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揚導演的電影《昨天》明天即將在北京世紀劇院首映。這部由演員賈宏聲一家出演自己一家真實生活的影片一度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自今年攜此片走訪了多倫多、威尼斯和香港三個城市後，張揚得了一項“亞洲電影貢獻”大獎並廣受好評，但張揚仍然比較低調。直到10月9日，記者與張揚父子、賈宏聲父子等人一起觀看了影片後，張揚終於在昨天接受了記者的採訪。張揚説，2日那天的放映是《昨天》到目前為止在內地放映的惟一一場，媒體記者來的不超過3個人，而你是惟一一個看過影片後採訪我的記者。

    記者：影片拍完後，除了恭維的話，你有沒有得到比較有價值的反饋？

    張揚：在多倫多400人的影院裏和威尼斯1000人的影院裏，我是和觀眾一起看的。多倫多人看時反應很強烈，老笑，跟看喜劇片似的，我不太明白，但我知道他們很喜歡。威尼斯那邊是看完了長時間鼓掌，反應不一樣。那邊的媒體反應也不錯，據皮特（《昨天》製片人）説“有點過”，説在同類題材中，《昨天》是最成熟最出色的，別人就別拍了。在北京大華影院那次，看的人太少了，不能説明問題，還得等11月2日那天在世紀劇院看觀眾的反應，説實話，我還是比較看重咱們中國人對影片的看法，我雖然充滿信心，但仍然覺得沒譜。

    記者：做為賈宏聲的同齡人，看完影片我很不舒服，我覺得很多我本來早想明白了的事被你的影片擊碎了。而且我也不認為這是一個單純的親情影片。

    張揚：是。這個片子其實挺冷挺狠的，看的時候和看完之後都不會很舒服。而且就像你所説的，這個片子沒那麼簡單，我真正關注的是人的精神領域的東西，關於變化和執著的東西。影片也有一些隱喻的東西，比如精神病院。比如賈宏聲他的思維、生活習慣與家庭、社會的衝突，可能很多年輕人都有過，只不過賈宏聲把這些都極端化了。

    記者：我注意到結尾的處理是這樣：賈宏聲從精神病院回到嶄新的家中，一切都很安寧平和，然後鏡頭一拉，這實際上是一個舞臺上的場景。這是一個各個方面都能接受和滿意的結尾，有沒有某種妥協在裏面？

    張揚：有一段時間我發現賈宏聲與家人的關係特別好，特合諧，四個人融洽地生活在一起，生活在同一空間裏，就像影片的結尾一樣。我就是在那時想到拍出這樣一個結尾。因為我覺得無論賈宏聲怎樣“偏執”、怎麼“飛”，他都是一個普通人。他在影片裏有一段獨白，他在説“我是一個人，我是一個人……”所以我覺得不是影片的妥協，是生活本身的一種妥協。比如説在精神病院，賈宏聲很清楚自己的處境，要出院就需要一個妥協的過程。而且他也發現自己再“飛”也沒那些真正的病人“飛”，於是他就會妥協。人離不開他生活的環境，可能賈宏聲是堅持最久的，但那只是一個階段。現在他也主動要接戲、掙錢，與父母一起生活了。

    記者：你説過《昨天》代表了你那一代人的某些東西。

    張揚：1991年、1992年我覺得是北京最好玩的兩年，有點像六七十年代美國的生活。我們那幫人都處在很迷惘的時期，就用玩兒來找生活的感覺，玩兒音樂、喝酒等等，比較瘋狂。好多賈宏聲的狀態也是我們那時的狀態。兩三年過去了，同齡人都有成績了，大部分人知道，也該幹點事兒了，就從那種狀態中出來了，但像賈宏聲那樣很少的一些人就一頭紮下去了。

    記者：拍完這部影片，賈宏聲有很大變化嗎？

    張揚：拍這個片子對賈宏聲挺重要的，對他自己和家庭是一個總結，也是一個解脫。其實在這個戲之前賈宏聲的狀態就比較好了，這也是拍這部影片的前提。但他需要一個契機重新進入這個圈子。賈宏聲自己也憋著一直沒接戲，非等到《昨天》上映之後，一切才重新開始。

    記者：拍一部片子總有一些得意和遺憾的地方。

    張揚：長鏡頭是戲劇化的“視點”，這次用得比較大膽。説遺憾，音樂是最大的遺憾。由於版權的問題。原來用的甲殼蟲樂隊的音樂全部換成國內的音樂，甚至歌詞也得重新翻譯，不能用已有的。賈宏聲在大橋下的那場戲是配《Let it be》的，剪的時候我特別感動就哭了，後來換了音樂就沒感覺了。影片中的人物就是在甲殼蟲樂隊的影響下發生的種種行為，一變，就失去了很多東西，確實非常遺憾。

    記者：參加首映你會不會很緊張，如果票房不理想，會不會影響你的下一部作品？

    張揚：第一次面對觀眾總是有些緊張，但我很有信心，票房方面壓力不大，也不可能對我的下一部作品有影響。接下來，我會處理一些雜事，躲到一個地方寫劇本，我想一年後我會再拍新的影片。

    《北京青年報》 2001年11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