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政部長約翰-斯諾于9月間訪華之後，對於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國際壓力沒有平息，相反，它正在迅速增強。一些美國國會議員于9月下旬提起議案，要求將中國對美出口産品一律徵收27.5%的關稅——假如中國不改變人民幣匯率的話。
9月25日，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舉行聽證會，聽證會名為“有關中國的産業、投資和匯率政策：對美國之影響”，其主題是中國加入WTO對美國所帶來的經濟與安全影響，然而人民幣匯率政策成為真正的主角。民主黨議員舒默和共和黨議員格萊漢姆重述了他們認為應當對中國採取行動的看法。
最新一期《財經》雜誌發表了美國著名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在此次聽證會上作為專家作證的證言。
全球經濟的持續疲軟正在進入一個非常危險的地帶——貿易摩擦和保護主義的多發路段。隨著美國大選的臨近，政治週期的升溫，尋找替罪羊的遊戲已經開始。大家幾乎異口同聲地挑出目標——迅速成長的中國經濟。世界輿論在對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重新估值的問題上意見越來越一致。在我看來，這樣做對中國、美國和整個世界經濟都將是一個莫大的錯誤。我認為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完全錯了。
指責中國的緣由差不多是這樣的：世界工業化國家的實際GDP增長連續第三年不景氣，而中國經濟的勃勃生機自然就顯出與眾不同。8月，中國的工業生産較去年同期增長了令人瞠目的17%，出口則飆升27%,很顯然，在一個其他地方一片疲弱的世界裏，中國正在搶奪市場份額。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的貨幣掛鉤政策更是雪上加霜。在許多人看來，人民幣幣值本來就被低估。更何況掛鉤的是正在貶值的美元，人民幣似乎一直在增加相對於非美元貨幣的競爭力。假定美元繼續大幅下滑——或許在今後幾年裏再貶20%——大多數人擔心中國的競爭優勢將更加突出。中國的形象就這樣突然從一個充滿機遇的熱土變成了對美國和全球經濟構成嚴重威脅。
中國競爭力的真正來源
高成本的工業化國家們早已經作出了清醒的決定，他們需要利用中國作為外包平臺以提高生産效率。解除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的政策將破壞這個已成為新的全球化生産模式不可或缺的供應鏈
如果世界經濟現在是一片繁榮，中國的高速增長就會大受歡迎。遺憾的是，現在不是這種情況。在全球經濟仍然低迷的時刻，市場份額成了非常稀有的商品。對競爭地位的任何威脅，加上就業缺口的問題，就可能觸發充滿敵意的反應。今天，到處都可以看到這種壓力。中國對美國的雙邊貿易順差不僅數額龐大，而且不斷增加，人們普遍認為這是造成關係緊張的日趨擴大的根源。按照他們的觀點，罪魁禍首是中國的貨幣掛鉤政策。現在人民幣重新調整匯率被看成是一種必要的藥方。基於以下三大原因，我認為重估人民幣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首先，對所謂的中國出口威脅的性質存在嚴重的混淆。我認為，人們已經形成了一個錯誤的印象，即新崛起的中國公司正在肆意搶奪全球市場份額。這真是大錯而特錯。在過去的十多年裏，中國出口的真正動力是由總部設在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精心制定的外購戰略，而不是中國本土公司的快速成長。1994年至2003年中，中國的出口從1210億美元增加了兩倍，達到3654億美元。“外資企業”(全球跨國公司的中國子公司以及與工業化國家公司合作的合資企業)同期在中國出口增長中足足佔到65%。換言之，中國日益強勁的出口機器上貼滿了美國、歐洲和日本的標簽。
