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7日，本報對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嘗試小額貸款扶貧進行了報道《誰妨礙了我們致富》。1993年，茅于軾在山西臨縣龍水頭村用小額貸款的方式使農民脫貧致富。9年實踐證明，這一嘗試是成功的。去年10月，茅于軾將這種方式引進臨近兩個村：湍水頭村和小寨村。總共20萬元資金，能幫助農民解決教育、醫療、生産急需，也能使他們程度不同、時間不一地脫貧，但難以致富。茅于軾認為隨城市化進程的加劇，失去土地的農民，致富的根本出路在城市，城市是解放和吸納農村勞動力的惟一平臺。

    2002年3月18日，位於北京市通州區張家灣的“富平職業技能培訓學校”舉行開學典禮。茅于軾面對22名來自河北、山西、湖南農村、鄉鎮的家政從業者説：“這是你們進入城市的第一步……”“富平”學校是茅于軾繼小額貸款扶貧後的又一扶貧新舉措。

    ■“富平”為她們進入城市鋪就了一塊跳板

    “富平”之意取諧音扶貧。辦學範圍：家政服務員。資金來源：股份制，茅于軾佔四分之一股份。

    “富平”學校免費入學。家政班學員初中畢業，家教班幼師畢業。就業後，家政班工資500元、家教班800元。學員在“富平”學習一個月，一個月即一學期。一學期280學時，課程安排從早6時至晚9時。學校現有教師15人，多為兼職。學員就業後，分兩個月還清學費。

    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出版的《初級技能》、《中級技能》、《基礎知識》是學員學習課本。學校課程設置：職業道德、法律常識、心理激勵、幼兒保育、家居清潔、家電使用、家庭禮儀、洗滌燙衣、安全知識、衛生知識、普通話訓練、北京交通、超市採購記賬、烹飪、養花、英語、電腦和軍訓。校長索桂芝強調軍訓旨在立規矩。烹飪課有硬性規定，學會炒30個熱菜、10個涼菜、10 個面點、簡單西餐和煲湯。課程之外，相關內容也屬學習範圍。如到郵局學習填單寄款、銀行填單存款、醫院掛號取藥等。

    教室墻壁上有茅于軾的筆跡：自信自尊自律自強。

    黑板上是學員自己的板書：到底有什麼是真正無法負荷、無法忍受的？事情過後，我們會不好意思地發現實在沒有什麼。接著再提醒自己不要被過去或未來壓彎，困難不可能一次集中起來擊垮人，既然我們懷著夢想而來，我們應該好好處理的只有現在。

    22名學員頭像前有盞燈，22個人和燈組成一個心型，這是索校長的創意，意在每人心裏點起一盞燈。索校長講“職業心態”課。某晚八時，索桂芝把燈關了，教室裏一片黑暗，索問：“怎麼才能讓教室裏亮起來？”一片聲音：“開燈”。索桂芝以燈喻理：“黑暗時，不能耍小性子，一走了之，要想辦法，讓你周圍重新亮起來。比如……”。“索老師，什麼時候還上黑燈的課？”學員最渴望索桂芝給她們講怎樣處理種種“黑暗”。

    索桂芝強調：“所有課程中最重要的課是‘心理激勵’。出問題最多的是學員心理不能承受‘黑暗’。十幾年生活在相對封閉地區的她們，進城後，稍遇坎坷，選擇非常簡單，要麼走要麼留，留下的她疙瘩解不開，回家的她繼續受窮，兩種結果違背‘富平’，尤其違背茅老初衷。”因此，索桂芝下功夫最大的是心理課。 她自己講，也要求任課老師教授技能的同時“捎帶手激勵學員”。教授幼兒保育的老師講她對服務的理解“人人都是服務員，索校長為你們服務，你們為僱主服務，我為嬰幼兒服務，因為服務得好，才給你們講課。每個人都有服務對象，只是分工不同。”

    索桂芝承認一個月的培訓不可能改變學員十幾年的生活習慣，但為她們進入城市鋪就了一塊跳板或是發了通行證。

    ■“經過三個步驟，生産能力比在家鄉翻了幾番，社會效益、經濟效益都有了”

    茅于軾將“富平”看成思想扶貧的搖籃。山西韓曉麗致信茅于軾“我進城後一定不怕臟不怕累……”茅于軾回信糾正：“城市的活兒不會太臟太累，你到僱主家後，最主要的是責任心、愛心、細心、耐心。”按索桂芝經驗“對僱主而言，安全是第一位的。”因此，“富平”招生第一條件：背景清晰。

