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蚌埠,又叫做珠城。
淮河穿城而過。
60多歲的陳老漢就住在淮河岸邊。他的家就是一條用於航運的小船,被固定在岸邊。不大的船上擺放著三四個大水缸,顯得極不協調。陳老漢説,雖然住在水上,但他們喝水卻非常麻煩。每隔十天半個月,就要劃著小筏子到數裏外的蚌埠閘附近取水。取回來的水貯在水缸裏,放上明礬澄清幾天才能用。平時洗衣、洗菜、做飯都得靠它。
守著淮河沒水喝,這是淮河流域居民生活的真實寫照。
“保障飲水安全,維護生命健康”——第13屆世界水日的主題。而對於中國的13億百姓來説,“保障飲水安全”絕不僅僅是一個口號。
“讓人民群眾喝上乾淨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氣,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向全國人民鄭重承諾。他説,要抓緊解決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健康安全的環境污染問題,“要以水污染防治為重點,加強工業和城市污染治理,加強農村面源污染治理,加強飲用水源地保護。實行嚴格的排污總量控制制度,加大環保監督和執法力度。大力推行清潔生産,發展環保産業”。
“讓人民群眾喝上乾淨的水……”這在政府關於水污染治理的眾多論述中無疑是最務實的一句話。但通過總理的真情承諾,也揭示了我國水資源遭遇嚴重污染的現實。
今年3月底,我國政府通過《中國日報》正式發出了水資源污染的警告。政府官員也首次表態稱,預計3.6億中國民眾缺乏安全的飲用水。另外,官方也承認全中國有70%的河流湖泊受到了污染。
據報道稱,有大約200萬人因為飲用含砷量很高的水而患病,其中包括癌症。最近的一次調查顯示,有95%的抽樣檢查都顯示出先兆污染的情況,其中有些樣本還受到污水污染。
自來水,“最後一道防線”告急
全世界有半數以上的國家和地區缺乏飲用水,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目前已有70%,即17億人喝不上清潔的水;每年有500多萬人,其中包括200萬名兒童死於與水有關的疾病;伴隨流域水資源危機而出現的“環境難民”1998年就已達到2500萬人,超過了“戰爭難民”的人數。有媒體報道指出,中國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在飲用不符合衛生標準的水,“水污染”已經成為中國最主要的水環境問題。
據監測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多數城市地下水受到一定程度的點狀和面狀污染,且有逐年加重的趨勢,鹹潮等自然災害還嚴重威脅到城市居民的飲水安全和人民群眾的健康。醫學已明確認定,飲用過鹹的水將會影響心血管系統和加重腎臟的壓力,特別是對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的人群危害更大。
而根據各地環保局的調查顯示,被很多業內專家沉重地稱為“最後一道防線”的自來水,如今也是頻頻告急。
老子認為,“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當水在遭到嚴重污染時,它的反噬之力我們又將如何抵擋?
農村水污染 癌殤將繼續多年
廣東省清遠市斜塘村,是一個在當地地圖上都很難找到的小村落,這個村落在2002年被媒體曝光之前,卻一直被死亡預言一般的“魔咒”籠罩了幾十年:村裏的男人在壯年將殞。
據一個環保組織統計,該村50多年來有4戶斷絕人丁。村裏的男子不少壯年早逝,僅剩下孤兒寡母,而活著的人多數有病在身。到2002年,村裏只有7戶共38人仍駐守在這塊祖宗留下的地方,已婚的12對夫婦中,夫婦健全的僅4對,有的年剛30歲就喪偶。而附近村子裏的人都生活得十分健康。所以,其他村莊的女孩不願嫁到斜塘,而斜塘的姑娘也招不來別村的女婿,提到斜塘村,鄰村的人都會皺著眉稱它為“短命村”。
2002年,廣東省青年志願者的“健康直通車”開進了斜塘村,來自南方醫院的專家們經過實地考察,將該村人飲用的水樣送往有關部門化驗,終於揭開了斜塘村人“短命”的秘密。原來,斜塘村只有一口井,村裏人都要靠井水為生。就是從這口井中打出的水裏,肉眼可見水中有沉澱物,鐵、錳、亞硝酸鹽等的含量大大超過國家衛生標準,其中亞硝酸鹽超標3倍,錳超標6倍。
前去為村民看病的醫務專家認為,如果食用水中亞硝酸鹽的含量過高,輕則致人慢性中毒,重則可致癌。錳的毒性雖小,但若長期食用,危害性也不小,具體病症為:患者因缺氧導致大腦功能不全、性功能障礙、繼發腎病等。而且事實上,不僅村裏的成人在遭受病痛的折磨,連十幾歲的少年也不可倖免,李家兩兄弟先後患上腎炎,連腰都直不起來,已經18歲的哥哥發育得連10歲的孩子都不如。
