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關係解凍的歷史背景

    60年代末，國際形勢發生重大的變化。蘇聯在同美國爭霸世界的抗爭中，逐漸形成更具攻勢的一方。1968年，蘇聯在公然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蘇關係從原先的意識形態分析演變為國家利益的嚴重衝突。蘇聯不僅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而且在60年代末，中蘇邊界爆發了由於蘇軍入侵而引起的流血事件。

    美國因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淖中而大損元氣，被迫進行後被稱為“尼克松主義”的戰略收縮，即為確保同蘇聯爭霸中的歐洲戰略重點，謀求從印度支那脫身，實現所謂“均勢外交”。蘇聯霸權主義的威脅使美國的戰略家逐漸形成“聯華抗蘇”的戰略構想，以實現上述目標。毛澤東早在文化大革命進行之中的1967年，就敏銳地注意到了尼克松的言行和可能的政治走向。1969年，在毛澤東的指示和周恩來的具體安排之下，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和聶榮臻等四位老帥完成了國際形勢研究報告。報告關於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的戰略分析，對打開中美關係提供了依據，為“打美國這張戰略牌”奠定了理論依據。

    在獲雪梨克松對《時代》週刊記者表示的訪華意願後，毛澤東1970年通過埃德加斯諾和其他渠道作了願意與其交談的表示。此後，周恩來又按毛澤東的指示，親自策劃了“乒乓外交”，使“小球推動了大球”。 1971年7月，在中美雙方的努力之下，基辛格實現了號稱“波羅”行動的秘密訪華。按基辛格訪華期間中美達成的協議，雙方新開闢了“巴黎秘密渠道”。基辛格通過該渠道，傳遞了美國決定將中美關係建立在新的基礎上的資訊。雙方商定了基辛格將再次訪華，為尼克松總統訪華做基本安排。

    二、中美公報建議的提出

    1971年10月20，基辛格開始了其自定為“波羅二號”的訪華活動。在此之前，美方從未起提起過尼克松訪華公報的問題。此次基辛格首先提出發表公報的問題，並帶來了一個3000字長的草案。由於需商定的問題涉及面很廣，會談按照工作性質及其範圍分組進行。周恩來和基辛格進行了10次會談。美方的公報草案按一般的老套路，用模棱兩可的語言強調了雙方的一些“共同點”，同時含糊其詞地掩蓋了雙方的分歧。在台灣問題上，草案避而不談美國撤軍的問題，反而要求中國作出承諾只能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中方的對案第一稿擬定後，毛澤東不滿意，認為“沒有神氣”。毛澤東指示要在公報中“講革命，講解放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講大國不應該欺負小國”等原則問題。根據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具體指示，由熊向暉起草了一份風格獨具的公報草案。草案的序言概述尼克松訪華情況。在公報第一部分，雙方坦率地表明各自對對國際形勢和重大問題的原則看法。第二部分是雙方的共同點和共同聲明；第三部分是雙方各自對台灣問題的看法；第四部分是改善雙邊關係的一些建議。這份草案令美方感到驚異。周恩來耐心地解釋道：用漂亮的外交辭令掩蓋分歧，往往留下禍根。明確分歧，反而有助於問題的解決。後來，美方同意了中方這種獨特的公報方式，但希望“火藥味”不要太濃。最後，唯有台灣問題使雙方相持不下。美方堅持不能背棄“老朋友”，不願同台灣當局斷交和撤軍。基辛格費盡心機想出一個模棱兩可的提法，這就是“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持異議。”但美方堅持在公報草案中寫入“美國政府強調這樣的觀點，即中國人民應該通過和平談判來實現他們的目標”。而且，美方不願表明何時從台灣全部撤軍。中方對此不滿意，將此作為遺留問題等到尼克松來訪時再商議。在基辛格即將離開北京前夕，也就是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