    記者問山西學員“能按照學校規定還學費嗎？”回答是肯定的，話深含感激“茅爺爺叫我們出來學本事，怎麼能不還茅爺爺的錢呢？茅爺爺教我們守信用。”茅于軾因在山西臨縣試行小額貸款，知名度甚高，被當地譽為“幫助窮人的大善人”。某學員很羞澀地低聲表達她進城的感受“幸福來了”，記者請她解釋此話，答：“茅爺爺説我一年能掙六七千元錢，我們家去年才收入一兩千元錢。他還接我們。”3月16日，山西學員晨6點火車進京，74歲的茅于軾候在站臺，他的出現令所有相關人員感動。

    索桂芝介紹，對城市既嚮往又恐懼是偏僻地區孩子的普遍心態。山西學員因為相信茅于軾才敢走出來。敢於走出來的她們也是由書記或縣長護送進京。從山西、河北張家口走出來的學員多為糊口和賺錢養家，湖南學員多是“想看看首都、長本事”。文化程度較高的湖南學員對“保姆”一詞敏感反感。畢業于“湖南桃源師範學校”的常德人劉玉梅的理想是：“看看北京的幼兒園什麼樣，回去後也辦個幼兒園。”一進“富平”，劉即與三個同鄉同學商量決定“不教一個孩子而教一群孩子。”記者採訪時看到，劉玉梅等4人的意願已因北京某幼兒園的“預定”而實現。來自湖南慈利的學員説：“最怕和僱主搞不好關係。”這份擔心，所有學員視為“黑暗”中的第一位。

    4月18日畢業式上，茅于軾講話：“今天是你們變化的第一步，調整心態是最重要的。想不開的事情，難以解決的問題找學校，找我……一定要講信用，如果不講信用的話，像你們一樣的姐妹就不能來‘富平’了。不要辜負學校對你們的期望。”該日，22名學員全部上崗。

    人笑茅于軾“大經濟學家辦保姆學校”，對此笑談，茅于軾不以為然。“她們勇敢地走出來、接受培訓、找到工作，經過三個步驟，生産能力比在家鄉翻了幾番，社會效益、經濟效益都有了，多好的事，希望更多的人幫助農民翻番才好。”

    ■“中國農民不脫貧，中國人怎麼能共同走向富裕？”

    茅于軾1966年至1978年在山西大同轄屬農村勞動改造。12年勞動實踐，孕育了一本書的誕生《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該書要點：資源在各行業中的邊際産出相等時使資源得到最佳利用。1993年在山西試行的小額貸款，今年辦富平學校既是茅于軾思想理論的實踐，也有對12年耽擱之痛的心理補償。辯證地看12年，茅于軾失去的是幹事情的機會，得到的是對“三農”從理論到實踐的認識及對窮人感情的培育。曾有廣東商人因受他之恩送他1萬元，茅于軾回絕“不需要。如果你願意的話，請把這錢給山西龍水頭基金會，比給我有用。”他每週給龍水頭管理基金的雒玉鰲老師寫一封信。信中教育納稅、誠信、平等、賬務公開、戒驕戒躁……5月，山東棗莊請茅于軾到本地講小額貸款，他們亦想採用此法使農民脫貧。茅于軾寄希望更多的人用有效的方法幫助更多的農民脫貧和進城。“兩個半農民養活一個城市人，中國農民不脫貧，中國人怎麼能共同走向富裕？！”茅于軾用他的扶貧舉措實踐其信仰“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産黨宣言》）。

    3月23日，茅于軾帶22名身穿“富平”校服的孩子參觀天安門。廣場上，他對她們講平等。平等是理想，現實生活中，更多的是不平等。比如富裕國家沒有保姆，有貧富差距的國家才有保姆，這是大的不平等，你們要學會在小的不平等中平衡自己的心態，等你們賺了錢，把家裏人接出來做事，他們也會跟你們一樣。你們要在北京多學本事，服務員不做了，還可以從事別的工作。”茅于軾對“富平”希望“擺脫貧困，開拓新的人生”。

    “富平”，這一草根組織的誕生，基於茅于軾的社會責任感、知名度、公信力和人格力量。草根命運將會如何？茅于軾估算“一年內達到收支平衡就不錯了”。“希望營利。只有營利才能辦下去。”茅于軾認定“富平”方向百分之百正確，而且在北京家政市場邁出了比較正規的一步。“如果失敗了，只能説明我沒能力，絕不是路子走錯了，失敗經驗如果能為繼任者汲取也是值得的。”茅于軾不排除草根周圍暗流環涌致使夭折的可能性。

    操作學校一切具體事務，更為學校圖謀發展的索桂芝實話實説：大經濟學家更多的是從社會效益即扶貧和解放生産力角度辦“富平”，效益扶貧是“富平”理想，但社會效益如果沒有經濟效益保障，最終兩個效益都會失去，這就是理想與現實。

