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日本經濟政治外交形勢回顧 
范純 佘華 霍建

    2002年,日本經濟持續惡化,通縮嚴峻,股價暴跌,政府雖出臺反通縮對策,但效果有限。同時小泉支援率下滑,政壇醜聞不斷,改革派與保守派鬥爭趨於激烈,結構改革處於半停滯狀態。為“以外補內”,日本重新梳理外交思路,“重美又重亞”,以謀求日本的最大利益。

     一、2002年經濟形勢

    年初,在出口拉動下,日本經濟呈現恢復勢頭,但4月後,受世界經濟減速影響,出口下降,個人消費乏力,設備投資和住宅投資均呈減少趨勢,加之債務沉重,就業調整壓力大,通貨緊縮進一步加劇。 9月3日,股價暴跌,創18年來最低點(9217日元)。隨著出口環境惡化和加速處理不良債權,景氣進一步下挫。12月11日世界銀行預測,日本2002年增長率為零增長。

    一年來,日本通貨緊縮呈加劇趨勢。至2002年11月,日本批發物價連續26個月下跌,消費者物價連續38個月下挫,失業率上升到最壞水準,達5.5%。通貨緊縮蔓延使不良債權進一步增加,形成惡性迴圈。金融廳統計,民間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餘額連續2年增加,2002年3月末已達52.4萬億日元。不良債權的增加使銀行仲介功能下降,妨礙金融創新,影響實體經濟發展,使企業喪失新的投資機會。

    10月30日,日本出臺反通縮綜合對策,主要內容是:加快處理不良債權,穩定金融形勢,促進産業結構升級,擴大就業安全網,積極盤活中小企業,核心是通過加快結構改革步伐來治理通縮。但該對策創造有效需求的力度不足,阻止通縮效果有限。因未追加公共事業投資以刺激需求,啟動個人消費和設備投資的力度明顯不夠,儘管對研發和IT投資減稅,但對深陷通縮的日本經濟來説,等於杯水車薪。

    11月,日本發表了深化結構改革的核心性措施,即産業再生指針草案和金融再生工程表。産業再生指針草案主要解決企業債務沉重、解決供給結構過剩問題。金融再生工程表是金融再生的具體步驟,它的發表意味著加速處理不良債權進入實施階段。銀行界認為,在工程表下會加速整改,但經營容易陷入混亂。足利銀行等地方銀行出現事實上的國有化,四大金融集團中除三菱東京外,國有化的可能性較大。

    12月25日,保守新黨成立,替代了原保守黨的執政地位。為提高影響力和知名度,保守新黨主張強化金融政策,運用匯率政策誘導日元貶值,其實質是向外轉嫁危機。日元貶值10%,會使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0.3%,實際GDP將增加0.4%,但與日本處於競爭關係的南韓家電、汽車、鋼鐵等企業,以及中國、香港、馬來西亞等都將遭受無法估量的損失。

    二、 2002年政治形勢

    小泉2001年上臺時獲80%支援率,2002年1月,因更換外相田中真紀子,支援率驟然下跌,據《每日新聞》調查,支援率跌至53%。 9月,小泉訪問朝鮮,支援率重新回到60%以上。9月30日,內閣改組,任命經濟財政大臣竹中平藏兼任金融大臣,加速推進經濟改革,遭到自民黨和既得利益集團抵制,國民擔心失業也反對加速改革,12月15日,各大報民意調查都顯示,小泉支援率回落到50%。

    2002年在郵政事業改革、道路公團民營化等問題上小泉與自民黨意見對立。公明黨和保守黨在經濟和安保問題上與小泉都有較大分歧,要求小泉重視景氣和失業。黨內實力人物野中廣務、堀內光雄等要求小泉改變“先改革、後景氣”的政策。後小泉時代的希望之星麻生太郎、古賀誠、高村正彥、平沼赳夫等結成“志士會”,準備接班。

    年初,民主黨、自由黨、社會民主黨等聯合反對小泉,要推翻小泉政府,但在自民黨內出現一系列醜聞時,並沒有乘勝追擊,坐失良機。9月,在民主黨黨代表選舉中,鳩山由紀夫獲連任,因人事任命問題招致黨內年輕議員強烈不滿,特別是鳩山由紀夫與自由黨黨首小澤一郎商議兩黨合併,招致黨內反對而被迫辭職。12月,菅直人就任民主黨代表。

