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業首當其衝

    擺在中國面前的最大問題是金融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産。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謝平作為金融權威指出：目前有四大問題制約著國有商業銀行的發展。一是不良資産比例仍然比較高，到2001年年底還有25.4％。二是銀行的利潤少，有的銀行還存在虧損。三是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不足、綜合競爭力差，國有商業銀行的每人平均指標，包括每人平均資産、每人平均利潤只相當於國外銀行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四是國有商業銀行內部管理薄弱，産生的案件比較多，如內部的貪污、腐敗、卷款潛逃情況時有發生，損失較大。出現這些問題，主要原因就在於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不到位。

    關於銀行改革，有關方面提出要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進程，並作到最終上市。但是關於如何上市，卻有著諸多不同的看法。對此，經濟學家吳敬璉有著獨到的看法。他建議，中國政府提出的商業化經營、公司化和上市三步的策略應予以改進，即把第一和第二個步驟合併進行；對第三步，應當選擇整體改制的方式，而摒棄分拆上市的辦法。

    當然，中國金融不僅僅是國有銀行的問題，包括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體系在內的整個金融體系都十分脆弱,抗衝擊能力很差。因此,必須加快整個金融改革的進程。在這方面，民間金融越來越受到經濟學家的關注。吳敬璉就曾經提倡發展民間金融,實現金融業的對內開放,建設縣域金融體系。

    民間金融重點當然是中小金融機構，但是，除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和由原有的城市信用社改造的88家城市商業銀行外，中國迄今為止被批准營業的商業銀行僅包括：10家中小商業銀行和2家住房儲蓄銀行。對此，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深有感觸。他認為，中小金融機構應當發揮重要作用，而不是像目前那樣僅僅作為大型金融機構為主體的金融體系中的補充角色。因為，他認為，中國中小企業的發展離不開中小銀行。

    尷尬的證券市場

    中國已經建立10年的證券市場，更準確的説應該是股票市場，由於一開始就肩負著為國有企業脫困的重任，因而，錯誤的市場規則累積了許多問題。特別是國有股減持，它不但影響到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更主要的是嚴重扭曲了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而這正是證券市場的萬惡之源。

    但是，自去年開始的減持遇到了投資者的強大“抵抗”，股市對此以暴跌作出回應。因此，國有股減持一度擱淺，而國務院也不得不宣佈減持停止。為此，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曾不止一次的説過，國有股減持更重要的是償還政府欠老職工社保的資金，而股票全流通是解決國有股一股獨大問題的辦法，國有股全流通不是減持變現，這是兩個問題。

    當然，國有股減持已經停止，但中國證券市場的規範治理問題將要不斷進行下去。其中，最根本的是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吳敬璉在一次“民營企業發展論壇”上直指中國公司治理存在六大弊端：一是股權結構不合理；二是“授權投資人”制度；三是“多級法人制”；四是董事會、監事會存在缺陷；五是董事會與執行層之間關係不順；六是公司執行機構有弊端。

    經濟學家樊綱也對中國股市有相當的關注。他認為，中國股市的問題不僅在股市上，還涉及到政府職能轉化、國有企業改革、法治建設、工業化進程等等。他説，不要因為資本市場出了點事，就説它不好，關鍵是出了事，要把問題揭露出來。樊綱講到，中國要形成一個透明、規範公正、法治的資本市場，至少還需要20年，在這個過程中，需要不斷地改革，不斷地創新，也要“與時俱進”。

    失業問題關乎穩定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或許是對中國失業問題關注最多的學者之一。在不久前，他的“中國正面臨一場就業戰爭”一度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他説，“嚴重的下崗失業問題對我國經濟、社會、政治等方方面面産生了巨大影響，成為中國在新世紀10年中最為嚴峻的發展挑戰。”