斜塘村村民的遭遇並不僅僅是個案,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區岩頭村,這個背山靠水的小漁村,本來是典型的浙南“魚米之鄉”,但當本報記者進入該村採訪時卻發現,該村1991至1995年癌症死亡率佔20%,1996至2000年癌症死亡率佔34.2%。2001年和2002年癌症死亡率達55.6%。氣管炎死亡率分別從1991年至1995年的6%上升到1996年至2000年的10.5%和2001年、2002年的11.1%。婦女發病率從1997年的17%上升到2001年的63.4%……這裡如今已經成了附近村莊聞風變色的癌症高發村。儘管當地環保部門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閃爍其辭,但該村村民卻向記者對上游林立的藥廠表示了極大的憤怒,因為出現癌症高發現象跟藥廠在當地建立的時間是如此的巧合。
類似的情形還出現在本報去年的封面報道《癌殤,沱江之痛》中(見2004年6月23日《週末》第2—3版),四川簡陽市簡城鎮民旺村在上個世紀70年代,是當地遠近聞名的“長壽村”,那時村上90多歲的老人就有十多個,但到了80年代末期,由於患癌症死亡的人逐漸增多,村裏人的壽命越來越短,現在80歲以上的老人已經非常少。為此,臨近的老百姓都把民旺村稱為“癌症多發村”。
有關部門經過調查發現,2004年2月中旬到3月2日,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對技改項目進行投料試生産,在試生産過程中,給料泵沒有運作,尿素水解系統未能投運,尿素生産系統産生的工藝冷凝液沒有經過水解塔有效處理,大量高濃度氨氮廢水直接排放,流入沱江,造成沱江流域發生特大水污染事故,近百萬人生活用水受到直接影響。
儘管在本報刊發報道後不久,成都市青白江區環保局局長賴建能以及仁壽縣環保局局長王二小遭到撤職處理,但多名學者仍向本報痛心地預測:“這次特大污染事故的發生,意味著在未來的3至5年時間內,沱江流域的消化道惡性腫瘤患者還將成倍地增長。”
有資料證明,十多年來,在岩頭村和民旺村發生的悲劇在中國並不是孤立存在的現象。
世界衛生組織調查指出,人類疾病80%與水污染有關,據統計,每年世界上有2500萬名以上的兒童因飲用被污染的水而死亡。有關資料顯示,我國有24%的人飲用不良水質的水,約1000萬人飲用高氟水,約3000萬人飲用高硬質水,5000萬人飲用高氟化污水,而這些數據每年均呈上升趨勢。我國湖泊環境研究首席科學家劉鴻亮院士介紹説,國內外由水中檢出的有機污染物已有2000余種,其中114種具有或被疑有致癌、致畸、致突變的“三致物質”,我國各地的水源中一般都能檢出百餘種有機污染物。
城鎮水污染 很難找到未被污染的地下水
即使是居住在城市裏的人也不能掉以輕心,據廣東省環保部門的水源水質監測報告顯示,去年以來,在廣州的6個水源地中,江村水廠、石門水廠和西村水廠水源地水質為尚好至極差,主要超標指標為氨氮、糞大腸菌群、錳、溶解氧和總磷等第二類污染物,其中石門水廠和西村水廠常年水源地水質為極差。
2004年12月中下旬,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留下鎮橫街社區有一些居民高燒持續不退,經檢查,這些居民得的是副傷寒。記者在採訪中才發現,這些染病的居民都是因為飲用了自己開挖的井水。
橫街街道書記張加明告訴記者説,估計傳播途徑是帶有病毒的外地人來到橫街後,其糞便污染了井水,其他人使用地下水後感染了病菌,新感染的病人又通過水、飲食或親密接觸等將病傳給了別人。由於不少人懷疑是化糞池滲漏導致病菌傳播的,張加明説他們今年將對化糞池進行大規模改造,使它不再滲漏,不再對水源産生影響。
隨後杭州市西湖區環保局有關負責人也向記者表示説,他們已對橫街社區的地下水進行了化驗,確實發現多項指標超標。通過檢查,他們又發現橫街社區小河鮮快餐店排放的很多污水都滲到了地下,導致地下水污染,現在他們已經查封了該店。至於還有沒有其他污染源,他們目前正在調查。
西湖區疾控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員向記者斷言,橫街有人得副傷寒的原因可能是地下水污染。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專家趙章元研究員在2004年年中曾經提出,中國垃圾填埋場普遍存在滲透問題,沒有一個能達到國家污染控制標準。
趙章元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我國工礦企業多年來採取粗放型生産方式,致使環境污染不斷加劇。儘管近年來國家加大了環境治理力度,但在我國目前經濟繁榮的背後,依然隱藏著某種不可忽略的重大環境污染問題。尤其是我國地下水污染,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健康狀況存在著較大影響。他表示,根據自己多年的研究發現,我國城鎮市民中的惡性腫瘤、畸形怪胎、新生兒缺陷、血管類病等在快速蔓延著,其中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目前發展趨勢更加突出。
