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是在今年1月華溪村村委會換屆中當選的。虞説自己本無意競選，因為有人拿話激他，“村裏這個樣子，你還不上去搞搞”。想想覺得也是，現在賺了點錢，生活過得去，要是行的話，“就給村裏做點事吧”。就這樣，虞開始了競選。

    1月18日正式選舉前一天，虞在村裏張貼了用大紅紙寫的“承諾書”：“本人虞廷順，這次參加競選村主任，向全村村民承諾，若能如願當選，願資助10萬元，其中2萬歸老年協會，8萬用於清理村裏垃圾。如本人違背承諾，可隨時罷免。”1月19日，虞如願當選。

    無獨有偶。在城西鎮上楊村的村委會換屆選舉中，開著一家筆廠的楊保偉也敲鑼打鼓在村中貼出10多張“紅榜”承諾：如當選村委會主任，一、捐款10萬元用於全村2002年農業稅費用，剩餘款用於村裏修路；二、在職3年的誤工補貼，全部捐給老年協會開支；三、努力為群眾服務。“紅榜”同樣顯示效果，在第二輪選舉中尚處劣勢的楊保偉，在第三輪選舉投票中脫穎而出，當選村委會主任。

    據了解，在義烏，像虞廷順、楊保偉這樣的小老闆先公開承諾出錢為村裏辦公益事業，而後當選村主任的已非個別現象。因考慮到“出錢”承諾的敏感，也有選擇“辦實事”的，如“村裏的軍屬優撫款由我來承擔”、“為老年協會買生活用品”、“為學校買學習用具”等等承諾。

    老闆“捐資參政”競選村官，此事在當地引發了種種議論。

    有人認為，農村村民選舉是落實村民自治的一項神聖、嚴肅的民主政治活動，競選村官不應用經濟手段，金錢承諾參與勢必影響選舉的公開、公平與公正。更有人認為，這是一種賄選，是變相用金錢拉攏選民。但也有人認為這是正常現象，農村村民選舉是公開的直接選舉，在有多名候選人參與的情況下，候選人以哪種方式爭取選票，法律並無直接規定。在廿三里鎮華溪村，有不少村民認為這是好事，“不管怎樣，肯掏錢把村裏的垃圾清理掉，就是天大的好事。”但也有村民揣測，他們會不會以錢攬權，再用權去撈更多的錢。

    針對一些村民的説法，這些當選的村官認為，自己捐錢給村裏是支援公益事業，受益的是全體村民，與賄選應當有本質區別。而參選村主任，也完全是為了能替村民辦實事。虞廷順解釋：“競選總得公開自己的想法。承諾的目的，無非是讓群眾相信我。”另一位承諾後當選的村主任也説，自己捐的都是勞動賺來的錢，參選村主任，完全是為了造福村民。

    據了解，對此，我國現行法律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五條僅規定：“以威脅、賄賂、偽造選票等不正當手段當選的，其選舉無效。”當地一家媒體網站專門開通對這一問題的網上調查，37.5％的網民認為構成賄選，而49.2％的網民認為不是賄選。

    記者採訪了法律界有關人士。他們均認為，賄選是候選人在競選期間以不公開的方式直接給予部分選舉人財物。公開向全體村民承諾，並且這種承諾不是法律所禁止的，就不應認為是賄選。他們同時認為，老闆參政是好事，只要他們兌現承諾，帶領村民集體致富，應當鼓勵他們的積極性。

    浙江省民政廳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處副處長陳平認為，界定是否賄選，一是看是否左右了選民的願望和意志，二是看是否給選舉工作帶來不良後果。隨著農村社會經濟發展，老闆參政現象存在是可以理解的，不應認定為賄選，關鍵是如何引導、規範。

    義烏市民政局副局長蔣守訓説，按照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的規定，村委會的組成人員，由村民民主選舉産生，參與競選的人，無論是不是老闆，參與村民民主管理的積極性首先值得肯定。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人站出來競選村官，至少應當看到這些老闆有能力的一面，讓村裏的“能人”經依法選舉成為“領頭羊”，只要選舉程式合法，且他們在當選後能把自己的事業和集體的事業結合在一起，應當不失為一種“雙贏”的思路。

    記者注意到，也有人士擔心，當捐資競選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時，那些有一定真才實學，熱心為村民辦事，而手頭並不富裕的人是否就會失去競選的機會。對此，義烏民政局的同志認為，隨著社會的進步，應當看到也相信農村村民在運用民主權利時的能力，因為，老百姓心中都有一稈秤。

    （董碧水 張明星）

    《中國青年報》2002-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