這實在不能説明中國正在從世界其他地方手中攫取市場份額。它實際上更是工業化國家高成本生産商在競爭中為生存而奮鬥的副作用。去年，流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達到創紀錄的527億美元，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接受國。這種流入不是誰強迫來的——它完全是自願的。高成本的工業化世界作出了清醒的決定，他們需要利用中國作為外包平臺以提高生産效率。解除人民幣掛鉤政策將破壞這個已成為新的全球化生産模式不可或缺的供應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受到嚴重打擊的將正是率先到中國做外包的經濟體如日本、美國和歐洲。工業化世界壓中國改變其匯率機制有可能使他們自己努力的成果付諸東流。對所謂的中國出口威脅的擔憂完全沒有考慮到這個關鍵問題。強大的中國出口機器更多的歸因于“我們”而不是“他們”。
支援中國貨幣穩定的第二個理由涉及中國的競爭實力。與普遍的看法相反，中國的競爭力並不是來自於貨幣幣值低估。中國的競爭力主要靠勞動力成本、技術、品質控制、基礎設施和對改革的毫不動搖的信念。我認為，即便中國將人民幣升值10%或甚至20%——對於這種調整我既不認為將發生也不贊成——中國出口的市場份額損失將微乎其微。這裡的關鍵在於中國的出口實力主要在組裝上——其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基於其他地方生産的原材料和産品。相形之下，實際在中國生産的部分在出口中份額很小。根據斯坦福大學劉遵義教授及其同事的測算，中國出口的每1美元産品中，反映中國國內生産的增值部分僅有30美分。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産品中，國內增值部分更低——每1美元中僅佔20美分。這意味著即便對人民幣幣值進行大幅調整，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也不會有什麼變化。例如，如果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升值20%,該研究表明，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價格僅會上漲4%——根本不足以産生使需求回到美國貨的重大轉變。
對於美國而言，這個理由還有一點更加基本的因素：中國貨幣掛鉤的是美元——這一安排自1994年以來絲毫沒有改變。也就是説，美中貿易逆差從1994年的300億美元惡化到2002年的1030億美元，並非由於幣值造成相對價格變化所致。而且，任何國家對世界經濟的競爭力威脅都不應基於雙邊貿易的不平衡來作判斷。重要的是要看一個國家的總體貿易情況。今年頭八個月，中國的貿易順差僅為89億美元，比前一年低一半。與這種接近平衡的情形相一致的是，根據我們的測算，人民幣的貿易加權值基本上與1998年以來的平均水準持平。基於這些趨勢，很難斷言中國的貨幣對全球經濟構成嚴重影響競爭力的威脅。
再次，取消掛鉤政策可能會動搖世界金融市場。應該強調，最終的結局不存在什麼疑問。中國一直不斷聲明其對開放資本賬戶並最終使人民幣實現完全可兌換的承諾。同時，中國也充分認識到這些目標實現之前需要進行大量的艱難改革。無論是資本市場的改革，還是清理銀行系統的問題，都是如此。中國在這些方面已經邁出了巨大的步伐，但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我認為中國在金融改革取得更大進展之前放開匯率並開放資本賬戶，時機是完全不成熟的，也非常危險。如果時機不當，這種行動可能導致中國、亞洲和世界金融市場嚴重不穩定，從而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的危害。這是1997年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重大教訓，匆匆忙忙地和出於政治目的向中國施壓的人們不應該忘記這個教訓。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中國在那次危機中抵制誘惑，堅持不跟隨其他亞洲國家走上貶值之路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反對人民幣重新估值還有其他一些考慮：對於剛剛走出通縮的中國經濟，會加劇進口通縮的壓力；在中國的其他資産市場上可能出現泡沫，特別是房地産行業；以及向市場投機者發出現在可以“炒”人民幣的信號。此外，還需要銘記一個最顯著的歷史教義：像中國這樣的貧窮國家如果被迫反覆重估其貨幣，它們將永遠無法逾越與富裕國家的發展鴻溝。
為什麼中國競爭力成為討論焦點
國內儲蓄嚴重短缺意味著美國必然發生貿易逆差，如果美國不與中國開展貿易，這些赤字必然就會發生在其他國家身上。這正正代表著最值得反省的問題：華盛頓在財政上的魯莽和毫無節制是否應該歸罪于中國?