我國近30年來癌症發病率在持續上升。全國的高血壓患者已經超過1億人,並在以每年25%的速度遞增,發病年齡在迅速年輕化,心肌梗死發病率也在迅速上升。全國每年腦血管發病者多達250萬人。據專家預測,我國即將面臨心腦血管病發病的第二次高潮。中國和印度是世界上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兩個國家,我國糖尿病患者多達5000萬,Ⅱ型糖尿病正處於暴發期,而且在以每天3000余人的速度遞增。與此同時,全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數估計約425萬。世界衛生組織統計表明,中國約有3900萬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鬱症。每年新發癌症病人160萬,其中約有130萬人死亡。在近20年中,我國惡性腫瘤發病率上升了29%。
趙章元還告訴記者,大氣和地表水的污染最容易被感覺到,而惟有地下水的污染,是難以發現的,也是人們接觸最多最直接的,很容易被忽略和被掩蓋。長期積累後,就可能發展到難以收拾的程度。
趙章元從我國118個大中城市地下水監測資料分析表明,目前全國地下水已普遍受到污染(超過97%),部分地區水質污染超標嚴重,且還在繼續加重。尤其是北方城市污染更加嚴重,污染元素多,且超標率高。如華北地區的主要城市中,僅海河流域水質劣于國家地下水品質Ⅲ類標準的水體面積就多達7萬平方公里左右。
趙章元告訴記者,京津唐地區地下水中含有機物種類達133種。由於地下水被超採,形成了大面積地下水漏斗,更加速了淺層污染的地下水向深層流動,污染在不斷向深層發展。目前,僅海河流域——京津冀地區的地下水漏斗面積已擴展到3.5萬平方公里。北京地區的地下水也普遍被污染,已形成較大範圍的重污染區和嚴重污染區,有不少地區地下水現已不能飲用。
趙章元語氣沉重地説:“長期以來,人們總是把地下當成垃圾桶,讓污水廢水流入地下,把固體廢物甚至是有毒品填進廢坑裏是司空見慣的。長期向地下滲漏大量劇毒、有毒物質和各類病原菌、病毒等污染物,污染了土壤和地下水。”
“在我國平原地區,目前要尋找出一塊未被污染的地下水地段,竟成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多年形成的地下滲漏污染,連同地表水的不斷惡化,積累了大量有毒污染物。而且越是經濟發達地區,其有毒物的種類和數量往往也越多,在目前地下水管理尚未健全階段,對人體健康的威脅也會越大。”
自來水“最後一道防線”安全嗎?
時至今日,家住浙江省嘉興市的某機關幹部楊大聖還記得發生在2003年8月的那場恐慌。2003年8月8日,嘉興市發生了近年來最大的一次自來水污染風波,佔全市居民飲用水量80%的石臼漾自來水廠送出的自來水因為出現惡臭異味,在市民中引起恐慌。一些居民家庭、高級賓館開始拒絕飲用來自該廠的自來水。
有關部門經過多天的調查,發現水污原因可能是前幾天江浙一帶持續高溫,石臼漾水廠取水口所在北郊河及支流亭子橋河上游生豬養殖場所排污水大量下泄所致。環保部門連同水利部門關閉掉亭子橋河到北郊河的水閘,阻止該支流污水流經石臼漾水廠取水口後,自來水的惡臭才逐漸被消除。雖然此事最終沒有引起較大規模的居民中毒,但仍然引起了居民對自來水品質的強烈質疑。
傳統的自來水的主要消毒方法是加氯殺菌,雖然能去除大量細菌,但也留存著有害物質,尤其是水中的重金屬和亞硝酸鹽等成分。同時運輸過程、水塔貯水等都造成一定程度的二次污染。儘管將水煮沸,卻無法除去水中的重金屬等有害物質。
根據國家衛生部頒布的《生活飲用水的衛生標準》,生活飲用水應該無色、無味、無異臭、無肉眼可見的沉澱物、水生生物等令人厭惡的物質;飲用水中的化學物質不得産生急、慢性中毒和遠期危害,水中所含的人體必需元素不應過高或過低;水質對人體不産生毒性和潛在危害;飲用水中不得含有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蟲卵,不得引起水介傳染病的流行。
現代醫學研究表明,一旦飲用水超過了以上的標準,將對人的身體帶來難以預期的損害。
根據浙江省環保局一份針對太湖流域內浙江省城鎮16個自來水廠的調查顯示,不合格飲用水源佔總數的81.2%,説明飲用水源普遍遭到污染。有一個市,所有取于地面水的自來水廠水源水質均不合格,該市腸道傳染病發病率高出全省70%以上,高出全國的1.2倍。太湖流域水質惡化和富營養化的主要原因,一是大量的城鎮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排入太湖,農村不合理使用化肥、農藥,導致氮、磷流失嚴重。另外含磷洗滌劑使用量增加和流域內網箱養魚面積不斷擴大,進一步造成營養物質排入量迅猛上升。據統計,太湖流域每年排放廢水總量31億多噸,加上其他污染源,大大超過了太湖及其流域水體的承受能力。相比之下,污水處理能力又十分薄弱。杭嘉湖地區原來只有杭州四堡污水處理廠一座,只能處理杭州市生活污水一半左右。
誰來為水污染買單?
