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電視
１９９３年２月份，春節剛過，我在《中國廣播報》辦公室接到一個電話，是當時在電臺《午間半小時》工作的崔永元打來的，“小白，我的同學在電視臺要辦一個新的節目，挺缺人的，你過去幫幫忙怎麼樣？”
這不是一個什麼重大的抉擇，因此我一口答應下來。
在當時的北京新聞界，幹好本職工作之餘到別的媒體幫幫忙正開始成為時尚，再加上那時總感覺有多餘的精力可分配，嘗試點新東西總是好的。
真正讓我在心中歸屬電視，是依賴於一次同行們對我的認同。一趟西北之行，《東方時空》播出一百期時要製作特別節目，我承擔的任務是去青海與西藏的結合處，採訪一位電影放映員趙克清。
到了西寧，與先期到達的策劃人崔永元接上了頭，了解到有關趙克清的情況。原來，趙克清是從河南來青海工作多年的老放映員。青藏高原上人跡稀少，一個遊牧點和另一個遊牧點可能相距上百里，趙克清就趕著馬隊，上面裝著帳篷和放映電影的設備，到達一個遊牧點後，給當地的牧民放上一夜電影，第二天收拾行裝，再奔下一個放映點，其間的艱辛與磨難我們難以想像。
桑塔那在寂靜而又風景秀麗的青藏公路上奔跑，和我一起去拍攝的攝像是曾經獲過亞廣聯大獎的紀錄片《沙與海》的主攝像江兵，功夫自然了得。一路上由於隔七八十公里就能看到一起車禍，我和江兵不敢怠慢，不停地給司機點煙並和他説話，免得他開著開著睡過去了。因為在青藏公路上，車前總是一樣的無人景致，身邊總是沙沙的車輪聲，困意上來，後果不堪設想。
一天的行程之後，我們到達了海拔３７００多米的青海和西藏結合部，拿著事先了解的地址，我們找到了要拍攝的主人公趙克清，正好第二天他又要出發，去一個遊牧點。一夜休整之後，我們又上路了。
老趙是個淳樸的人，在我聽來都是一個又一個感人的情節，在他那兒卻平靜地敘述著。多少個春節沒在家過；怎樣爬過冰坡；怎樣在山谷中用冰塊就著硬饅頭充饑；怎樣經歷一次又一次生命中的驚險篇章……
到了遊牧點，老趙的馬和駱駝又被人騎走了，沒了馬和駱駝我們不好拍攝，老趙就和其他的牧民去找他的馬和駱駝。我們就在蒙古包裏和住在這裡的蒙古牧民聊天，有一段對話我至今難忘。一位牧民問我：“是從北京來的嗎？”我答“是”。他接著便問：“毛主席他老人家還好嗎？”我答；“毛主席早已去世了。”那位牧民驚愕了一下又問我：“那現在北京誰是毛主席呀？”我答：“是江澤民。”牧民沉默了，隔了一會兒説：“不認識。”
這樣的一番對話在當時讓我明白了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閉塞，也因此感受到，趙克清隔上半年一年來給他們放映電影該是他們生活中多麼重大的事兒。中國太大了，當我們從高樓林立的北京出發，當我們對世界上哪個國家的政府更疊都瞭如指掌的時候，在遠方，有的人卻對這個國家的大事也無從知曉。這就是中國，這才是真實的中國。
老趙找回駱駝，太陽已快落山，我們的攝像江兵急了，他馬上和老趙開始拍畫面，否則太陽一落山，明天老趙去崑崙山中，我們的節目就很難在播出前弄出來了。４０來歲的江兵開始在３７００米海拔的高原上奔跑起來，還算天道酬勤，一組後來讓江兵奪得最佳攝像獎的畫面終於在太陽落山前趕了出來。在太陽還剩下大半個臉的時候，我也拍完了我在節目中的敘述。
很快，天就黑了，遠處遊牧點中的牧民知道了這兒要放電影的消息，騎著馬從幾十公里外趕到這兒來，我們和老趙一起搭好了帳篷，帳篷裏很快擠滿了好奇的人們。電影開始了，老趙進入了工作狀態，我們也一直在拍著。放映的當然不是什麼新電影，但在螢幕上無論放什麼，對看不到電視聽不到廣播的牧民來説都是新的。到後來，很多牧民都在昨天的酒意中沉沉地睡去，可老趙的放映機一直在轉，他整整放了一夜。