我擔心，現在對中國施加壓力，還有更深層的含義：不願意為自己的經濟問題承擔責任，工業化世界的富裕國家正在把中國當做其復蘇乏力的替罪羊。美國尤其如此，在上次衰退于2001年11月觸底足足22個月之後，美國依然陷於無就業增長的復蘇之中。美國政界人士對持續的就業機會喪失感到絕望，他們現在願意相信責任在中國。所以，現在華盛頓緊緊瞄住了“中國問題”。最近美國參議員提出一項立法，根據這項立法，如果不放棄人民幣掛鉤匯率制，就可能對中國向美國的出口一律徵收27.5%的關稅。該法案的提案人參議員舒默和格萊漢姆在此次聽證會上已經發表了他們的看法。我強烈反對這一提案以及最近美國眾議院採取的類似措施。我認為這些提議對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構成極大的危險。
現在來看，我以為這些法案得以通過的可能性不會高於20%。但是，隨著美國政治週期的升溫——特別是如果美國依然陷於無就業增長的復蘇之中，這種可能性將無疑會增加。對工作和收入保障的看法長期以來一直是左右美國總統大選的關鍵問題。這一次也不會有什麼例外，特別是因為美國現在就業缺口按我的計算是二戰以後最糟糕的。很重要的一點，這次國會對中國的指責不分黨派。它表明瞭支援針對中國採取行動的廣泛性。這是特別令人擔心的信號，表示今後還會有更多的保護主義措施。單就這一個理由，美國國會最近提出的反華措施的真正意義便不可小視。它們是對美國推行全球化的警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國會借指責中國以逃避自己在美國的難題中應承擔的一份責任。美國的儲蓄率低是眾所週知的，而近來更加劇——2003年上半年，凈國民儲蓄率跌至歷史低點，僅為GDP的0.7%。儲蓄率近年來陡降背後的最大動因一直是政府部門(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極度惡化。政府部門的總儲蓄率從2000年的約相當於國民生産總值3%的盈餘變成2003年中相當於國民生産總值約4%的赤字。而且，由於華盛頓最新一輪的財政揮霍，政府赤字肯定會在今後12個月繼續擴大1～1.5個百分點。如果私人部門的儲蓄不出現自發和持久的復興——而我認為這是非常不可能的——國民儲蓄只會進一步跌落。花錢成癮，美國除了從國外進口額外儲蓄以便為經濟增長供資，別無選擇。而龐大的經常項目和貿易逆差是美國獲得資本的惟一辦法。
中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成為爭論的焦點。誠然，美國現在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最高——2002年高達1030億美元，而且2003年可能還會超過這個數字。但不要忘記，國內儲蓄嚴重短缺意味著美國必然發生貿易逆差，不管是對誰，除非美國準備巨幅減少國內消費。如果美國不與中國開展貿易，這些赤字必然就會發生在其他國家身上——加拿大、墨西哥、其他拉美經濟體、日本、亞洲其他地方，或甚至可能是歐洲。對我來説，這正代表著最值得反省的問題：華盛頓在財政上的魯莽和毫無節制是否應該歸罪于中國?
美國指責主要是中國造成了其龐大的和不斷增加的貿易逆差，這種指責既是危險的，也是錯誤的。如果美國希望減小貿易逆差，它必須解決自身更根本性的問題,即迅速蒸發的國民儲蓄率。否則，美國的貿易逆差就可能會成為常規，而非例外，而且，對華貿易帶來的優質廉價選擇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實際上，這正是經濟學的主要原理之一比較優勢理論應該發揮作用的地方。通過從中國進口，美國消費者的購買力加強。如果我們的貿易逆差轉移到別的地方，而這是缺乏儲蓄的美國經濟所必然要發生的，將只會造成購買力方面的減少。對中國增加關稅將提高許多美國公司的業務成本。例如，美國營業收入最高的公司沃爾瑪(Wal-Mart)據稱從中國採購約150億美元的産品。如果舒默議員提出的法案得以實施，沃爾瑪將受到稅負增加40億美元的打擊。結果只能使美國的股東和消費者受害。
中國還以其他方式幫助美國的經濟。特別是在為美國經常項目的赤字提供資金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2年，中國購買美國長期證券凈額高達600億美元，2003年迄今，購買的力度更大。由於其需求的大部分為美國國債，因此中國無疑在保持美國低利率並進而支援美國經濟復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人民幣向上調整，中國累積貨幣儲備就會放緩，而且其對美元資産的需求會因此萎縮。這樣可能導致美國長期利率重新上揚，從而危及美國經濟復蘇的一大支柱。
匯價干預者日本