一部名叫《東方三俠》的港片曾經刻畫了一個城市缺水後的狀態,人們的焦躁、不安,以及重新自由用水後的欣喜……這一切難道真的會發生嗎?而現實是,水,正在從“可再生資源”轉化為“不可再生資源”。
百姓買單——
水污染嚴重間接拉高水價
水價又要漲了。
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傳遞漲價資訊的並不是人們所熟知的發改委,而是國家環保總局。
據報道,國家環保總局近日發出通知,為積極推進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抓緊落實水污染治理資金,今年將提高污水處理費收費標準,並在全國範圍內開徵。此前,一些城市已經徵收了城市污水處理費,而且收費標準還在不斷提高,有城市幾個月就提高兩角錢。但也有些城市目前還未徵收污水處理費,例如西部一些城市。有專家認為,如果限期徵收城市污水處理費,並提高收費標準,一些城市的水價將會隨之上漲。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資源研究所節水與水資源高效利用研究室主任裴源生強調説,污水治理費增加是水價上漲的一個原因。“目前,國內水污染非常嚴重,國家加大了治理水污染的力度,水污染治理費上漲,也就會在水價上表現出來。”
更為確切的資訊來自首都北京。
北京水務局局長近日在媒體公開表示,北京水價還將進一步上漲,而每噸6元左右才是比較合理的價格。對北京的老百姓來説,經歷過14次水價上調之後,他們目前每消費一噸水將花費3.70元,其中,污水處理費佔到0.90元。而最近一次水價調整聽證會所討論的恰恰就是污水處理費和水資源費。
更為嚴重的情況發生在浙江。
被稱為水鄉的嘉興今年發生了嚴重的污染性缺水,3月中旬,嘉興街頭,各類節水宣傳品指導居民們要用淘米水洗菜、用洗衣水擦地,或者在抽水馬桶水箱裏放磚頭,以節約沖水量。相應的事實是,該市居民用水從每噸1.65元漲至1.9元。
污水處理費將成為水費中最活躍的漲價因素之一,這似乎已成為可以預見的事實。而其實,水污染與水費之間的關係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
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中國,樂於提倡資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許多城市根本沒有收水費的意識,即使收,價格也都很低廉,像北京1噸水僅售幾分錢。到了80年代中後期,水費也只是象徵性地收取。1991年北京水費首次上調,每立方米的水價由0.12元上調到0.30元,這時的水費更多的是體現一種福利待遇。直到1998年,水費才真正成為市場意義上的水價,體現出價格與價值的真實關係,也正是在那一年,水污染問題開始成為政府乃至民間都關注的熱點話題。
業內專家認為,水價的組成因素因為污染問題而不斷龐大起來。據介紹,在城市化初期,水價的內容僅限于城市從自然中取水、凈化、輸送到排放的成本與收益,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城市供水價格。當城市污水排放的影響超出了自然水體的自凈能力,水價中加入了污水處理和環境補償費用,也就是城市污水處理費和排污費。等到水污染嚴重到城市就近水源已無法滿足自身發展的總量需求時,遠距離調水甚至跨流域調水成本開始進入水價。當水資源總量稀缺,不能滿足“以需定供”的水資源配給方式時,資源成本進入水價,形成水資源費。
2004年初,國務院以文件形式明確了城市水價的四元結構組成,即水資源費、水利工程供水價格、城市供水價格和污水處理費四部分,其中與水污染直接相關的兩項費用——水資源費和污水處理費就佔到水價的一半以上。因此,水污染環境日益惡化必將導致水價的持續走高,百姓也將為喝到乾淨的水花費更多的錢。
政府買單——
黃河水污染年損失百億元
三門峽水庫聞名於世,是因為那“萬里黃河第一壩”的稱號,但如今它那一庫污水卻成為黃河上一個無法抹滅的“污”點。
三門峽水庫泄水目前已呈“醬油色”,水面上還不時泛起白色泡沫。三門峽水利樞紐管理局副局長劉紅賓介紹説,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每到冬春季節,三門峽水庫的泄水都會變成“醬油水”。
因修建大壩而興起的三門峽市也同樣著名,因為這裡的人是“守著黃河買水吃”。
3月中旬,在三門峽市的一個家屬院裏,一群市民正圍著一個農用三輪車,車上放著的是一桶礦泉水,桶身上接著一根長長的塑膠管,居民門拿著盛裝飲用水的水桶在水管裏接水。“河裏的水已經污染得不成樣子了,經過那麼多道程式凈化,還是有一股味道,現在也只能買水喝了。”一位市民埋怨著。對很多三門峽市民來説,下班後買水已成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環節,以至於在三門峽,賣水都成為了一種産業。
近年來,三門峽大壩上游一些企業的污水排放量有增無減,黃河附近城鎮的生活污水也逐年增加,再加上由於黃河流域生態環境退化造成黃河水體降解污染物的能力降低,三門峽水庫水品質隨之嚴重下降。
偌大的三門峽市以及水庫只是黃河污染版圖上的一個點。
黃河是中國北方的重要水源,新中國成立以來,引黃灌溉、工業、城市供水累計經濟效益達6000億元,黃河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是黃河流域及相關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但近十多年來,黃河污染有加重趨勢,目前,黃河每年廢污水排放總量已達42億立方米,比20世紀80年代多了一倍,入黃污染物已超出黃河水環境的承載能力。
