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21世紀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兩件事

中國城市世紀呼喚廣廈模式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斷言,21世紀對世界影響最大有兩件事:一是美國高 科技産業,二是中國的城市化。中國官方和學界大都認同這個説法,並認為21世紀就是中國的“城市世紀”,但對於城市化現狀和既有的城市建設經驗卻心存顧慮和擔憂。在這個大背景下,以“用企業之手抓政府之癢,以市場之力畢城建之功”為特點的“廣廈模式”,便成為內地城市化浪潮中廣受官方和學界肯定的城市建設和經營新理念。

城市化浪潮大幕將啟

當時間的巨臂將人類歷史推向2003年,一個被經濟學家談論已久的預期———中國將要成為亞洲經濟的火車頭,第一次由預期變成了事實。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在《2003年世界經濟形勢和前景》中指出:“由於中國對貨物的強勁需求,正在取代美國和日本,成為推動亞洲區經濟增長的火車頭。”由“將要”變成“正在”,一個句子只是發生了簡單的時態變換。但對一個曆盡苦難、志在復興的國家,這一變換,卻是一個意義深遠的歷史界碑。對於21世紀的中國甚至整個人類歷史,這一變換更是一個包羅萬有的歷史注腳。

城市化是現代化必由之路

中國全面復興已經是可以觸摸的現實,而伴隨著中國全面復興進程的,無疑將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城市化浪潮。

包括清華大學教授吳良墉、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蔣正華、建設部部長汪光燾、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在內的一批國內學者,已經把城市化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和本世紀中國最大的變化特徵,不少論者更形象地稱21世紀是中國的“城市世紀”。中國領導人在十六大報告中也明確提出,“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逐步提高我國的城鎮化水準。”在《2001至2002中國城市發展報告》中,專家預測,到2020年,50%的中國人口居住在城市,到2050年,將有75%的中國人居住在城市。

城市,在這個特定年代的中國,確實已經不是一個孤立的話題,而是牽一髮動全身的“核心話題”。中華民族數千年來未能解決的問題和目前所遭遇的無數問題,可能都要在有限的城市土地上尋找到答案。無論是一個省、一個區域還是一個國家,其綜合實力和競爭力,都取決於其城市的綜合實力和競爭力。省與省、區域與區域、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最終表現為它們背後的城市之間的競爭。

三大城市群合推中國經濟

回顧中國內地20多年的改革開放事業,變化最大的是城市,成就最大的是城市,最具活力的是城市。哪個省的城市發展得好、經濟實力強,哪個省就發展得好、經濟實力就強。甚至可以説,中國城市20多年的變化和成就,就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成就。環視生機勃勃的中國經濟版圖,以京津為核心的環渤海城市群、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城市群和以香港、廣州為核心的華南都市圈,正如三股強大的動力,牽引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

“大象無形,大音稀聲”。大多數行色匆匆的國人,或許因為執著于一己的“遠大前程”,而對這場席捲一切的城市化“造山運動”渾然不覺。然而在這個被冠以“城市世紀”的未來百年內,幾乎每一個中國人的未來命運和整個中國的未來,都必須在這大幕將啟的運動裏尋找答案。

既有成就喜憂參半

中國的現代化和城市化雖然是大勢所趨,而且近年來城市化的速度也有不斷加快的趨勢,但是綜合來看,中國未來的城市化道路將任重道遠,而中國既有的城市建設經驗更是喜憂參半。

城市化滯後工業化

在日前舉行的“中國特色城鎮化論壇”上,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指出,中國的城市化長期滯後於中國的工業化。由於實行城鄉分離的戶籍管理制度,嚴重制約了城市人口的增長,也造成了城市化水準長期嚴重滯後於工業化水準的不良結果。

早在上世紀70年代,中國的工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已超過50%,但城市化率卻長期停留在30%以下。2002年中國第二産業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為51.8%,城鎮人口的比重僅僅達到39.1%,非農業人口的比重只有27.4%,城市化水準落後於工業化10個百分點。橫向比較,中國的城市化水準也大大落後於世界平均水準和同等水準的國家。

城市建設留下缺憾

從城市建設的角度看,改革開放後的20多年,雖然中國的城市建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進展,但是由於整個城市建設和城市管理機制不完善,當中存在的問題和經驗教訓也值得認真反思。城市規劃的缺位、建築佈局的混亂、基礎設施的不完善、城市功能的不健全、生態環境的污染、歷史文物的破壞、城市景觀的不協調、建築文化的雜亂無章等等問題,在城市建設中留下了無數的遺憾。

造成這些問題雖有各種原因,但歸根結底就是城市建設和管理經驗不足、城市經營觀念落後、建築文化缺位、投資體制單一、開發模式陳舊導致的惡果。

城市化水準滯後和城市建設中的種種問題,就像兩塊巨大的石頭一樣阻擋著中國的城市化道路。而為了搬開這攔路之石,掃除中國城市化道路中的障礙,中國的政府官員、企業家和學者近年來正在不斷地反思、研究和探索。