為了防止因市場造成日元走強，日本當局今年迄今已投入了創紀錄的800億美元進行正式的貨幣干預。與堅定致力於改革的中國不同，在日本，改革與匯率之間存在非常明確的取捨關係
我還對於日本一年多以來一直抨擊中國感到擔憂。日本的高級官員指責中國出口通縮並使日本的勞動力市場出現“空心化”。這真是錯得不能再錯了。
優質廉價的中國進口商品為飽經磨難的日本消費者帶來了購買力的意外收穫，與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的出口機器為世界帶來的益處完全相同。如果你需要一個幣值被低估的例子，研究一下日本經濟復興時期日元的軌跡；70年代，日元兌美元匯率平均約為300比1，80年代約為220比1——大大低於現在的110到115的區間。日本批評中國仿傚自己發展模式的核心策略讓人覺得虛偽。壓中國重新估值其貨幣很難為日本改革無能或無心改革開脫責任。
此外，當我穿梭于中國的新興工業化“經濟特區”的時候，到處看到日本最成功公司在中國辦的子公司，這一現象不斷地觸動我。實際上，我很難找出還沒有大舉進軍中國的日本大製造商。沒有人強迫日本的企業界把生産轉移到中國來。這是競爭力下降、成本高昂的日本生産商在日益開放的全球經濟中努力維持其市場份額而作出的理性選擇。
多年來我不斷往返于北京和東京——這種機會最近美國財長斯諾也體驗了——這使我對亞洲也了解良多。我只希望斯諾財長能夠體會到這兩個經濟體之間的巨大反差。泡沫破裂後的日本經濟差不多在近十幾年的時間裏一直處於相對停滯的狀態——1992年至2002年，實際GDP增長率平均僅為1.1%;同期中國的實際GDP增長平均約為10%。但是，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按照2001年的市場匯率計算，日本的每人平均國民收入仍然大約是中國的40倍(如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約為中國的6.5倍)。儘管生活水準存在巨大的差異，但是亞洲經濟實力的轉換卻是不可置疑的。中國對改革和結構調整依然毫不動搖。相反，日本把惰性的概念發揮到了一個新的水準。如果因為政治的原因對一個在重新塑造世界中正發揮最大作用的經濟體反而打擊最狠，這就很可悲了。但現在隨著有關全球化的政治問題開始發揮作用，恰好有這種危險。
在人們指責中國人為壓低幣值的同時，日本卻長期譜寫著干預和操縱匯價的篇章。為了防止因市場造成日元走強，日本當局今年迄今已投入了創紀錄的800億美元進行正式的貨幣干預。只要美國和國際社會容忍這種大規模的干預，日本改革很可能就會失去動力。與堅定致力於改革的中國不同，在日本，改革與匯率之間存在非常明確的取捨關係。我清楚記得1995年春，日元/美元匯率升至80日元比1美元的時候，日本企業界一片恐慌。日本人當時認識到要應對超強貨幣的問題，惟一的辦法是進行徹底的改革，並準備實施這樣的改革措施。但最終，在接下來的三年左右的時間裏，世界退縮了，聽任日元貶值約45%。而日本對改革連一根手指頭也沒有動過。
美國的政界人士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有關當局應當汲取這一教訓，因為這些政界人士和有關當局忽視了日本的過失，而把焦點對準中國。日本提出的理由是，其經濟十分疲弱，無法承受強勢貨幣。但是，如果操縱貨幣的行為阻礙了日本在改革方面早就該取得的進展，那麼就完全有理由質疑這種做法是否明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操縱匯率的國家顯然會把其他國家作為形成平衡的因素。從美國的角度看，這意味著日本當局事實上是在阻撓美元貶值，而美元貶值本應是經常性項目重大調整的副作用。從歐洲的角度看，日本操縱貨幣很可能會把美元調整所産生的相當一部分壓力轉嫁給歐元。
所幸的是，有理由相信世人現已認識到應當把日本作為重新形成全球平衡的因素。在近期結束的七大工業國迪拜會議上，增加匯率靈活性的呼籲向日本發出一個明白無誤的信號：世人已不能再容忍一個發達大國大規模干預貨幣的行為。由於經濟趨穩，因而日本當局放棄這一做法後仍有一些迴旋的餘地，至少目前是這樣。其結果是，日元已突破115日元兌1美元的大關，美國經常性項目調整所産生的重負很有可能更均勻地分攤到全球的經濟中。這對全球重新形成平衡是一個利好消息——當然，條件是日本要堅持下去，而不要很快就再次採取其長期以來干預貨幣的做法。但是，適用於日本(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的東西，並不適用於中國，因為中國仍然是一個很貧窮的國家。我在前面已經強調過，中國向靈活貨幣體制的轉變，必須在經濟方面和金融方面有利於其自身的穩定。日本很富有，足以承受由市場決定匯率的結果，中國則不行——至少目前不行。