資料顯示,上世紀90年代以來,黃河有實測記錄至少遭遇四次嚴重污染,目前,除黃河上游少數河段水質為三類,其餘河段水質常年為四類或五類,幾乎無所用途。有關部門據此預測,如果對於黃河的污染狀況不加扼制,任其發展,那麼我們的母親河將在5年後成為一條廢水河。
據專家介紹,工業污染是黃河水污染的主要原因,佔廢污水排放總量的73%,但水污染又反過來給工業經濟造成巨大損失。據測算,黃河流域每年因水污染導致工業用水成本增高、産品品質下降帶來的損失約23億至32億元。農業是黃河上的用水大戶,佔黃河總用水量的90%,黃河水污染給農業造成的損失每年最高達33億元。
令人擔憂的是,沿黃地區許多農田被迫用污水灌溉,對區域內居民健康帶來危害。據初步測算,區域內每年人體健康損失達22億至27億元。黃河水污染同時還帶來水資源價值損失、城鎮供水損失,並增加了處理污水的市政額外投資,每年總損失近60億元。
黃河流域水資源保護局組織專家組對黃河水污染進行量化分析後,得出的最後結論是:黃河水污染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約115億元至156億元。
環境買單——
長江三角洲地面正在下沉
長三角部分地區地面正在下沉。
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近日,由國土資源部南京地質礦産研究所主持的《長三角地區地下水資源與地質災害調查評價》報告完成。據報告顯示:由於地下水資源被過度開採,地面沉降對長三角地區造成的直接和間接損失已經達到3150億元,包括對建築樓房、道路橋梁、地下管線等造成的損失。如果這一情況不能得到改善,“沉默的土地危機”將隨時有可能在長三角大範圍爆發,南京地質礦産研究所郭坤一研究員接受媒體採訪時作出如上表示。
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研究員佘之祥則表示,水污染是造成地面下沉的又一個殺手。只有保護好水環境,長三角的地質災害才有可能得到控制。
有關專家表示,必須對地下水進行有度地開採。由於長期過度開采地下水,長三角地面沉降大於200毫米的範圍近1萬平方公里,上海、蘇錫常和杭嘉湖的最大累計沉降量分別達到2.63、1.80和0.82米。
地面沉降是一種緩變的地質災害,造成這一災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對地下水的過度盲目開採。“蘇錫常出現地面沉降並不是最近的情況,以前就有過類似的災害。但這次調查顯示,情況十分讓人擔心。地下水被過度開採,地面就會下沉,但這並不等於説今天停止了地下水的開採,明天地面就不會下沉。”郭坤一表示,這種災害是長期造成的,影響也是長遠的,而水污染則加劇了這一災害。“現在長三角地區應該好好反思地面為什麼下沉?為什麼過度開採而不注重保護地下水?為什麼江南水鄉會面臨水資源短缺的威脅?”
郭坤一告訴記者,地下水的開採要有個度。就整個長三角來看,現在蘇浙滬地區要對水資源進行統籌規劃,並落實到實處。長三角是一個整體,而不是被割裂的三個地方。“最重要的措施還是對水資源進行保護性開發,如果只注重開發而不去保護就是浪費,即使經濟發展了,到頭來也會得不償失。在國外這樣的教訓已經太多了。”他認為,現在過多的地下水被用在了工業上,而用在飲用水方面卻很少,這一矛盾必須得到解決。
“造成長三角地區地面下沉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地下水過度開採造成地下水漏斗區,在比較集中的幾個地方出現地面下沉,但這種下沉不是普遍的現象。”佘之祥説,“目前,由於城市要開采地下水,鄉鎮企業也在開採,水利建設不當,湖泊河流受到污染等原因,才會出現這麼多關於水方面的問題。地表水被污染了,人們只好去尋求地下水,而地下水被過度開採又導致地面下沉等一系列災害。”
佘之祥認為,農村將變成重災區,農村的水污染是面源污染,與城市的點污染相比,情況更嚴重,也更難治理。農村鄉鎮企業大量用水以及造成的水污染問題已非常突出。農村用含磷洗衣粉洗衣服,用化學肥料和大量農藥培育莊稼等將進一步加劇地表水環境的惡化,進而影響到地下水環境,讓整體環境不協調。
“過度開採是浪費,污染也是浪費。目前政府執行用水政策出現失誤或者不力,將進一步加劇水資源的缺乏。”佘之祥表示,國外地下水用在生活方面相對多一點,而我國卻恰恰相反,工業過多使用地下水,卻將地表水經過凈化而供人們飲用。
佘之祥指出,如果要改變這種狀況,政府就要在水資源利用方面統一行動,而不是分頭管理,各自為政。但這種體制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長三角在水方面的問題還將持續。現在應該呼籲民間合理用水,保護水資源,保護自己生存的環境,減少或避免水污染。這也將從根本上解決因為地下水枯竭而造成的地面下沉。
水污染為啥屢治屢污?
“中國水污染問題的趨勢是越來越壞,而不是越來越好。前景很不樂觀。”全國人大環資委主任委員曲格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嘆息道。
在談到造成嚴重水污染的重要原因時,曲格平説:“主要受三個因素影響,一是工業污染,這是很嚴重的。將來即使所有工業都合理佈局,污水全部達標排放,處理過的污水也是超五類的。二是城市生活污水,我國完全達到處理後排放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三是面源污染,即農田施用化肥、農藥及水土流失造成的氮、磷等污染。這個問題比較麻煩。我國是世界上使用化肥強度最高的國家。多種因素造成的複合污染,將使得中國水污染惡化的狀況會越來越嚴重。”儘管專家們對水污染的問題整天奔走呼號,對水污染的原因也頗有見解,可為什麼水污染狀況一直無法得到有效改善呢?