草原上的深夜靜極了，因此電影的對話可發送得很遠，螢幕前是孩子們聚精會神的眼睛和大人們此起彼伏的鼾聲。對於老趙來説，這是他無數個相似夜晚中的一個，而對我們來説，這卻是無數個相似夜晚中最不同的一個，至今我耳邊仿佛都能聽見放映機那沙沙的轉動聲。
回到北京，製片人時間親自編了這個片子，我也很快寫完了解説詞，在一種內心情感的觸動下，合作順利結束。在《東方時空》開播百天的時候，特別節目播出了。很多天后，在新的工作中忙碌的我已經忘記了這件事，忽然卻接到我們組編導喬艷玲的電話：“小白，你因為趙克清那個片子獲得了《東方時空》第一次內部評獎中的最佳主持獎”在電話中我半天沒有反應過來，不是因為獲獎的激動，而是在電話裏反問這條消息的內容：“什麼，我是主持人？”這的確是我當時的提問，因為我從來只認為自己是個記者，主持人這個稱謂離我這種人太遠了，但當這個獎項來臨，我才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條另外的路，前途是兇還是吉都得繼續往下走了。
幾年之後，回頭看當初的情景，最該跳出的詞語應該是“感謝”和“無心”兩個，感謝是自然的，小崔、時間、我的諸位同事，以及最初《東方時空》的與眾不同，我慶倖自己當初趕上了這輛頭班車。
而説到“無心”這兩個字，倒似乎更像是一種感悟。當初走進電視是無心的，也許幹什麼事情都需要一點無心。正因為無心，抱的希望不大，失望也就不大；正因為無心，沒有刻意地鑽營與設計，我只能本本分分地做自己，少了表演，多了自然，少了模倣，多了本色。最後倒因為這種無心，使自己在沒有什麼壓力的情況下一步一步上了電視路。
“輿論監督，群眾喉舌”
很長一段時間，人們習慣認為，輿論是黨的喉舌，因此如果要提“群眾喉舌”這四個字，那就是和前一種説法對立。
但１９９８年１０月份，我們知道：黨的喉舌與群眾喉舌應該是高度統一的，這句話是在朱總理題詞之後人們聽到的。
統一了好，因為對立著讓人覺得心不平氣不和。
這也證明，“群眾喉舌”這個説法開始被接受，這就是前進。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７日下午，朱鎔基總理要來電視臺和我們座談，那之前，對於朱總理能不能給我們題字，我們沒抱太大希望，因為知道，朱總理哪兒都不題字。
我們幾個主持人和編導記者在演播室門口恭候，朱總理一過來，見到我們就露出笑容：“天天和你們在電視上見。”
在演播室裏，我對總理説：“這是我們的家，”總理反映快：“也是老百姓的家。”然後我們一起笑著點頭。
總理在演播臺上坐下，我們把題字本拿出來，提出題字的“非分要求”，朱總理出人意料地爽快答應了。
於是有了“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這十六個大字。
座談時，總理開著玩笑對我們説：不是即興之作，想了一宿，早上起來血壓都高了。
座談中總理的很多精彩話語也許我們以後可以説得更多，但這幾句不妨先聽為快：
“我不僅喜歡《焦點訪談》，更喜歡焦點訪談現象。”“
正面報道多少合適，９９％？９８％？我看５１％控股就可以了！”
要讓群眾看到信心啊！
……
送走總理，我們感覺肩上的擔子更重，於是知道應當少説多做，因為前面的路還長。
每日面對的內心衝突
張金柱是誰？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這位曾經是公安局長的人，在即將又要走上領導崗位的前夕出事了。
在喝過一頓很可能和自己未來有關的酒之後，他開車上了路。當然是長期做公安工作所滋長出的特權意識在延續，他逆行著開車，然後在酒精的作用下撞倒了一對騎單車的父子，兒子在車輪的碾壓下死亡，而父親卻被他的汽車裹帶著向前拖了１５００米，才被憤怒的人群攔截住。
一個活人在自己的輪下，車身上有被拖者求救的血手印，而張金柱依然能開出１５００米，人性已經在這段距離中喪失了，更何況他還是一名公安幹警，並且曾經是局長。一個生命的喪失，滅絕人性的做法，讓人憤怒的執法者腐敗……這一切糾纏在一起，讓張金柱在很多人心裏被判了死刑。
