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著名的花園大道，基辛格寬敞明亮的辦公室裏陳列著他與世界各國領導人的合影，其中與中國三代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會見的照片放在最前列。

    提到《上海公報》，基辛格回憶起30年前那段不平凡的歷史。他説，在過去30年裏，美中關係已經成為國際政治體系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現在，人們很難想像出《上海公報》簽署之前美中之間根本沒有固定聯繫的那種情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上海公報》標誌著一個轉捩點，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它以非常直截了當、非常坦誠的方式處理了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這是我所熟悉的第一個既表明瞭分歧，又求同存異的外交公報。《上海公報》為美中雙邊關係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它強調了雙方的共同利益所在，標誌著美中關係重要的新起點。它的精神在後來出現的許多情況下都是適用的。

    《上海公報》來之不易。基辛格回憶了公報談判的艱難過程。他説，談判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他1971年10月的中國之行，談判是從公報的基本框架開始的，雙方就公報的基本原則達成了一致。從技術上講，公報在他這次中國之行時就確定了，周恩來總理為此確定了方向。周總理轉達了毛澤東主席的話，説如果我們聚在一起，連一個協議都達不成，就無法給世界一個交代。接著，雙方開始討論公報的文本，這時就不像先前那樣公開了，因為我需要經常與尼克松總統商議。

    雙方決定把對台灣問題的表述留到第二年2月尼克松訪華時再最後確定。基辛格説，如何處理台灣問題對我們來説是個難題，因為當時美中還沒有正式建交。我們怎樣才能在談及一個中國的同時，又不會特別指明我們是在説海峽兩岸的哪一邊。最終美方提出了這樣的表述方式：“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基辛格認為，《上海公報》之所以會取得突破，主要是因為美中雙方都認識到建立直接接觸是可能的，也是符合雙方共同利益的。尼克松總統一上任，就確立了要與中國建立關係的目標，這是他的國際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中方也有同樣的考慮。這都是公報取得突破的基礎。

    他説，美中當時通過某種外交渠道來建立關係是符合邏輯的，也可以説，雙方註定要走到一起。但他同時強調，美中兩國領導人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沒有毛澤東、周恩來、尼克松這樣的領導人，在當時那樣的歷史背景下，雙方可能不會如此之快地消除各種障礙。這需要雙方領導人具有相當的政治權威和信心。從美國方面看，尼克松總統決心避開官僚程式，加速了雙邊關係正常化的進程。當時美國一些專家也提出了一整套逐步推進的方案，比如先建立經貿關係等，但尼克松總統沒有採納。《上海公報》能夠很快談判成功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

    針對所謂《上海公報》已經“過時”的論調，基辛格認為，《上海公報》沒有過時。他説，公報的基本精神是在美中之間建立直接合作的關係。雖然冷戰已經結束，但相信這個基本精神仍然適用，公報確定的基本方向並沒有改變。基辛格指出，《上海公報》有兩個獨特之處：第一在於雙方在公報中表達不同看法的方式；第二是美中宣佈了一些共同的目標，這些目標現在仍然有效。通過《上海公報》，美中建立了正常的聯繫，並奠定了進一步促進政治和戰略對話的基礎。

    談到目前的美中關係，基辛格説，美國在某些領域是最強的，但不是在所有領域都最強，而且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作為技術上最先進的國家，美國當然要重視與中國這個人口最多而富有活力的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從某個角度來説，布希總統與江澤民主席也面臨著當年尼克松總統與毛澤東主席所面臨的同樣考驗，那就是為雙邊關係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發展確定方向。從剛剛過去的20世紀90年代看，美中關係中還存在不少障礙，比如台灣問題，但雙方並不想讓障礙影響發展。雙方都認識到，分歧固然是存在的，但通過各種各樣的建設性方式來加強合作，對雙方是有益的。合作可以超越對抗。

    基辛格指出，當前國際局勢變化很快，美中高層的坦誠對話對雙方來説都是至關重要的。中國是如此重要的國家，而布希總統又是在如此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抵達北京，他當然會意識到這次北京之行的意義。美中兩國領導人會發現雙方在相當多的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我期待著他們把美中關係推進到新的階段”。

    基辛格最後表示：“請向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表達我最良好的祝願。”他還專為本報讀者寫下了紀念《上海公報》發表30週年的題詞（見上圖）：“上海公報標誌著30年前美中關係的一個轉捩點。我希望美中關係和中國人民的宏偉事業所取得的更大進步將會載入下一個30年的史冊。”

    《人民日報》 (2002年02月21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