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漢市人才服務中心的數據表明，其所代理的5萬餘檔案就有1.5萬份被遺棄。根據記者對人事部全國人才流動中心、北京市人才服務中心、中國上海人才市場、中國北方人才市場、中國南方人才市場以及四川、貴州等省人才交流服務中心的不完全統計，全國至少有60萬“棄檔族”。 僅成都市人才中心代管的檔案中，就有五分之一的檔案成為沒人要的“死檔”，存放時間最長的已達15年，四川省有關部門估計，全省的人才“死檔”已超過20萬份。

    幾十萬棄檔族，遺棄檔案到底為哪般？可有可無、調檔難、有人管著、自揣方便是最主要原因。

    可有可無無所謂

    鄒雲是四川大學九四屆畢業生，畢業後把檔案放在了四川省人才交流中心，在四川華聯酒店呆了半年，然後去了深圳，成了自由職業者，現在在深圳一家酒店做部門經理，鄒雲對自己的檔案交了一年的代理費後就一直沒有理會過。

    北京市人才流動登記表

    他向記者講述了棄檔的經過。“畢業那會兒，剛實行大中專畢業生在學校所在城市只要找到接收單位，不論事業單位、國營還是私營企業，便可落下戶口，那時候戶口在人們心目中還看得很重。於是先落下戶口，放好檔案。”鄒雲説，“但後來逐漸覺得檔案對自己沒什麼用，商業社會誰看你的檔案，考察檔案不如考察現實的人，只要你有完成某項工作的能力，誰管你檔案裏得多少分，是優是良。”

    在深圳，像鄒雲這樣認為檔案沒什麼用而遺棄檔案者還不是少數。據最新的一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700萬深圳人口中，非戶籍人口占579萬人。這些非戶籍人口是被深圳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的巨大張力吸引過來的。他們並沒有發生戶口遷移，因此記錄著他們從中學開始的不同時期工作軌跡的檔案也被塵封在內地的某個角落，並不被人記起。

    張碧在北京中關村一家電腦公司工作，他和許多漂一族的年輕人一樣，對檔案很漠然，認為無所謂。“有什麼用呀？理它，除了交錢沒有任何用處。在外謀職只需帶上畢業證及相關證書足矣。”

    記者了解到，僅北京中關村至少有10萬沒有戶口的大學生在各家公司工作，像張碧一樣，由於受到指標限制，他們只能把戶口和檔案留在原籍,同時因為時間、經濟等原因放棄了檔案。在他們眼裏，檔案已成可有可無的東西。

    北京市人才服務中心人事檔案社會管理中心主任鄧丹宇認為，被遺棄檔案的增加與檔案的作用越來越弱化有關。在過去，檔案是組織部門考察了解幹部的工具，現在，檔案的內容不足以成為用人單位選拔和使用人才的依據，更多的作用轉變為提供相關的人事服務，如出國政審、婚育證明、職稱評定、辦理社會保險等，而這些人事服務也有弱化的趨勢。

    在廣州，因私出境已經開始不用政審了，持戶口本和身份證就能辦理。再如職稱，目前社會化的資格考試越來越多，職稱已不成為證明人才能力的唯一標準，在北京人才存檔的6萬多專業技術人才中，申報職稱評審的人數逐年在減少，每年只有不到1%要求評職稱。此外，今後檔案管理和社會保險以及婚育證明等社會管理職能的分離都將成為趨勢，這的確弱化了人事檔案的作用。

    調檔麻煩折騰人

    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附近一家雜誌社工作的雷先生1997年從廣西來北京，原來在貴陽市某公司從事宣傳工作，這些年每年利用回家探親的時間企圖把檔案調到北京，但卻始終沒能如願。

    武漢出現上萬“棄檔族”

    提起調檔，雷先生擺了擺手，一臉的無奈。“異地調檔，手續繁雜。各地區規矩不一，工作人員常常是帶搭不理，事先電話諮詢不給説全面，到時候説你差這個，缺那個，這個對不上號，那個不合格。”雷先生説他有一次在貴陽跑了四天，最終無功而返，你著急別人不著急，“況且，在外工作的比在當地工作的每月要多交15～20元檔案代理費，要調走檔案還需一次性繳納400～600元手續費。”

    現在北京某出國留學諮詢服務公司工作的張女士已是棄檔一族，對自己的調檔過程，張女士更是感觸頗深。“為調檔沒少花精力，被折騰來折騰去，也許工作人員確實是工作認真，但我們遠離故土生活工作已經是疲於奔命，那有那麼多時間去弄檔案呀。”

    在北京一家印刷廠工作多年的張先生説，傳統的一些辦事規則早已不能適應飛速發展的社會需要，希望有一天檔案也能以一種更適合人們生活和工作的形式出現。

    近年來，隨著人事制度改革及企事業單位實行勞動合同制，用人單位擁有了用人自主權;但由於一些企業的改制，人員加劇流動，以及人事檔案的多頭管理，造成了部分檔案的流失，也造成了效率低，辦事難的情況。