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一種更迅速、更科學化、更符合中國國情的城市建設和經營理念,便成了強烈的時代需求。

廣廈模式一鳴驚人

有國外學者曾經預言,上海是打開中國現代化之門的鑰匙。但實際上,中國20多年天翻地覆的變化,真正不可缺少的地方只有兩個,一個是香港,一個是浙江。沒有香港,整個中國的改革開放局面都找不到支點;沒有浙江,中國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可能還要持續很長時間。

小城鎮作大文章

浙江人在改革開放後的20多年中,顯示了驚人的創業能力。總部設在杭州的中國廣廈集團,就是在浙江這塊神奇的土地上成長起來的。經過20多年的發展,廣廈集團在其董事長、全國人大代表樓忠福的帶領下,完成了從一個農民建築隊到一家資産140億元、員工4000多人的企業集團的“蝶變”過程。進入新世紀後,當大多數地産商還把眼光緊緊鎖定市區狹小的土地上的時候,在市場中練就了一雙“千里眼”的樓忠福,卻洞察了中國城市建設的種種問題和中國城市化浪潮的滔滔大勢。

於是認定“小城鎮有大文章”的樓忠福不顧集團管理層的反對,毅然兵出奇謀,移師廣闊郊區之外。杭州城外佔地近7000畝的天都城項目,就是樓忠福在偏僻的郊野山頭上“橫槊而賦”的重彩華章。這個總投資達80億元的造城項目,在成就了中國城市建設歷史上的“廣廈模式”的同時,也宣告了中國房地産業“城市經營時代”的開始。

樓忠福認為,傳統的城市建設模式很難改變城市建設中的種種問題,也無法改變中國城市化水準滯後的局面,中國城市建設要有大突破就必須有新觀念、新模式和新機制。他之所以要傾力天都城項目,就是順中國城市化之勢,應國家和社會之需,承政府規劃之意,接消費者之求,啟市場無窮之力,然後畢城市建設的百代之功。

政企合跳雙人舞

無論從城市經營和管理模式、建設機制、投資體制,還是從建築文化的角度看,這都是一種革命性的突破,也都十分有利於加速中國城市化進程,以及消除傳統城市建設模式中存在的種種弊端。對於中國既有的城市建設和經營、管理經驗來説,“廣廈模式”不僅是義無返顧的一次“叛變”,也是與時俱進的一次飛躍。

天都項目龐大,所需要資金投入也十分巨大,單單是基礎設施一項,如果讓政府財政來投資也是困難重重的。然而,這麼一片偏僻而規模巨大的荒山禿水,無須政府任何投入,只需要政府制訂規劃、協助拆遷、設置相應的行政機構和配備一些民間無法完成職能機構,一個能夠容納10萬居民、提供1.8萬個就業職位的現代化城鎮就可以在6、7年時間內落成,這是政府與企業間何等美妙的“市場經濟雙人舞”。

這也難怪樓忠福在總結項目的時候,如此自豪地一口氣説出了“路子新、規模大、環境好、配套全、房價低”的五大亮點。

官學力捧天都城經驗

日前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特色城鎮化論壇”上,廣廈集團積極參與中國城市化建設、大膽探索城市建設新模式的舉動,不但受到中國政府官員的肯定,也得到學者的廣泛認同。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蔣正華、建設部部長汪光燾、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朱之鑫等官員和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鄭新立、李連仲等一批學者,都充分肯定了作為“建設部小鎮建設試點項目”的天都城。這些官員和學者認為,這是中國當前多渠道、多形式建設和發展城市的好經驗。

天都城的建設,不僅讓項目所在地的余杭星橋鎮擴展了規模,而且也改善了環境、完善了基礎設施和城市功能。這個項目為星橋鎮今後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滿足了杭州市區居民郊區化生活的需求。

廣廈集團和當地政府通過這個項目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機制,為中國城市化進程提供了很好的成功案例。從政府的角度看,在制訂好城鎮發展戰略、管理好規劃、明確發展定位的前提下,將部分可以由市場運作的職能交由企業來運營,促進了城鎮建設和公共事業中投資多元化的發展。從企業的角度看,廣廈集團在融入杭州大都市、服從杭州總體規劃的前提下,負責整個片區的城市化運營,能夠更好地控制區內環境、建築景觀、生態建設和功能配套等一系列問題,為企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

這個模式很好地解決了中國城鎮建設中長期存在的財政資金短缺、公用事業經營水準低下、建設效率不高和經營動力不足的問題。

這些官員和學者還指出,廣廈在天都城的實踐表明,如果能夠依據經濟規律和相關法律進行運作,政府和市場“兩個輪子”在城市開發、經營和管理的各個環節中協調運作,就可以産生巨大的效益,為城市化帶來資金支援和發展動力。

對於正在迎接城市化浪潮的中國,這個“用企業之手抓政府之癢,以市場之力畢城建之功”廣廈模式,對加速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和消除傳統城市建設中的種種弊端,無疑是意義深遠的寶貴經驗。(周建順 劉志剛)

香港商報 200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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