    繼基辛格第二次“波羅行動”之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亞利山大黑格率先遣組來華，為尼克松訪華進行具體安排。黑格一行于1972年1月3日從上海抵京。1月4日晨，黑格給周恩來轉達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黑格直率地表達了下述看法：（1）蘇聯準備利用印巴衝突，圖謀“包圍中國”；（2）美國拒絕蘇聯建議出於兩點考慮，一是不能容忍巴基斯坦被蘇聯分裂；另一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來的生存能力是符合我們國家利益的”。（3）黑格為美國對北越的空襲辯解，稱越戰的繼續只能加強蘇聯在東南亞的勢力，及其對中國的包圍。（4）此外，黑格還談到美國國內親蘇勢力、親臺勢力等聯合起來對尼克松訪華構成掣肘的情況。總之，華盛頓的口信是希望中方認識形勢的嚴峻，理解尼克松訪華的“迫切的意義”，協助尼克松訪華成功，因為“加強總統世界領袖的形象”，對雙方“都是有利的”。

    周恩來給毛澤東作了彙報。美方的計謀，被毛澤東一眼看穿。（1）關於印巴問題，毛澤東評論説：“國家愈大，膽子愈小”。（2）關於美方所稱的蘇聯要改變戰略，利用次大陸“包圍”中國的觀點，毛澤東説這是“貓哭耗子”。（3）關於尼克松要恢復“世界領袖”形象時，毛澤東對此也不以為然。毛澤東同意周恩來讓熊向暉起草的《對美方口信的答覆》。1月6日晚，周恩來同黑格再次會談。周恩來答覆口信包括下列要點：（1）蘇聯支援印度侵略巴基斯坦，是其擴張政策的繼續，説不上是“戰略轉變”；（2）中美之間在越南問題上存在根本分歧；（3）半年前，尼克松曾將中國列入世界“五大力量”之中，現在美方突然對中國的“生存能力”表示懷疑，聲稱要“維護”中國的“獨立”，這是令人驚訝的。任何國家都決不能依靠外力維護獨立和生存，否則，就只能成為別人的“保護國”或“殖民地”。新中國具有強大的生存和發展能力，任何“孤立、包圍、遏制、顛覆”其的企圖必定以失敗告終；（4）“世界領袖”不是自封的；（5）美方由於國內某些勢力反對中美關係正常化，要求中方考慮公報草案中有關台灣問題的措辭。當然，中方不反對進一步磋商。但是，台灣問題是中國人懷有強烈情感的問題。如果美國真的有改善中美關係的願望，就應該對這一關鍵問題持解決問題的積極態度。如果屈于壓力從原來的立場上後退，這對中美關係的改善是無益的。

    三、尼克松訪華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總統乘專機從上海到達北京。周恩來等中國黨政軍領導人和各界人士約百人前往歡迎。尼克松安排其他人緩下飛機，主動與周恩來握手，以示糾正在日內瓦會議期間杜勒斯下令不準同中國代表團握手的傲慢行為。尼克松以後在回憶錄中寫到“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周恩來在陪同尼克松到賓館途中，意味深長地説：“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沒有交往了啊。”一個小時，尼克松就乘車去中南海會見毛澤東。中美兩國領導人雙雙伸出手來，握手“約一分鐘之久”。

    在毛澤東和尼克松舉行歷史性會談時，美方參加的有基辛格，洛德擔任記錄。中方參加的有周恩來，翻譯唐聞生和記錄王海容。談話妙趣橫生，完全不象相互敵對多年的對手的初次談話。尼克松稱讚毛澤東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毛澤東謙虛地説他只“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毛澤東巧妙地引出台灣問題，説：“蔣委員長”説我們是“共匪”，其實，“我們交往的時間比你們長”。毛澤東稱讚基辛格來華保密工作可嘉，開玩笑説他不象個“特務”。尼克松則詼諧地稱出色的外交家是因為有女友“作掩護”。尼克松還“特意”聲明：基辛格是利用“他的姑娘”作掩護，而不是尼克松本人的姑娘，因為那樣的話，“麻煩就大了。”周恩來插話説：“特別是在大選的時候”。主賓開懷大笑。