最後的宣判出來了，“張金柱被判處死刑！”這樣的判決立即讓受害者家屬感到了正義的伸張，幾乎所有關注此案的善良人也都松了一口氣：“張金柱該死！”
在這樣的氣氛下，有一些另外的細節被忽略了。在宣判結果出來以後，張金柱的兩位律師發表了公開信，認為張金柱雖有罪，但罪不該死，他們之前曾經到北京向８位法律專家請教，得出的結論一樣：張金柱罪不該死。
另外也有人注意到，判決書中有“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這樣的詞句，這更讓很多人擔心在對張金柱的審判當中，司法是不是在一種新聞和民眾包括另外一些無形之手的龐大壓力之下做出死刑的判決呢？
對張金柱這個人的憎恨是強烈的，從情感上講，張金柱最後命喪黃泉是自作自受，一點都不會讓人可憐。但作為一個記者，我們又必須去傾聽超出個人情感好惡的理智之聲。
“我是被你們記者殺死的。”這是張金柱的一句名言。
初一聽到，很容易産生一種喜悅感，會在這句話中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力量，然而這種居功自傲的感覺稍縱即逝。記者不過是一群記錄事件的人，一旦有所越位，擁有了生殺大權，那只能説明這個社會還或多或少地有些可悲。即使鐵肩擔道義，願望是善良的，也依然希望結果的出現是依據社會固有的一套程式來取得的。一旦社會的固有程式受到民眾或新聞媒體的隨意左右，從表面上看，也許這一件事情順應了民意，但最後真正得不到保護的還是民眾與新聞媒體自己。
也因此，我至今不知，張金柱是否罪該死刑？我也曾為此問過一些法律專家，認為該判死刑的也有很多，我當然希望並相信，張金柱是罪有應得，但提出張金柱該死嗎這樣的問題，卻可以更好的讓我反思一些事情，這個問題已不是具體問題了我想像，面對張金柱事件從出現到最後一聲槍響，其中的複雜滋味一定會讓人左右為難，這個時候理智與情感再次衝突。
面對法律，其實我們將擁有越來越多的理智與情感的衝突，如果一任情感氾濫，圖一時之快，遲早會受到懲罰。這件事雖然體現了輿論監督的力量，但大家還是清醒地在事後提醒自己：記者不是法官，生活中的超越職權也和足球場上的越位一樣，只會破壞一次原本可能有效的進攻。
再往後，新聞媒體仿佛一夜間成熟了許多，再涉及一些類似事件時，更多的記者並不是直接把自己的憤怒或其他的感情寫在前沿，而是努力克制著自己，讓事實去説話。
聆聽大師
對於我來説，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向坐在或站在眼前的人發問，形式變化得不多，然而內容和採訪對象卻每日變換，走馬燈似的採訪就是我的工作。
我很喜歡這種問答之中的碰撞和溝通，眼前的人都是禪師，他們的回答和社會與人生有關，這句或那句之間常常藏著禪機，對我來説，每次和他們溝通都是一堂不用付學費的課。
被訪問者：趙鑫珊
問：為什麼這個世紀的科學技術進步得很快，然而這個世紀的人們卻依然需要十八、十九世紀的音樂來安慰自己的心靈？
答：人性的進化是很慢很慢的。
回答者是上海的趙鑫珊，他的專業該是研究哲學，而他對藝術和科學的熱情一點也不低，因此人們習慣把他當作一位交叉學科的研究者。
採訪是完全在聊天的狀況下進行的，錄影機的存在被我們有意地忽略了，甚至在採訪結束時，趙鑫珊還對我們説：可以開始了，可見氣氛之寬鬆。
我是突然想起這個問題的，可趙先生的回答卻顯然不是即興之作。