GDP高增長背後的污染成分
2005年以來,所有省份都提交了各自的2004年經濟形勢報告。報告表明,國內生産總值GDP位居前四名的省份都超過了1萬億元。然而不少專家認為,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對環境造成的巨大破壞也越來越嚴重。
2004年,廣東省的GDP為1.604萬億元,名列榜首,年增長率為14.2%。該省城市和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達到13628元和4366元,分別比2003年增加10.1%和7.7%。但廣東省環保局副局長陳光榮在2004年11月公佈的《2003年廣東省環境狀況公報》中承認,“與去年相比,大部分城市……空氣品質略有下降;城市酸雨污染仍較嚴重。”據陳光榮説,2003年,廣東省廢水的排放總量增長了11.4%,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工業煙塵的排放量卻分別增加了10.2%、10.6%和30.6%;作為度量廢水中有害物質指標的COD(化學耗氧量),在工業廢水中的排放量為21.11噸,比上一年略有增加。
山東省的GDP為1.5萬億元,位居全國第二位,每人平均收人2000美元。7600億元的固定資産投資使該省成為第二大經濟強省,然而要論二氧化碳排放量,山東省位居第一。山東省環保局局長張凱在《2003年度山東省環境狀況公報》中表示,2003年,全省二氧化硫排放總量183.6萬噸,比上年增加14.6萬噸,增長8.6%。其中: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154.0萬噸,佔排放總量的83.9%,比上年增加14.6萬噸,增長10.5%;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29.6萬噸,佔排放總量的16.1%,與上年基本持平。從全國範圍來看,山東省排污總量都在前列。
浙江省的情況大同小異。浙江省GDP增長了14.3%,達到1.124萬億元。但是浙江也是一個污染大省。《2003年度浙江省環境狀況公報》中顯示:“與2002年相比,(浙江省)總體水質略差。平原河網和城市內河水質污染依然嚴重;湖泊存在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現象,水庫營養化程度較輕,全省酸雨污染仍較嚴重,酸雨發生的頻率高、強度大、範圍廣。”公報還顯示,2003年浙江省的廢水排放總量達27.03億噸,工業廢氣排放總量達10432億標立方米,工業廢水排放量達16.81億噸,工業固體廢物産生量達1976萬噸,分別比1990年增長84.8%、29.1%、3.0倍和1.3倍。這表明浙江省每生産1億元GDP需排放28.8萬噸廢水,生産1億元工業增加值排放38.37萬噸工業廢水和2.38億標立方米工業廢氣。
為了應對這些問題,世界銀行另提出了一個宏觀指標——將環境因素考慮在內的GDP,即綠色GDP。綠色GDP和標準GDP之比就可以表明一個國家的環境狀況。“綠色GDP核算體系正在國家統計局與環保總局的聯合攻關之中。”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透露,出臺後的綠色GDP核算體系將與現行的幹部考核體系掛鉤。
治污之困:“餓死還是毒死”
經濟發展與環境生態保護的尖銳矛盾在各水系流域治污問題上尤為突出。
潁河是淮河最大的支流,它在成為污染最嚴重的河流的同時,也成為淮河最大的污染源。2000年底,國家環保總局在潁河至安徽的界首市設了個水質自動監測哨——淮河流域七渡口站,這個監測哨的負責人王偉告訴記者,在監測哨的潁河斷面採樣點上游的不遠處就是一座造漿廠,河對面還有一座再往上走50公里左右就有2座緊挨著建的水閘,那裏面就有著名的某味精廠的排污口。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原副院長兼總工程師夏青告訴記者,在1997年之前,環保局沒抓別的,就堅決抓了淮河流域的産業結構調整,關了1211家造紙廠,這在全世界都是轟動的。那時候全國人民還不大清楚改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環保在那個時候就實施了,這是不能忘掉的,“一般凡處在上游的地區都不能發展嚴重污染的工業,這是世界各國都遵循的”。更為嚴厲的政府行為是1998年1月1日“零點行動”的部署與實施,淮河的污染狀況改善一度被看好中央政府強令禁止“十五小”企業,要求淮河流域的工業企業廢水在這次行動中全部實現達標排放。
現在看來這多少算是一次流産的行動,儘管政令的效果一時間曾立竿見影。幾年後,這些被關停的“十五小”企業三三兩兩地又再度悄然興起。因為富裕總是基層民眾的最迫切慾望。地方經濟學者李楊説,治污的十年間,淮河流域27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增加了兩千多萬農業人口。這些人口仍然需要在淮河經濟帶尋找就業機會,地方政府的GDP和稅收也需要這些小企業拉動。夏青對記者説:“更何況淮河經過的四個省份區域全是經濟不發達地區,比如山東的魯西、安徽、河南、江蘇的蘇北,而農業大省尤其希望靠發展工業來進步。”
