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文化産業經歷了“以文養文”、“多業助文”到“産業興文”幾個階段，一直到90年代中期，出現了帶有根本性的變革———全國掀起一股文化産業重組和構建集團的體制變遷之風。這既和世界性的媒體並購浪潮及我國“入世”面臨的挑戰相呼應，也是中國特色文化産業的體制創新。從總體上講，它們完全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媒體産業的市場整合模式，而是以行政整合來強化優勢文化産業為主流的中國模式。

    文化産業體制改革的第一推動力

    中國文化産業概念的外延，目前認同程度較高的主要是報業、出版業、廣播電視業、文化娛樂業。這些行業經過幾年的體制改革的探索和磨合，因地域不同而體制模式精彩紛呈。廣東有廣東的特點，而北京、上海、江蘇、浙江、湖南、遼寧、雲南等省市都在文化立省、文化産業作為地區支柱産業的旗幟下，按照中央精神同時結合地方特點，作出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九五”時期，中國文化産業的發展真正進入了産業自覺的時期。行政整合成為中國文化産業做大做強的第一推動力，這種行政整合使新組建的集團天然地具有地域性；另一方面，市場的整合也為我國文化産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這種推動作用遠沒有行政整合那麼快速和有力。

    精彩紛呈的體制變遷模式

    報業是文化産業體制改革的先鋒。1996年，廣州日報率先成立報業集團，拉開了我國媒體正式向産業化發展的序幕。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再一次在文化産業的體制改革中先走了一步。今天，全國16家報業集團，廣東佔其四，報業集團成為廣東文化産業一道壯觀的風景線。廣東的報業集團，以黨報為依託，實施“主報為主、多元發展、集團運作、優勢互補 的發展戰略，大都集廣告、發行、印刷、資訊、出版、網路等産業為一體，在保證輿論導向的前提下，形成以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模式的管理體制。

    上海的報業集團組建多了一個新模式，即報業的強強聯合，文匯和新民兩大報紙合併為一個集團，更體現出行政整合的中國特色。

    出版業稍比報業複雜，通常是在兩條線上實施體制改革，一是出版線，一是發行線，這裡只談發行線。發行線上的體制改革，是在不同的發行架構上進行的。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架構，一是廣東的架構，新華書店總店和屬下的新華書店是對等經營的關係，用一句簡單的話，全部的權力在下面，所謂係而不統；二是湖南的架構，行政統屬關係，全部的權力在省新華書店；三是江蘇的架構，部分統屬關係，部分權力在下屬書店，部分權力在總店。這就形成了我國發行集團的兩種體制變遷模式，江蘇模式和廣東模式。前者更著重于行政的統攝力，後者則同時借助資産紐帶。

    廣播電視行業的體制改革起步最早也更具複雜性，90年代初就有過東方明珠股份制籌資運作嘗試。而廣東的廣播電視業集團化趨勢目前顯露出緊迫性，不允許長時間來培育廣電系統的市場整合，只可能是行政整合。以華東地區為例，華東六省（江蘇、浙江、山東、安徽、江西、福建）無一例外地基本上都認可或選擇了局與集團合署辦公、兩塊牌子一起挂的運作模式。上海的情況稍有不同，它是在多年行政整合的基礎上，凸顯了管辦分離的目標，因此而實施“小局大集團、兩塊牌子分頭挂”的體制模式。廣東的廣電集團還在醞釀之中，其整合模式估計會類似于華東六省的模式。

    文化娛樂業的弱勢現狀決定了它和強勢文化産業的行政融合態勢，上海在這方面已經走在全國的前面。上海文藝院團創建了和強勢媒體委託管理的體制模式，上海的文化娛樂行業和電視廣播行業的行政整合而形成的文廣電視電影集團，為全國文化産業的做強做大提供了示範效應。作為全國三大電影市場和全國三大演出市場之一的廣東，也在積極探索電影業和演出業的集團之路。

    動用“看得見的手”

    我國文化産業走規模化和集團化的行政整合方式，是一種符合中國國情的現實選擇和體制創新。漸進的市場整合固然可以優化資源配置，但所需要的改革時間會更長、成本會更高。如果我們把行政權力和意識形態也當作一種資源，當作減少交易成本的人力資源和制度資源的話，那麼我們在認識到市場作用的前提下作出行政整合的選擇，就是一個明智而且有效的選擇。因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個最重要的特色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行政動員力量。中國文化産業的體制改革，沒有理由只用那只“看不見的手”，把另一隻“看得見的手”擱置一旁。

    《人民日報》 2001年0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