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國經濟實力最強的100個縣市中,浙江佔了23個,幾近四分之一。無獨有偶,在我國現職的1000多名兩院院士中,浙江籍的院士有200多人,也近四分之一。數字是枯燥的,也是有趣的。不論這兩組數字是否有必然聯繫,但至少説明瞭一個現象:浙江的經濟帶有明顯的人文痕跡。
浙江的經濟已經領跑全國11年了,2001年浙江省國內生産總值達到6700億元,比上年增長10.5%,全省每人平均GDP達到14850元,繼續保持了全國省區第一的位置。尤其是外貿收入和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去年超過廣東,位居全國省區第一。
然而,浙江資源匱乏,每人平均耕地僅佔全國平均的40%,國家重點投資項目也不多,是什麼支撐起了浙江這麼多年經濟的快速發展?浙江省委書記張德江在最近一次全省文化工作會議上揭示了其中的奧秘:文化與經濟的日益融合,並迸發出巨大的創造力,極大地推動了浙江生産力的解放和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引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浙江經濟社會得到迅猛發展。就浙江自身而言,其深層原因,就在於浙江悠久的歷史和源遠流長的燦爛文化,就在於這種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文化傳統與當今時代發展的有機結合,就在於聰明勤勞的浙江人具有“自強不息、堅忍不拔、勇於創新、講求實效”的浙江精神。
張德江用“文化經濟”的新概念高度概括了“浙江經濟現象”,也即是浙江的經濟是“文化的”,浙江的文化是“經濟的”。首先,浙江的經濟深深紮根于浙江的歷史文化、山水人文之中。浙江自古以來就是文化大省,名人名家數不勝數。魯迅、茅盾、鬱達夫、蔡元培、秋瑾、徐志摩、戴望舒……一個個都是家喻戶曉的人物。而到了現代,浙江又是名副其實的“院士之鄉”。在所有被評上過兩院院士的人當中,浙江籍的更是佔到三分之一之多。浙江的這種“書香味”源於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蘊。浙江的文物古跡眾多。全省現有杭州、紹興、寧波、衢州、臨海等5座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而國家級、省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更是比比皆是。浙江的戲劇藝術底蘊豐厚,淵遠流長,既是中國古老南戲的誕生地,又是全國第二大劇種越劇的故鄉。浙江的藏書之盛在中國自古聞名。至今保存完好的寧波天一閣、杭州文瀾閣、湖州嘉業堂等著名藏書樓在保存古代文獻、培養人才、促進學術研究等方面素負盛名。
但僅僅有深厚的文化底蘊還詮釋不了浙江經濟快速發展的謎底,因為若論文化底蘊深厚,浙江還不及陜西、河南等省份。浙江人的精明在於把“文化力”的內核注入到經濟的結構中去,並用文化的外表去“包裝”經濟,不斷抬升經濟的品位和價值。比如,浙江人總喜歡“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柑橘節、楊梅節、毛竹節、絲綢節……,僅一次“不經意”的APEC會議,就給浙江絲綢帶來20多億美元的經濟收益。無怪乎浙江的節慶有200個之多,居全國之最,其背後隱藏的不正是經濟嗎?
産品是如此,城市也是如此。“經營城市”的理念在浙江已非簡單的房地産開發,而是包含了傳統文化的保護開發利用,生態綠化的規劃建設,文化教育産業的拓展等更為複雜、更為深奧的內容。在這樣的理念下,有了烏鎮、南潯、西塘等“江南水鄉”的韻味,有了臨海“江南長城”的復古,有了紹興、杭州等歷史文化名城的興盛……,也有了旅遊業帶來的成百上千萬元的收入,以及由其凝聚起的“人氣”和經濟景氣度。正是“文化力”的注入,浙江的經濟才具有了“核心競爭力”,才在基本條件大致相同的現實背景下,取得了快於別人發展的優勢。
如今,這樣的文化底蘊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容。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文化對經濟的影響。著名區域經濟專家、北京大學教授王緝慈就認為浙江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很好地繼承了浙江各地歷來的民俗和文化傳統。她舉例説道,寧波依託“奉幫裁縫”的傳統技藝,大力發展服裝産業;紹興借“日出華舍萬丈綢”的傳統經濟,建成了聞名全國的中國輕紡城;永康利用“百工之鄉”的優勢,發展成了專事小五金生産的企業群體;義烏發揚“雞毛換糖”的貨郎擔精神,演進成全國最大的小商品貿易集群;溫州更是利用“其貨纖靡、其人善賈”的特點,逐步形成了皮鞋、低壓電器、打火機、眼鏡等鮮明的特色産業群。浙江之所以成為“市場大省”,在經濟上佔據全國的制高點,不就是文化在經濟中的滲透力嗎?浙江還有一些特色産業區並非依託當地傳統工業基礎,而是建立在大量推銷員對市場的把握上。這種把握,無不滲透著“團結協作”和“艱苦創業”的精神文化。
“經濟的背後是文化,反之文化的動力在經濟”。在物質力大同小異的今天,經濟必須“文化”化,同樣,文化也必須“經濟”化(産業化)。如今,這個觀點已被越來越多的浙江人所接受。這樣的事例實在是太多太多。橫店影視城在拍攝了《水滸》、《英雄》、《射雕英雄傳》、《荊軻刺秦王》等收視率很高的影視大片之後就迎來了旅遊業的蓬勃發展,財源、商機自然滾滾而來。很難説這僅僅是文化的商業魅力還是精明的浙江人打的一張高明的文化牌。此類投資的成功刺激了越來越多的企業主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更多地進行對文化的投入。成立於1995年的紅蜻蜓集團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集團董事長錢金波7年來投入1500多萬元致力於鞋文化的研究開發,先後設立了全國第一家鞋文化研究機構,創建了全國第一個鞋履文化博物館,編輯出版了全國第一部《中國鞋履文化辭典》。對文化的鉅額投入,帶給他的也是鉅額的回報:在短短的6年中,紅蜻蜓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企業一躍而為擁有2800多個銷售終端、年行銷額達10幾億元、排名在全國同行業前三位的知名企業集團。這樣的企業家在浙江不在少數。現在,“發展文化産業,建設文化大省”的口號對浙江人來説已是耳熟能詳,浙江的經濟也在文化力的推動下快速發展,“文化也是生産力”已不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了。
新華網 2002年6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