“為什麼淮河流域的造紙廠很長時間關不住?”李楊説,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麥草是這裡的造紙優勢。他説,淮河流域是稻草和麥草主産區。“造紙發達的時候,麥草價格最高能賣到小麥的一半,麥草收割起來要比小麥省勁得多。”而“一家小型造紙廠只需投資20多萬元就能運轉,半年收回全部投資,當年便可盈利”。
“麥草造紙,最大的污染來自一種隨紙漿而産生的‘黑液’。這種污染物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很好的技術來處理,而它對河水的污染又最厲害。”李楊説,淮河流域都在為麥草想出路。但沒有人收購,又不許焚燒,農民就把麥草堆放在地頭或溝邊,經過夏天的雨水沖刷,又形成廢水流到河流中,形成新的污染。
有過剩的資源,又有過剩的勞動力,這樣的內需動力讓造紙産業屢禁不止。更要命的是,這些企業往往還在淮河的上游。像漯河市,1986年經國務院批准升格為省轄市,第二年,就曾與清華大學環境工程系聯合完成了一個《漯河市水污染控制系統規劃研究》,市政府鋻於市區幾家造紙廠都各自擁有一套獨立的草漿造紙系統,就決定以第一造紙廠為依託,統一建設一個年産35000噸商品紙漿基地,再配以鹼回收裝置,從而實現“集中制漿集中治理、分散造紙、解決污染”的最佳格局。但曾經去漯河市調查淮河污染的陳桂棣説,“集中制漿”的初衷,原是為“集中治理”,但直到他去漯河採訪時,造紙廠的鹼回收工程只是搞了點“土建”。結果産量擴大,導致污水排放量進一步增大,當時光這一個廠每天綜合排污量就是15000噸。“但放棄污染,也意味著要放棄經濟增長點和可提供的就業崗位”。
10年投入600多億元鉅資,淮河水質似乎“原地踏步”淮河流域水污染問題,再度引起國家有關部門的高度關注。
來自國家環保總局的資料顯示,淮河、海河、遼河仍然是我國七大水系中污染比較嚴重的河流。主要污染項目為氨氮、COD(化學耗氧量)、高錳酸鹽指數和總磷等。
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説,由於一些企業違法排污,造成一些支流被污染,出現了污染反彈的現象。但淮河流域的污染防治也取得了不容忽視的進展,從1996年到2003年,淮河流域的GDP增長了134%,但水體主要污染物COD的排放量卻降低了50%。
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要清醒地看到,淮河流域的水污染治理是國家在經濟欠發達、人口密集、污染嚴重的地區首先起步的,治理難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它所取得的成效也是相當脆弱的。造成淮河流域污染反彈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地方保護,流域內各級政府沒有嚴格按照環境容量組織當地經濟社會活動,以浪費資源、污染環境換取經濟增長的傳統生産方式仍然存在。二是資金投入不足,治污工程建設滯後。到目前為止,淮河“十五”計劃投資完成率僅佔33%,個別省份甚至不足20%。污水處理廠建設緩慢,城市生活污水處理率低。全流域尚有85個城市污水處理項目未動工,大部分城市污水處理廠沒有實行市場化運作,多元化投資機制尚未形成。三是結構性污染依然突出,企業超標反彈嚴重。四是非工業污染日益突出。化肥、農藥施用量不斷增加,其中約70%的用量流失或殘存在土壤和農産品中,並最終進入水體。這一切,均使得我們治理污染的速度趕不上環境破壞的速度。
“直接餓死還是間接毒死,在面對這樣的選擇題時,我們難免會猶豫。”一個地方官員向記者感嘆道。
治污的法律空白
無獨有偶,淮河“治了又污”的怪圈也是黃河治污無法跳出的。
黃河流域水資源保護局辦公室副主任張清告訴記者,黃河流域自身經濟支撐能力不足以解決黃河水污染問題。黃河流域多屬經濟不發達省份,發展經濟,解決吃飯問題仍是各地方政府首要考慮的。因此,各工業企業很難有資金投入建設污水處理設施,政府本來就緊張的財政也不可能在治污方面投入。
從大方面來説,治理黃河也缺乏法律後盾。國家目前針對水污染有《水法》、《入河排污口監督管理辦法》、《水功能區監督管理辦法》等。但這都是所有流域通用的大法,針對黃河的可操作性的細法並沒有。
黃河流域水資源保護局副總工程師尚曉成認為,應該結合黃河的實際情況立法。整個黃河流域從水資源保護、污染防治管理體制和運作機制,都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1991年成立的黃河流域水資源保護局由水利部和國家環保局聯合領導,負責黃河水質檢測。該局人、財、物歸水利部管轄,業務上和國家環保總局又密不可分。監測水質,卻又無執法權。只能將監測數據上報國家環保總局,由國家環保總局再轉遞各地方環保局,然後由地方環保局具體執法。地方環保局往往要顧慮地方經濟發展,更少考慮環境生態保護。
無奈之下,該局多數情況下只得借助新聞媒體曝光一些污染嚴重的支流及一些污染大戶,這又惡化了和地方環保局的關係。幾次借助媒體後,他們再出去監測水質,地方環保局根本不配合。一面是有人才、技術、設備,卻沒有執法權的流域機構,一面是有執法權,卻要平衡利益的地方環保部門,雙方一直在博弈。尚曉成接受中央電視臺採訪時稱,對黃河進行治理、管理,必須建立和完善流域與區域相結合,水利、環保等相結合的治污機制,否則一切都是空談。幸運的是,在各方努力下,2004年4月,黃河流域水資源保護局與內蒙古自治區環保局簽署了第一個流域水資源保護機構和地方環保部門之間的業務全面合作協議書,並將逐步與沿黃各省環保局簽訂業務合作協議書。