     毛澤東用幽默的口吻對尼克松的新政策表示讚賞，説尼克松上臺也有他投的一票。他比較高興象共和黨這樣的右派當權。尼克松説：他多年來奉行的政策是中國領導人所不能同意的。但是由於世界上出現了新的形勢，中美雙方才走到一起來了。當尼克松接著準備談台灣、越南、朝鮮、日本和蘇聯問題時，毛澤東指著周恩來説：這些問題是他同你談的。接著，毛澤東表示中美之間不存在根本的利害衝突。毛澤東説：“現在不存在中美兩國互相打仗的問題”。毛澤東談到：“我們兩家怪得很，過去22年總是談不攏”。毛澤東還為中美之間的缺少交往主動承擔了責任，説：“我們辦事也存在官僚主義，你們要搞人員來往這些事，搞點小生意，我們就是死不幹，包括我在內。後來發現還是你們對，所以就打乒乓球。”尼克松説他讀過毛澤東的一些著作，懂得“只爭朝夕”。毛澤東説：“我們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何必那麼僵著呢？一定要談成。”還説：“一次沒有談成，無非是我們的路子走錯了，那我們第二次又談成了。”尼克松在臨行時表示：希望在美中關係中“實現一個突破”，這個突破“將不僅有利於中國和美國，而且有利於今後多年的世界”。

    周恩來和尼克松在北京會談四次，在上海會談一次。中美兩國領導人就關心的國際問題和雙邊關係問題坦率深入地交換了意見。尼克松知道中國方面最關心的是台灣問題，就從台灣問題談起。尼克松表示了美方對台灣問題的五項原則：（1）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今後不再提台灣地位未定；（2）不支援台灣獨立；（3）將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勸阻日本，使其不進入台灣，也不鼓勵日本支援台獨；（4）支援任何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辦法，不支援台灣當局用任何軍事方法回到大陸的企圖；（5）尋求美中關係正常化，4年內從台灣撤走軍事人員和設施。但尼克松強調其在政治上遇到的困難，表示不能馬上丟棄台灣，希望在其第二任期解決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問題。周恩來在會談中表示了以下觀點：（1）美方還是一句“老話”----“不願丟掉老朋友”。實際上，美國已經丟掉不少“老朋友”了。“老朋友”有好有不好，應該有所選擇；（2）美方説希望和平解放台灣。我們只能説“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因為和平解放是兩方面的事。僅我們願意，蔣介石不幹還是不行；（3）坦率地講，就是希望尼克松在第二任期內解決台灣問題，因為“蔣介石已經為時不多了”。周恩來和尼克松還就朝鮮、印度和裁軍等問題交換了意見。關於美蘇關係，周恩來表示美蘇兩家“搞軍備競選，水漲船高”。花那麼多錢，是個浪費，並表示：“美蘇搞好關係，我們贊成”。由此可見周恩來的豁達大度和高風亮節。

    在周恩來和尼克松進行實質性問題的會談時，姬鵬飛外長和羅傑斯國務卿也舉行了五次會談。美方參加會談的有國務卿助理格林，中方參加的有總理助理熊向暉。討論議題包括關係“正常化”的界定問題、“常設聯絡機構”的問題、人員交流問題、和貿易問題。中方表示：台灣問題不解決，兩國交往中的其他問題都會受到影響。關於雙邊貿易，羅傑斯先表示了可有可無的態度。後經過周恩來向基辛格的交涉，羅傑斯改變了態度。在台灣問題上，羅傑斯試圖表明美國沒有製造“兩個中國”，但脫口就稱大陸和台灣是兩個“實體”。姬鵬飛就此重申了中方的原則立場。

    四、《上海公報》的誕生

    關於中美聯合公報，基辛格一來就對周恩來説，美國國務院的人並不知道雙方已經起草了整個公報。國務卿羅傑斯也才是知道公報草案中有關台灣問題的兩句措辭。美方將由他負責公報的具體商談，必要時他直接請示尼克松。基辛格意欲先發制人，説中方曾表示黑格帶來的方案可以考慮。周恩來敏銳地當即指出：當時他就表示，不同意黑格帶來的措辭，而傾向於原來的方案。周恩來指定喬冠華、章文晉具體負責公報的商談。熊向暉在參加中國外長和美國國務卿的會談之餘，也可參加。必要時，周恩來親自過問。