    胡鞍鋼從國際比較的角度指出中國的就業與失業具有多重綜合症。他認為，一是傳統正規部門（如國有單位和城鎮集體單位）和局部地區（如東北地區）出現轉軌經濟國家突發性“轉軌失業”，即失業率突然上升，新貧困人口迅速增加；二是城鎮勞動力市場已經具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高失業率特徵，所不同的是並不是由於失業保障福利水準過高，而是勞動力供給能力太大，實際失業保障覆蓋率相當低下，且福利水準也十分低下；再有，在農村地區具有眾多發展中國家嚴重就業不足的過高比例的農業剩餘勞動力，所不同的是長期以來限制和歧視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和發達地區轉移。最後，無論是城鎮實際失業人數（相當於歐盟失業人數總數），還是農村就業不足人數，其規模大，且在迅速上升。基於此，他認為，至少在短期、中期之內中國城鎮可能處在一個較高的失業水準，就業與失業問題已經成為中國21世紀初期經濟發展的最大挑戰。

    不過，胡鞍鋼也對中國的失業開出了自己的“藥方”。他認為，今後中國將通過加速發展服務業實現擴大就業，一方面是加快開放各類服務業市場，通過市場發展擴大就業。而另一方面，所有國有企業、國有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的後勤服務向社會公開招標，實行社會化、市場化，加快與所屬單位脫鉤，以大幅度創造就業機會。

    對此，吳敬璉更多把注意力放在了中小企業。他認為，中小企業的發展不但有利於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分流，而且還為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提供了就業崗位。據統計資料顯示，中小企業提供的就業崗位約佔我國城鎮就業總數的75%，全國工業部門的1.5億勞動力中，也有1.1億在小企業就業。

    財政有危機嗎？

    自今年中國政府提出3098億赤字的財政預算以後，關於財政危機的討論一度熱鬧起來。經濟學家吳樹青表示，赤字規模是不是合適，首先決定於它是否能促進經濟的發展。如果財政沒有赤字、經濟不發展，財政收入也上不去。看起來財政收支平衡非常好，但並不意味著經濟狀況很好，也不意味著財政基礎很好。由於中國通貨緊縮的陰影揮之不去，因此，中國經濟增長還必須由政府開動這駕馬車來拉。但許多經濟學家仍然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王洛林早就指出，中國繼續實行擴張型財政政策的餘地比1998年時要小一些，光靠發國債刺激經濟，長遠來説不是一個辦法，而且用財政的辦法來擴大投資，它的效益總體來説是遞減的，而且容易産生腐敗。

    對於解決中國積極財政政策“一手硬”的問題，有關專家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建議。吳敬璉指出,在實施擴大內需的政策時,應從以增加財政投資為重點轉向以推進稅費改革為重點。他説,減稅也是積極的財政政策之一,不要認為減稅會使財政收入減少,減稅可能使財政收入短期減少,但稅制理順了,民間投資增加了,企業的活力激發出來,稅基也就擴大了,最後稅收總量還是會增加的。

    胡鞍鋼算了一筆帳：2000年中國個人所得稅為511億元，只佔GDP的0.6％，遠遠低於低收入國家。這説明中國稅收系統對企業等法人的徵稅是有效的，而對於個人徵稅的效率較低，大部分高收入者應交的個人所得稅並沒有足額收上來。因此，中國應在許多徵稅辦法上借鑒國際上的經驗，要加大懲罰力度，提高不交稅的成本。

    農業問題最頭痛

    農村是中國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在市場，但也是最令人頭痛的市場。因此，在加入WTO後，中國農村要在外國農産品的衝擊下實現第二次飛躍是擺在政府面前的迫切任務，而增加農民收入則是重中之重。

    吳樹青呼籲國家對西部地區和糧食主産區等地減免農業稅。他認為此項措施將為農民減負200多億元；對農村教師工資等原來由農民負擔的部分，最好也由中央財政予以保證，財政要作出點“犧牲”。

    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産業發展研究所所長馬曉河則是農業方面的專家。他指出，中國政府首先可以，也完全應該充分利用WTO所允許的12大項“綠箱”政策，對農業生産進行必要的扶持。

    另外，根據規定，中國還可以利用“黃箱”政策，對國內農業進行必要的補貼。他認為，充分利用WTO農業協議不僅僅是中國農業如何應對衝擊和挑戰的問題，而且應該放在國民經濟發展的全局中來考慮。通過國家投資扶持農業發展，可以直接增加農民收入，提高中國農産品的國際競爭力，減少農村失業，拉動國內需求等。

    《國際金融報》 2002年0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