一想也是，幾百年一晃就過去了，表面上看，人類的進步很大，上了月球，創造了電腦，克隆了羊然後只要你願意就可以克隆你這個人……然而這一切都是生活環境的進步，是人類社會外在包裝的進步。可我們的內心卻很難説比前人進步了多少，甚至有的時候會覺得：沒退步就已經不錯了。否則我們怎麼總在前人的各種藝術作品中深深地感到一種震撼和深刻呢？也許我們在對人類的進步讚嘆不已的同時，也需要一些反思。我們在回首或前瞻時，總習慣於拿一個世俗的標準去評判去衡量，而這些標準總是物質的、外在的，我們為這些進步沾沾自喜，卻早已忘了，我們是人，快樂、幸福與物質的進步有關，但更與心靈有關。大步走來，你照顧好自己的心靈了嗎？
趙鑫珊的這個回答幫助我明白一個道理：面對這個新來的世紀，我們會有很多的幻想，人們期待未來時總是樂觀的，然而人性的進化是很慢很慢的，這就註定，在新的世紀中人類生存環境以及外在包裝還會急劇變化，我們很難想像這個新的世紀中，人們會生活在怎樣全新的盒子中。然而這種變化卻絲毫改變不了這個新的世紀還會有戰爭，還會有欺騙，還會有以大欺小，還會有背叛、有猜疑、有嫉妒……人性中所能製造出的惡在新的世紀中都將會有。
人性的進化是很慢很慢的。這個回答告訴我，總為表像的變化爭相鼓掌是愚蠢的。也許我們該常常靜下心來，走進人性深處，看看我們有哪些緩慢的進步！如果真的能有少許，那才值得我們快樂地鼓掌！
被訪者：張中行
問：您曾經有個朋友生活比較困難，每到年節的時候，你都郵錢給他，可他在這一輩子都沒對你説過一個“謝”字，但您仍把他當成生平最好的朋友？
答：能交到兩個永遠不説謝的朋友很不容易，人生能夠交這樣幾個朋友最好，你得到人家的關照不説謝，人家得到你的關照也不説謝，心裏邊想就應該是這樣子……
當張中行老先生在我的對面如此回答的時候，我的思緒在感動中開始走神，第一反應就是反思自己的身邊，究竟有沒有如張先生交上的這種不用説謝的朋友。
採訪結束之後，在回來的路上，我又在想：今天還可以不對你説謝的朋友，明天會不會讓“謝謝”脫口而出呢？
台灣歌者羅大佑在多年前就已經幽幽地唱出：朋友之間越來越有禮貌，只因大家見面越來越少……
現在的朋友間，忙的已是手機和呼機溝通的緣分，從小到大一路相守相伴的朋友越來越少，大家天各一方，音容笑貌都慢慢開始有些陌生，難怪詩人舒婷會在散文中感嘆：人到中年，友情之樹也日漸凋零。
因此便多少有些不甘，但掙扎著也往往在最後感受到一種無奈，再深的友情由於年久失修，多年後重逢也如初次相識一般生澀，為某些事情讓“謝謝”隨口而出已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對張先生來説，好的朋友間一生無謝字出現，已被幾十年的人生歲月所檢驗，想趕上新形勢重新開口來個“謝謝”，怕也難，可對於我們，過去朋友間雖沒什麼禮儀之需，但今後怎樣，卻需要幾十年去檢驗，世道人心，我盼著好友間永無謝字出現，但實在不敢樂觀。
因為朋友間想多多見面，這年頭也真難。
季羨林
住在北大朗潤園的季羨林老先生，作為學者寫成的那些專著，我們絕大多數連聽説都沒有聽説過，即使聽説過，打算拿來一讀怕也是讀不懂的。但這並不妨礙文化人會把季老當作一面旗幟。因為讀不懂的是他的專著，而更深刻卻容易讀懂的是他生命中的無數故事和人生態度。
有一年北大開學，一個外地的新生入校，拿著大包小包，走進校園後，實在堅持不住了，便將行李放在路邊，正在為難之際，見前面來一布衣老者，於是請求老者幫自己看一會兒行李，老人爽快地答應了。這位新生如釋重負地去辦各種手續，很長一段時間過後，新生回來，老人仍在盡職盡責地看守著行李，謝過，兩人分別。
又隔幾日，北大召開開學典禮，這位新生驚訝地發現，在主席臺上就座的北京大學副校長季羨林，正是那一天為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我一直不知道，那一瞬間，這名新生的感觸是什麼，但我想，對於季老來説，那件事已是很自然地忘記了吧？
多年以後，又有一個美麗的故事在季老和學生中間上演。