    ■“産業工人、全程管理、組織行為”的開發形式才能促進此行業就業穩定”

    據反饋，第一期22名上崗學員中已發現有跳槽者，原因是嫌僱主200多平方米的住房讓她不能承受“屋多累主”之重。還有南方學員不習慣北方氣候和生活而回原籍。學過幼師的學員因在僱主家從事家務而違背了她僅帶小孩的意願而放棄……索桂芝實事求是：“我一個月培訓出來的僅是‘半成品’，成品還需僱主加工。”學校對學員進行的是上崗教育，到僱主家後，僱主對服務員進行的是崗上教育。”

    索桂芝在廣州從事兩年家政服務公司管理。涉足市場經濟較早的廣州，家政業管理較其他城市規範。香港管理數十萬“菲傭”的經驗是廣州最重要的借鑒。廣州家政服務業宣傳理念“天下事，我們做家務事”。他們將家政事業視為“全程企業化管理”，稱家政服務員為“家庭助理”。“全程企業化管理”職能之一，公司設有督導員，每個月到府督導兩次：檢查服務工作、聽取僱主意見，解決服務糾紛。意義：穩定員工、穩定僱主。

    做家務事是否不經過培訓也能上崗，索桂芝否認。她舉例現實：欲從事家政服務工作的人一下火車直奔仲介公司。仲介並非真正意義上的以家政服務為導向的家政公司。實際上，服務員上崗時，仲介公司的任務便已結束。於是産生文盲、不識鐘錶、不會説普通話的她們進入僱主家後，做出種種違背常識的舉動——電飯煲放在煤氣灶上，把孩子放在洗衣機裏洗等。素質的先天不足，後天再缺乏補課，其結果導致對服務員、僱主的雙方損害。

    沒受過技能培訓和心理培訓的服務員，其文化程度與鄉村視野決定了她的素質。她們首先沒將自己與僱主確立在契約關係上，擺不正權利和義務關係，缺乏控制內心慾望的自製力，往往要求僱主把自己當家裏人對待，並不要求自己以家裏人的立場理解僱主，缺乏為僱主著想的心態。種種不滿足常常轉化為消極怠工或攻擊性行為。僱主不滿意，也是無奈，仲介公司的性質決定了沒有解決供需間這種矛盾的義務。

    僱主一方存在兩個極端，一是以救世主心態視服務員如“奴僕”，將服務員私有化。一是討好保姆，降低基本要求，適應她的消極行為，以換取其做工長久。正確的定位，供需雙方應是組織關係。僱主要改變用錢買服務的理念，服務員進家門，雙方都要再教育。

    索桂芝説家政業名聲不佳是因為從業雙方急功近利損害並阻礙了此行業的發展壯大。人們長期將保姆、鐘點工等當成“自由職業者”。經營者多從“利”的角度考慮諸事，極少從社會價值高度認識經營的意義，致使從業者上崗前未受到有效的職業技能和心態素養的專業訓練，進入家庭後又缺乏社會機制的管理和調控，因而造成穩定性差、服務心態差、技能差，並極易引發安全隱患。矛盾産生後，僱主和保姆間的自發協調往往非理性、功利性。人性的沒有組織介入的管理和調控治標不治本，不能從根本上體現保姆作為“人”的社會存在需求。

    從社會學角度講，家政公司、客戶、家政服務員共同的目標是“三贏”：公司發展、客戶得以排憂解難、服務員賺錢。只有具備“産業工人、全程管理、組織行為”的開發形式才能解決人們“歸屬於社會”的內在需求，促進此行業就業穩定。

    國外成功的産業經營經驗是家政公司與僱主建立服務關係（而非家政公司只作仲介），將家政服務從業者納入“組織”管轄，而非由僱主自發管理。上崗前對從業者進行針對性的素質培訓，尤其強化從業者心理，將自己身份定位在“産業服務工人”上。上崗後除受僱主管理外將由家政公司進行全程管理、監督和協調，同時引入保險機制以消除安全隱患。“菲傭”能成功遍佈世界，是因菲律賓政府將此行業産業化、規範化。

    隨社會發展，“家務勞動社會化”會在都市中出現巨大的規模性需求。據勞動部資訊：全國城市社區服務崗位空缺達1100萬個，如不能建立“産、供、銷服務一條龍”的服務産業模式，便不能適應城市化發展趨勢。“一切好的管理源於團隊共同的努力”。索桂芝寄希望更多的“富平”崛起。（李彥春）

    《北京青年報》 2002年5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