在改善工作外部環境的同時,2003年6月,黃河流域水資源保護局在全國水利系統中第一個建立重大水污染事件快速反應機制。黃河水利委員會也已經開始實施入河污染總量控制,以遏制黃河沿岸工業污水和生活污水的亂排現象,改善黃河水質。黃委會有關專家表示,如果按照這一目標進行控制,到2020年,黃河干流水生態系統將趨於良性迴圈。屆時,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有望重現清流。
治淮變遷的信號:治理水污染的走向
從上世紀末的淮河惡性污染事件,到如今黃河三門峽水庫的“一庫臟水”,以及被嚴重污染並被專家認為10年後將是第二條“黃河”的長江,還有污染狀況持續惡化的滇池、巢湖、太湖……
水資源污染,已不折不扣地成為中國的世紀之痛。而淮河則是這根痛苦神經中最敏感的末梢。
淮河,曾因盛産河蚌和珍珠聞名,但現在已被污染得千瘡百孔。據介紹,淮河首次發生嚴重污染是在1975年,7年以後又發生了第二次重大污染事故,此後,污染事故發生的頻率越來越密集,到90年代,大小污染事故已經是年年發生而且平均每年兩次以上,1994年更是達到3次。
淮河最著名的一次污染正是發生在1994年。那年7月,淮河上游的河南境內突降暴雨,穎上水庫水位急驟上漲超過防洪警戒線,開閘泄洪將積蓄于上游一個冬春的2億立方米水放了下來。水經過之處河水泛濁,經專家取樣檢驗,證實上游來水水質惡化,沿河各自來水廠被迫停止供水達54天之久,“150萬人一下子沒水喝了”。
這起特大污染事故造成了上億元的直接經濟損失,並引起政府高層的極大關注,治理淮河一度成為體現政府治污決心的象徵名詞。
然而,就在淮河治污十週年剛過的日子,也就是在2004年7月16日到20日,淮河支流沙潁河、洪河、渦河上游局部地區降下暴雨,沿途各地藏污閘門被迫打開,5.4億噸高濃度污水形成了長度為130—140公里的污水團,奔流而下橫掃淮河中下游,洪澤湖一帶的水産養殖戶遭遇了滅頂之災。這次污染事件大大突破1994年7月污水團總長90公里的“歷史紀錄”,創下淮河污染“歷史之最”。
特大污水團砸疼了人們的神經,淮河再次成為焦點,10年治淮的成效受到質疑:在耗費了近百億資金,長達10年的綜合治理工作後,為何淮河非但沒有“還清”,卻反而污染得更嚴重了呢?
現任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專家委員會委員,曾在治淮工程中起過重要作用的夏青顯然具有發言權,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用5年或10年時間治理淮河這樣一條河流時間太短了,作為一條河流或者一個湖,如果是50年或者100年能給治好就不錯了。夏青説:“我們當初規劃中説明瞭,整個淮河流域的排污量相當於京津滬三個城市的總和,但是它的生産産值僅相當於京津滬的1/4,這些發達城市都沒有達到標準,要求在這個窮地方達到,時間太短了。”
一位治淮專家則指出,當初的治淮工程是一個靜止的投資和規劃,由於政府治污心切,並沒有考慮到還在不斷迅速推進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形勢下與經濟增長同步的污染增加。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淮河水污染已出現新的變化。據介紹,淮河治污之初,工業污染佔70%,生活污染佔30%,而現在,這兩個比例在沿淮流域的許多城市正好倒了過來。以河南省信陽市為例,據統計,該市工業污染的比例目前佔30%,而城鎮生活污染、農業面源污染則攀升到70%。
生活污水根本無法控制,且隨著人口的增多和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還在不斷增加,治理生活污水惟一的辦法就是建立污水處理廠。但沿淮污水處理項目基本處於癱瘓狀態。
據記者了解,蚌埠近百萬城市人口,每天産生污水30多萬噸,僅有的一個第一污水處理廠日處理能力僅6萬噸,每天還承擔著豐原集團2萬噸工業廢水處理任務。“污水處理廠在正常運轉的情況下,處理能力不到全市生活污水總量的1/3。”
按“十五”規劃,沿淮城市污水處理項目尚有93個未動工,佔57.8%。其中安徽省29個城市污水處理廠項目一個也未完成,未動工比例高達86.2%;有的項目即使動工,但離竣工之日遙遙無期;有的項目即使竣工,但根本無法運轉。
嚴峻的現實和歷史的經驗教訓使得政府的治淮工作態度趨向更加理性、更加務實。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不再提“淮河還清”,而改提讓人民喝上乾淨水,這無疑是一個強有力的信號。夏青據此分析説:“實事求是地確定近期目標,先解決飲用水問題,確實能體現民意、體現和諧社會目標,把國家有限的資金放到緊迫問題上也會得到各方面的歡迎。”
(記者 周益 孫磊)
《週末報》2005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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