    江蘇省南通市一所高校在招聘人才時曾宣稱“可以重建檔案”的消息一度引起轟動。雖然有關部門強調檔案不是想重建就可以重建的，但這一消息所引起的廣泛關注，起碼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人們希望檔案給自己帶來多一些方便，少一些束縛的心聲。

    有人保管不理會

    記者從有關部門了解到，目前全國各級政府所屬的人才交流中心存檔量已經超過350萬份，北京市人才服務中心管理的檔案已超過13萬份。而隨著託管檔案的增多，和檔案主人長期失去聯繫的“死檔”數量也在不斷增加。“死檔”數量增加的原因，除了人們認為無所謂和麻煩外，一個重要的心理就是，用的時候再説，反正放在人才服務中心或原單位也沒人敢毀掉。

    “檔案不能隨便銷毀、故意丟棄，所以清理‘死檔’常常令存放檔案的單位和仲介機構都頭疼不已，即便永遠不來交費甚至死亡，都得保存好其檔案，沒辦法。”人事部全國人才交流中心檔案室的周先生13日在接受採訪時説，“也就是説，在人才機構，就算檔案當事人不來辦理相關手續，其檔案還得妥善保管，人才機構能採取的措施就是先保管，什麼時候如果人找來了，補齊代管費用及相關手續後，再提供人事服務。”

    有的險種叫檔案

    正是因為這一點，人們也就自然懶得去理睬它了。“存檔收費的前提是提供服務，我覺得現在用不著這些服務，我當然難有心思搭理檔案的事情。”家住西三旗的霍先生胸有成竹地説，“一旦要使用到這些人事服務，我會馬上去找自己檔案。就像前兩年北京買公房的時候，因為要計算工齡，很多人只好涌回到人才中心開證明，同時也補交了拖欠的存檔費。”

    方便省事自己揣

    如今，檔案已不再是困擾人才流動的問題，特別是非國有企業在用人時更多地注重個人的實際能力，而不是過多依據檔案記錄。

    重實際能力不重檔案記錄，這一方面促進了人才流動，一方面也影響了個人在流動或工作轉換中由於檔案轉遞手續繁雜而放棄檔案。於是出現了有的人離開原來所在城市多年，工作地點換了好幾次後，檔案放在哪自己都搞不清，還有的乾脆自己保管，嚴重違反了檔案管理制度。

    許多人認為，無論檔案放在哪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反倒不如自己手裏省心，有什麼事情舉手投足之間就可以完成了。

    從黑龍江來北京工作已經五年的張守和女朋友安淵，這一陣正在北京大學報考專升本，在學校要求提供大專畢業成績單時，從書包裏拿出兩個檔案袋，取出成績單複印後交給老師。“我們的檔案從大學畢業一直在我們自己手裏，基本沒什麼用，也沒人過問，即便用上這不還挺方便。你看許多檔案在外地的同學因無法儘快提供成績單失去了機會。”張守得意地説，“到時候，本科畢業再把成績單、畢業證、學位證也放進去，沒什麼不好。”

    隨著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工作崗位與人事檔案之間的依附關係逐漸減弱，北京大興清源小區的吳先生3年前從原單位跳槽後，就一直將檔案“揣在自己身上”。原單位、新單位都無從搜尋，自己揣著，檔案的完整性、真實性得不到保障，同遺棄檔案沒什麼兩樣。據各地人才服務中心的人士介紹，把檔案揣在自己身上的人還不少。

    “棄檔一族”何時歸 出國留學也需要檔案

    越來越多的人變成了“棄檔族”或“自揣族”，已不是個別的偶然的現象。檔案真的沒什麼用了嗎？答案是否定的。

    人事部門有關人士一致認為一個人的檔案作為記錄個人經歷、政治面貌、品德作風等內容的文件材料，發揮著憑證、依據和參考的作用。畢業生將要面對的轉正定級、職稱申報、辦理養老保險以及開具出國、考研等有關證明，都會用到檔案。

    “除了本人自動放棄檔案，‘死檔’的增加還與目前檔案的管理不規範有關。”人事部全國人才交流中心的李先生認為，“按規定，流動人員的檔案管理只能由政府人事部門人才服務機構來管理，但實際並不是這樣。在北京，可以存放檔案的機構除了政府人事部門的人才服務機構，還有勞動部門的職介中心、各行業成立的人才中心、外企人才服務機構等。 管理的權責問題不明，常常引發問題。”

    近期，相關機構和人士開始探討檔案的出路。“目前，進入檔案的內容越來越少，檔案不能滿足用人單位了解和掌握一個人全部資訊的要求，特別是缺少反映當事人綜合能力、素質和有權威部門認定的業績考核資料。”北京市人才中心韓主任表示：“人事檔案要與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個人信用體系聯繫起來。進入公共信用體系的檔案，以憑證部分和職業生涯、職業能力和信用記錄為主要內容。”

    國家人事部人才流動開發司一位工作人員表示，流動人員的檔案管理要開發新手段，研製檔案管理軟體，對檔案資訊實行動態化管理和維護，探索建立電子檔案的新途徑，探索通過現代化手段建立人才業績跟蹤系統，不斷提升人事檔案的使用價值。

    也許，只有當檔案真正有了價值之日，才是“棄檔族”回歸之時。

    千龍新聞網 2002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