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太平洋東部島國吉里巴斯宣佈與台灣當局建立所謂“外交關係”。臺當局對這一高成本換來的“外交”成果欣喜若狂。然而，僅短短一天，島內各方的興奮點又回到了明年的“大選”。

明年3月20日，台灣將舉行新一次領導人選舉，圍繞這次選舉，朝野雙方無不盡力在各個方向“搏戰”，而今年以來一連串的事件顯示，在“選舉至上”思維下，台灣當局已經將作為內部事務的選戰擴展到兩岸和國際事務上。換句經典性的術語，“外交是選舉”的延續。

受“選舉至上”影響下的台灣“外交”呈現以下幾個表現：

第一、“外交”是選舉的助推劑。如果將陳水扁和民進黨的選情比作一次火箭發射，那麼陳水扁當局則一再試圖借“外交”這一助推劑達到“起飛升空”之目的。受任期內政績表現平平拖累，民進黨落下了“選舉內行、治政無方”的口評。從八掌溪事件、“核四”停復建風波、彈劾與反彈劾糾鬥，乃至今年上半年的SARS應對不力，民進黨政府一路走來，在施政表現上令島內民眾失望。既拿不出發展經濟的良策，又缺少整合島內各方勢力的能力；即使有一統天下、獨攬大權的野心，卻又無海納百川、唯才是用的胸懷。因此，陳水扁的4年任期幾乎是在朝野糾鬥、口水戰、經濟衰退等狀況下渡過的。

面對團結的在野黨、失望得近乎憤怒的蕓蕓大眾，陳水扁當局唯有力求在自認為“十分滿意”的“外交”上得分。在許多看似不相關的“外交”動作上，背後都是轉移民眾視線的考慮。最明顯的莫過於今年5月間，陳水扁面對SARS應對無方的一片質疑聲中，悍然拋出“加入WHO公投”等議題。

第二、以“外交”挑釁“大陸”的意圖趨濃。李登輝早期，尤其是錢復擔任“外交部長”前後，關於“外交與大陸政策位階”問題的爭論一度十分激烈。錢復等人曾為此公開聲稱，“大陸政策與外交同等重要、平行發展”。的確，在沒有“執政危機”，或缺少強有力在野力量競爭的情況下，台灣當局的施政一般都形成“平行發展”，甚至“外交高於大陸政策”的局面。但今年這種局面則有了變化，發生很微妙的逆轉。為了選舉需要，陳水扁政府在具體操作手法上實際上已有把“大陸政策”置於“外交”考慮之上的思維。在許多“外交”事件上，陳水扁並不是出於“外交”目的，而是為了挑起普通民眾對大陸的敵意、為了激怒大陸作出為其所用的反應。今年5月的所謂台灣駐WTO代表團“被大陸打壓”事件就是一例。此外還有民進黨炒作所謂親民黨“立法委員”高明見受“中共邀請參加”世界衛生組織抗非典會議等事件。不過，由於祖國大陸在這些事件上採取原則性與靈活性兼顧的對應措施，陳水扁的得分有限。

第三、對美國採取了“鬧小性子”與“大依附”的兩手策略。今年陳水扁當局改變了此前一直以“全面依附”對美處理手法，在未與美國充分溝通情況下拋出一些有爭議性的議題，給了美國不少“意外”。尤其是“公投”、“催生新憲法”、“兩岸一邊一國是明年選戰基軸”等，不但遭到大陸方面的強烈反對，也使美國多次公開作出批評和警告。不過，為了不給在野黨以指責“兒皇帝”的口實，也為了迎合草根民眾“爽”的口味，陳水扁並未在美國的警示前立即後退，而是進一步在公開場合擺出“與美正面交鋒”、“不畏美國壓力”的姿態。但私下卻加緊利用所有的管道向美國傳達資訊，以平息美國不滿。

另外，陳水扁當局了解到美國不同部門、不同人士在對臺政策上存在某種差異的事實，並對此充分利用。今年10、11月間，陳水扁就做AIT理事會主席夏馨的工作，利用她的非外交官性格，使她説出一系列明顯對台灣當局有利、對民進黨有利的話，既鞏固了陳水扁和民進黨的地位，又暗中牽制了被台灣方面認為“不友善”的AIT/T負責人包道格。

上述“選舉至上”影響下的幾個“外交”動向除適逢選舉年這一根本因素外，也與民進黨的特質密切相關。不知是否受民進黨發展經歷所限，該黨從體制外的反對勢力轉入體制內後，一直不能很好地適應其角色轉換。在對外關係上，自陳水扁、呂秀蓮以來，注重個人表演、無視正常遊戲規則的率性、隨意動作接連不斷。例如2002年呂秀蓮強行進行印尼“闖關之旅”，走的完全是“個人辦外交”的路子。

從實際效果上看，民進黨當局的這些做法根本無益於台灣的所謂“國際處境”，相反：（1）它只會強化島內民眾的挫折感。民眾的這種挫折感雖然在短其內也許可以拉抬對該黨和陳水扁當局的民意支援，但一旦這種挫折轉化為失望和憤怒後，不僅無助兩岸間的交流，也極可能引火燒到民進黨身上。（2）亂闖硬扛可能引發國際上的不安，使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在面對台灣時更加小心謹慎。今年民進黨的“公投”和“催生新憲”受到美國的批評，一度給陳水扁當局帶來相當大的壓力，陳不得不多方活動以平息“美方對陳不滿”的説法。（3）作為對臺當局莽撞的反制，中國大陸必然在相關議題上有所回應。

綜上所述，將“外交”作為選戰工具來使用的做法是飲鳩止渴，在短暫的收益後，必將使台灣負出更大的成本。

中國網2003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