念不是很敏感，但是對收入概念比較敏感，就是説這個公司賺回錢，就有好處，但是成本就扔給國家，扔給政府。這樣我們就面臨兩難選擇，如果要政府放開電信所有價格，那麼這些電信工作可能會形成一種惡性競爭，為了爭奪這個市場，價格可能定得非常低，然後他可以拿到一些收入。如果要防止這種過度的惡性競爭，那政府又應該去管這個資費，所以這是我們國家解不開的死結。就是説我們一方面由政府定價不合理，另一方面如果讓企業定價，電信企業就會像航空業一樣，出現價格混亂的狀況。

    所以中國電信資費價格究竟能不能理順，最終能不能找到一個有效的辦法解決，我想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些電信企業的産權制度改革，如果電信企業的産權制度改革仍然維持國有體制的話，這個問題我想永遠解決不了。

    讓用戶成為電信公司的股東

    我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現在應該有一些思路，一個我們知道有一些電信公司公開上市，逐步地解決。另外我一直主張一個辦法，就是我們老覺得電信公司與我們消費者有很大的矛盾，那麼我們為什麼不把産權制度改革和解決這個矛盾結合起來，這個辦法讓我們電信企業的用戶，變成電信企業所有者。好比你原來通過初裝費，通過一個比例，裝電話的時候有多少初裝費你就可以有多少股；另一類裝電話就可以獲得中國電信的股權，但這是有規定的，你使用一年兩年各佔多少。我想這是解決電信産權問題，也是解決電信企業與中國用戶的問題的好辦法。如果你也變成股東了，那電信資費高的話，對你也有好處。

    而這個辦法對電信企業本身並沒有多少影響，因為現在企業賺錢交給國家，以後就是交給老百姓，當然可能涉及到財政的問題，但是一個國家的財政體制絕對不能以增加財政收入為目標，如果我們以增加財政收入為目標的話，最好的辦法就辦一家電信公司，因為只有辦一家的時候，你就有壟斷價值，這時候政府收入最高，利潤的分成也最高。我建議政府應該好好考慮這個問題，為什麼不可以讓每一個電話用戶都變成電話公司的股東。

    《市場報》 2001年0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