全球化的政治策略
在經濟遇到困難的時期，政治家們總是要尋找一個替罪羊。然而，這種出於政治目的的攻訐，説明失衡的世界目前面臨著更深層次的宏觀問題
經濟疲軟和政治考慮有時會使盟友同床異夢。目前似乎就是這種情況。在美國，政治氣氛越來越強烈，人人都在關注美國經濟無就業復蘇的種種壓力。這樣一來，就必須在一種完全不同的環境下實施全球化的政治策略。在地緣政治的論戰中，中國現已成為當今的爭議焦點，這説明瞭政治和經濟週期之間的相互影響往往是很大的。
在經濟遇到困難的時期，政治家們總是要尋找一個替罪羊。這是掀起聲討中國浪潮的真正原因所在。這與經濟並沒有什麼關係，一切都與這種歸罪于他人的遊戲有關。然而，這種出於政治目的的攻訐，説明失衡的世界目前面臨著更深層次的宏觀問題。美國雖然是世界上惟一的增長動力，但卻遇到了現代歷史上最大的經常性項目赤字。這不僅表明缺少儲蓄的美國經濟存在著內在的缺陷，而且還表明世界上其他地區十分缺少獨立的國內需求增長。美國在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過程中，自己卻在貿易逆差、預算赤字、儲蓄不足和債臺高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這對美國和世界上其他地區來説都是難以承受的結果。這説明全球經濟面臨著越來越大的、令人不安的和危險的壓力。
就像茶壺中的蒸汽一樣，這些壓力最終需要釋放出來。我認為，可採取基本介於經濟上對美國經常性項目進行調整和政治上的貿易摩擦及保護主義這兩種極端做法之間的一些舉措。七大工業國貨幣政策最近的變化是從經濟上解決世界不平衡狀況的一個令人鼓舞的跡象。然而，由於美國經濟無就業復蘇與總統大選週期的相互影響，人們很可能不再把希望寄託在經濟舉措上，而把希望寄託在政治舉措上。目前，採用政治解決的可能性並不太。但風險在於這種可能性會增大。
不幸的是，美國和日本對中國的張牙舞爪並不是世界上貿易摩擦加劇的惟一例子。最近還有兩個例子讓人隱約感到保護主義盛行於世的日子已為期不遠。第一個例子是世界貿易組織坎昆部長級會議出現談判破裂。在農業補貼、投資及競爭規則和金融市場透明度等長期存在的問題上，富國和窮國之間的矛盾已經公開化。世界貿易組織此次會議的失敗，不禁讓人們聯想到1999年在西雅圖受到的重創，同時也使人們對2004年貿易自由化多哈回合談判能否順利完成深表懷疑。
第二是歐洲的領導人也加入了這場爭論，其目的在於保護本國長期疲軟的經濟。他們擔心美元進一步貶值會使歐元不堪重負。這種擔憂體現在對實行固定匯率的亞洲國家的指責上，他們認為固定匯率使這些國家避免了美元調整所産生的影響。最近在義大利斯特雷扎舉行的歐洲財長會議上這種情緒達到了頂點，而在近期結束的七大工業國迪拜會議上所提出的較為正式抗議中似乎也帶有這種情緒。
1930年，參議員裏德·斯穆特和眾議員威利斯·C·霍利提出了大幅度提高美國關稅水準的法案。由於股市泡沫破裂，美國經濟出現衰退，共和黨政府支援採用保護主義的舉措來為美國工人提供救助。1930年6月，赫伯特·胡佛總統正式簽署了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隨之而來的是世界各國在貿易上採取報復措施，世界貿易也因此而一蹶不振。現在有許多人認為，是這些行動引發了隨後出現的大蕭條。如今，在後泡沫的時期，不應當忘記這些教訓。所有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內，都認為目前不可能出現這樣的結果。但是，由於目前要針對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採取政治策略，因此人們不能再忽視這種風險。
我堅信，中國是21世紀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中國是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的崛起不僅將有利於生活在這個國家、佔世界人口20%的人民，而且將有利於生活在這個國家以外的80%的人民。但是，中國走向繁榮的道路上肯定會有坎坷和風險。即使在更加富裕的發達國家，經濟穩定也不應被看做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過，我們最終都必須學會如何適應全球化帶來的種種壓力。美國不能選擇閉關自守。無論是在順利的時期，還是艱難的時期，我們推行全球化的決心都應當堅定不移。不幸的是，當強烈的政治氛圍與艱難的經濟環境交織在一起時，人們往往要尋找替罪羊。中國就是當今的替罪羊。現在應該結束這種歸罪于他人的危險遊戲。
中新網 2003年10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