     2002年日本一直進行事實上的“修憲”,原反對修改憲法的公明黨也向“修憲派”轉變。自民黨內“修憲慎重派”因大人物隱退而勢力衰微。堅決反對修改憲法的共産黨和社民黨的國會議員只有64人,不滿總體的十分之一。民主黨中“護憲”勢力也日趨下降。11月1日,眾議院“憲法調查會”向眾議院提交中期報告,報告列舉了“修憲”和“護憲”兩方面的觀點,但重點是前者。調查會將於2005年提出最後報告。

     2002年政界醜聞不斷,2月6日民主黨副代表鹿野道彥因接受企業資金退出民主黨;3月19日,東京地方檢察院以涉嫌“斡旋受賄”,逮捕自民黨眾議院運營委員長鈴木宗男; 3月26日,社民黨內“希望之星”辻元清美挪用秘書薪水,違反個人所得法和政治捐款法而辭職;4月8日,原自民黨幹事長加藤因接受9000萬日元資金,被迫辭去議員職務;4月19日,參議院議長井上裕因收受6400萬日元高額回扣,被迫辭職。

    三、2002年外交形勢

    與亞洲建立成熟、互惠關係是未來日本的基礎和精神支柱,為此,日本強化與東盟合作。

    2002年1月,小泉訪問東盟五國,提出建立“新時代夥伴關係”,要與東盟加強經濟合作和安全保障合作。為提高在東北亞安全中的作用和地位,2002年3月,小泉訪韓,與韓加強多領域合作。2002年9月,小泉首次訪朝,兩國簽署《平壤宣言》,日本對“歷史問題”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承諾兩國邦交正常化後,將通過無償援助等方式,開展經濟合作。2002年10月,由於日方不履行承諾,讓臨時回國的被綁架人員滯留日本,使談判陷入僵局。

     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軸,但日本謀求自主外交的政策未變。2002年2月,布希訪日,促日承擔美國制定的戰略任務。小泉做出了積極回應,表示“日本在反恐問題上始終站在美國一邊”。2002年11月,日本安全保障會議決定,對美軍反恐行動的“後方支援”延期半年。年末,政府不顧國內反對和不惜違反和平憲法,向印度洋派遣“宙斯盾”護衛艦,為美軍的反恐戰爭提供軍事援助。日本考慮到中東利益,在伊拉克問題上,反對美國未經聯合國授權的單方面動武。

    發展中日關係是日本21世紀最重要的外交課題,200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週年,雙方加強了高層次互訪,開展了“日本年和中國年”為主題的交流活動。4月12日,小泉出席中國博鰲會議時強調:“中國對日本來説不是經濟威脅,中日經濟關係是一種互補關係”,否定“中國威脅論”。但日本對華政策的兩面性更加鮮明,既加強與中國的多邊合作,又防止中國國際影響增大。

     改善對俄關係是日實現“歐亞大陸外交構想”的關鍵,日本視為牽制中國行動、平衡美國影響、插手朝鮮半島事務的一張“王牌”。2002年伊始,俄外相伊萬諾夫訪日,就領土問題提出“尋找一種雙方均能接受的解決方法”。10月日本川口外相訪俄,討論了全面發展日俄關係的“行動計劃”,包括政治、經濟、和平條約、國際合作等6方面內容。普京指出,“行動計劃”是一個“有分量的文件”,“為兩國長期合作奠定了基礎”。

    日本為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擺脫受美國控制的局面,積極發展與歐洲關係。將過去的雙邊政治、外交關係提升至日歐合作層次,利用歐盟和歐安會使日歐政治合作進入一個新階段,提升了歐盟在日本對外戰略中的地位。2002年7月8日,東京舉行了第11次日歐首腦會議,重申日歐必須加強合作,在聯合國框架內加強反恐鬥爭,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雙方還就利用全球化活力、解決地球生態、促進文化交流等達成共識。

    (范純 佘華 霍建崗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

    中國網 2003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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