新學期，一群年輕的學子相約著在一個中午去朗潤園看望季老，到了門口，卻開始猶豫：正是中午時分，會打擾了老人的休息吧？於是左思右想，終於有了主意，眾多學子用一根樹枝，在季老家門外的土地上，留下各自的問候話語，然後歡快地離去。
這是我在北大聽過的最美麗故事之一，而把這個故事上演給季老是一種後輩給前輩的尊敬。已經不太知道，年輕時的季羨林是一種怎樣的性格，但到了晚年，季老總是平靜的，即使在夫人和女兒相繼去世之後，我見到的季老，依然沒有把那份憂傷寫在臉上，平靜中有了一種對生命中酸甜苦辣滋味的超越。
在季羨林先生的書房裏，外面的喧嘩之聲絲毫都聽不到，回顧幾十年的學者生涯，季老在別人的一片崇敬和讚許聲中異常平靜：“我分工就分到這條路來了，我也知道玩玩、吃吃、喝喝、樂樂，當然痛快多了，但就是欲罷不能，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之所以能夠傳下去，還是要靠幾個人的甘坐冷板凳。”
但季老的內心真的是平靜的嗎？尤其在中國，做為一個知識分子經歷了這個百年？
聽一位北大的朋友講，在北大百年那一個喧鬧的慶典之中，常常見到已是８７歲的季老一個人在樹林中或是未名湖畔，一坐就是幾個鐘頭。
這個時候的季老是平靜的嗎？
啟功
我們都習慣於把啟功的全名理解成“愛新覺羅 啟功”，但他自己卻堅決不這樣認為：“有人給我寫信來，信封上寫著：愛新覺羅 啟功，那我瞧都不瞧。有的時候我告訴人説：查無此人。你要到公安部查全國的戶口，沒有一個叫愛新覺羅 啟功的。”
我們習慣把啟功先生理解為大書法家，但他自己似乎也不這樣認為。
“一位老長親要我的畫，他第二句話就説：你別落款，讓你的老師給落上款。這下子給我的刺激很大，我這字不行啊！他不要！這樣子我就發憤練字，幹嘛呢？就為在畫上能題上字好過得了關，及格。多年以後，……書法家協會主席退了，我有事正在上海，協會缺席判決：讓啟功當主席，這下子又給我增加了一點虛名。事實上，我那字沒當上主席時還好點，現在當上這主席，大夥都要求給寫字，這一下子就成了大路貨了，都是偽劣産品。”你看，啟功老先生就是這樣你説一他偏説二，以讓人接受的小惡作劇為樂，你指東他偏指西的一個被採訪者。按理説，這樣的被採訪者是最糟糕的，但啟功先生卻是我最喜歡的被採訪者，因為他正是通過幽默以及把人們看重的東西看淡來體現著一種深刻。
啟功老先生的幽默出了名，路遇學子，人家問他最近怎樣，他答：“不好，鳥呼了。”眾人不解，啟功老先生解釋：“一場大病，差一點烏呼了，鳥字不是烏字差一點嗎？”
眾人皆樂。
我採訪完先生之後，啟功老問：“什麼族？”我答：“蒙族。父親蒙族，母親漢族。”啟功老一樂，接著雙手舉上頭頂，手指卻耷拉著，我不解，啟功老又一樂：“咱倆一樣，純種狼狗耳朵都立著，不純的耳朵才耷拉著。”
於是我們開始一起樂。
但是也有啟功先生樂著説，我卻怎麼也樂不起來的事兒。
有一天半夜，啟功先生突然胸口發悶，憋醒了，以為是心臟病，這下子壞了：“還有什麼重要的事呢？我想要有就寫下來點吧，假定叫遺囑吧！總得有點內容有點題目，想一想，也沒什麼事，這樣就睡著了！”
啟功老是睡著了，但他講過的這件事卻讓我睡不著，加在啟功先生身上的盛名實在是太多了，但夫人多年前就已去世，加上沒有子女，於是讓一個國寶夜半時分醒來一個人孤獨地想後事，這種感覺實在不好，幽默有的時候是喜劇，有的時候未必。在每天快快樂樂的啟功先生面前，我總是覺得：笑容有時和嚴肅離得很近。正如他的好朋友張中行先生所説：“如果僅僅看到（他的）幽默就會上當，他風趣的後面更多的是嚴肅。”
（摘自《痛並快樂著》，華藝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版，定價：２０.００元。北京朝內南小街前拐棒衚同一號，１０００１０）
《中華讀書報》 2001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