     基辛格和喬冠華的談判焦點就是有關台灣問題的這一段話。2月24日，喬冠華就美方的新方案作了如下評論：（1）既然美方承認台灣海峽兩岸的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那麼，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就是無可置疑的了，外人無權干涉。美方的措詞是“關心”台灣的和平解決，中方的措詞是“希望”通過和平談判解決，中國不能承諾只能通過和平方式解決；（2）台灣本來就是中國領土，美國將其作為軍事基地，當然應該全部撤軍。而美方提出的措詞是“隨著該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駐臺美軍和設施。此與公報中雙方聲明不符；（3）既然美方承認台灣問題是中國人內部的問題，那麼中方要求美國全部軍事力量從台灣的最後撤出就是目標。中方的措詞是“逐步減少直至全部撤出”。而美方的措詞只談“逐步減少”，避而不談“完全撤出”，中方不能同意。談判陷入困境。基辛格問如果尋找不到可為雙方接受的措詞怎麼辦，喬冠華回答是：那就難説了，達不成協議不發公報也可以。此話使基辛格感到有點緊張。25日，基辛格同周恩來單獨會談，周恩來作了勸解。説雙方已經接近，關於撤軍的原則，周恩來講已經彙報毛澤東，但還要“設法用雙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詞表達”。直到26日淩晨，公報終於談妥。但在去杭州的飛機上，美國國務院官員看了公報後，又提出若干意見。當晚，基辛格和喬冠華又談到次日淩晨2時，方才定稿。

    2月28日，隨著尼克松訪華進入尾聲，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了從此載入史冊的中美聯合公報。《上海公報》發表的方式與一般外交慣例不同，它以現實主義的態度坦率地表明瞭各自對一些重大問題立場，並彼此交換了原則看法。關於兩國之間長期存在的“嚴重爭端”----台灣問題，中國方面重申了自己的原則立場：“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台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的活動”。美國方面對台灣問題則表示了如下立場：“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台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關於促進中美兩國雙邊關係接近的戰略安全因素，公報用如下含蓄巧妙的方式予以了表達：“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戰略安全方面的考慮，使得中美兩國能夠越過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的障礙，尋求共識並實現關係正常化。雙方同意，“各國不論社會制度如何，都應根據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侵犯別國、不干涉別國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在上海的歡送宴會上，尼克松表示：“這是改變世界的一週”。中美關係大門的打開和《上海公報》的發表，的確震動了世界。

     五、結束語

    回顧《上海公報》，可以使人們更深刻地了解中美關係篳路藍縷的發展過程。作為歷史文獻，公報自然具有當時難以逾越的障礙。然而，學術界卻時有一種觀點，以強調所謂“歷史局限性”為由，過於以當今的標準衡量過去，對公報的功績缺乏充分的肯定。

    歷史的分析，是不能脫離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的。客觀分析起來，《上海公報》無疑具有可載入史冊的業績：（1）首先應該指出的就是：中國一度同時受到美蘇兩霸的威脅，國家安全面臨著毛澤東所形容的“夾肉麵包”式的嚴峻考驗。而打開中美關係大門後，用陳毅的話來講，就是：“下了這著棋，全局都活了”。中國不僅緩解了國家安全的緊張狀況，還繼而迎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的全面啟動。（2）在《上海公報》中，美國接受了中方一貫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美兩國共同承認五項原則為解決國際爭端的基礎，這對國際關係的發展和世界和平是一大貢獻。（3）《上海公報》以國際法律文件形式結束了中美兩國長達22年的對立僵局，為發展兩國的全面交往奠定了基礎。就中美關係中最棘手的台灣問題而言，雖然仍有不少遺留問題有待解決，但是，公報畢竟使美國承認其對台灣歸屬中國的事實不持異議，肯定了台灣問題應該由中國人自己解決的原則。（4）《上海公報》的談判過程，還為我國的外交事業留下了一筆寶貴的遺産，這就是將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融會貫通的外交藝術。

    總之，《上海公報》是中美關係正常化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碑上雖然依稀可見歲月的痕跡，但其的歷史功績和意義卻是永遠不可磨滅的。

    （蘇格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

    中國網 2002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