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技術手段再先進也是有極限的，説到底還是要解決市場環境的問題。電信反欺詐最終還要走向制度這個拐點。

    “技術手段包括採用追蹤的手段，看消費行為正常不正常，不正常就會在數據庫裏顯 示，一切超常情況都會被監視，這些不久後都會為各大電信運營商陸續採用，”談到剛剛公佈的2001年中國電信業高達200億元人民幣的欠費黑洞，中國資訊産業部電信研究院高級工程師陳育平認為，就現階段而言，中國電信業正處在技術為先的時刻。

    幾週之前，業界首次披露中國移動山西分公司已與一家IT廠商簽約搭建電信反欺詐數據倉庫，據説引入這種技術手段在國內尚屬首次。

    養癰已久的中國電信欠費黑洞似乎到了一個有指向的時刻——在行政訴訟等多種手段盡數上場且收效甚微的情景下，電信巨頭又把寶押向了技術防範。

    以技術手段尋求拯救中國電信業欠費黑洞之路必然要付出極大的成本，一個省市建設一個具有監控措施的數據倉庫就需投資數百萬元。“相比每年以20%的比例上升的欠費數字，技術上的投入還是值得的，”陳育平這樣認為，幾天前剛剛公佈的數字是，2001年中國因盜用通信設施和用戶惡意欠費的損失超過200億元人民幣，戶均60元以上，對於2001年營業額為3100億元的中國電信業來説，損失的比例佔到營業額的近7%，這個數字也意味著大量的國有資産的流失。

    在一個科技為先、技術為先的時代，特別是在中國的信用體制未建立之前，寄託于技術破解欠費黑洞無疑是一個更理想的選擇，但在縱橫交錯的電信業反欺詐之路上，技術防範之路究竟能走多遠？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黑洞寄生的空間

    一個月前，海南省電信公司向省高法提出申請，要求在全省範圍內開展清理電信用戶鉅額欠費案件活動，這是迄今為止海南省通過司法介入、強力清理欠費涉及範圍最廣的一次。此前海南電信積欠已多達數億元人民幣，省方已多次啟動司法追繳，但收效不佳。

    “電信公司已經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惡意欠費者的欺詐手段越來越高明。”一位電信業專家表示，僅靠行政手段防範欺詐欠費空間已不大，他認為現在的確需要“技術手段上提高一步”。

    在中國電信大拆分之前，1998年全國電信業用戶欠費高達156.5億元，但在拆分後，各家再未公開過欠費數字。據業內人士估測，拆分後的幾年內欠費比例數字每年都會以20%的比例增長。

    在中國電信動蕩的2001年，各家電信運營商一面忙於分拆合併，另一面又寄望于公檢法系統，希望通過這條途徑解決數字特別巨大的欠費案件。據説，在欠費的案件中，惡意欠費者佔欠費用戶的30%-40%，其拖欠費用則佔了85%以上，惡意欠費已經造成電信運營企業呆賬的比例越來越高、企業利潤不實、國有資産流失嚴重，所有的電信運營商對各自負擔著的欠費數字都諱莫如深。

    在電信業專家看來，中國電信業欠費黑洞無非在兩條線上尋找寄生空間——制度與技術，這兩條線的缺漏都為欠費欺詐行為留下了缺口。

    “無論是技術黑洞，還是制度黑洞，兩者對中國電信業發展的損害都將是致命的。”中移動的一位人士表示説。“門檻的降低，市場惡意競爭給欺詐者有空可鑽，”陳育平説。經歷了拆分整合之後，中國電信已經有了六大運營商——中國電信、中國網通、中移動、中國聯通、鐵通和中國衛星，各家運營商為爭奪用戶，競相降低入網條件，降低用戶身份條件。

    資訊不共用被認為是中國電信業多家共存後的一道“鴻溝”。“互相提供用戶名單，誰都不願意冒著丟失客戶的風險去幹這種事情，”陳育平認為各自封閉的用戶資源是令欺詐行為寄生的又一重要動因。據説，中國電信業幾大公司的掌門都對欠費問題十分頭痛，也曾有多方提出過建立一個類似“聯誼會”形式的組織以實現資訊共用，但時至今日最終以擱淺作罷。

    與電信行動滯緩成對比的是，欠費者的欺詐手段卻變得越來越高明，欺詐手段越來越多樣化。“國際電話偽裝成市話的收費欺詐、公用電話被盜打、被盜手機盜打、被盜身份證註冊手機偽造身份等是存在欺詐行為最多的幾種情況，”電信研究院的陳育平説。

    “從各方面情況看，中國防範電信欺詐已經啟動多種措施，從行政到技術，大致有十幾種，訴諸法律成為首要的清欠措施。”陳育平説。訴諸法律在過去幾年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給防範欺詐蒙上了一層陰影。據有關報道説，一些地方黨政機關缺乏行政經費，拖欠電信費用已經成為一种經常出現的現象，還有部分公用電話業主在收取高額話費之後棄機而逃，形成了公用電話高額欠費。

    中國電信另外的兩種清欠措施是專人管理和定期在媒體曝光，這兩種方法也只是在一定範圍一定時期起到了些作用，從根本上説大多是治標不治本之舉。

    -技術防範抑制消費

    “把用戶的資訊集中到數據倉庫，集中資訊，包括每個用戶平均每個月繳費的情況、電話費的情況，根據這些，可以給出不同的信用額度。”一位電信技術專家認為，在中移動山西首次嘗試的技術防範手段將比以往更具效力。

    技術上的進步令技術派在防範電信欠費黑洞問題上一時佔先。據説，台灣的遠傳電信和中華電信在採用電信反欺詐倉庫之後，挽回了30%-70%的欺詐收入損失。

    技術防範已經成為一種選擇。中移動自去年開始實行以話費預存為中心內容的實時監控手段。自去年起，對一些高消費用戶，北京移動根據用戶的信用度與他們簽訂個性化協議，其消費可以不受300元的限制，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移動人士説，未來中移動可能在某些地區實施新的配套服務，涉及身份證認證等方面，目的在於更好地服務消費者。

    “無論是300元的限制，還是實施不同的消費額度，這些也都只是權益之計。”一家電信運營商的人士説，“運營商應該放大消費額度，不能僅用傳統會計學原理，即應收帳和實收帳的差額來計算和衡量壞帳，而應考慮此項措施出臺導致交易規模的變化，與所謂的‘壞帳’的減少究竟誰輕誰重。”

    技術上的措施給電信消費刻下一道呆板的痕跡，這將是未來技術防範上最大的不足。技術防範措施不會有利於刺激電信消費更快的增長。

    -制度拐點

    沒有一個國家在解決電信欺詐問題上只採用技術手段或行政手段一條腿走路的，一位電信專家這樣説。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中國技術手段再先進也是有極限的，説到底還是要解決市場環境的問題。”陳育平認為，電信反欺詐最終還要走向制度這個拐點，“電信競爭的激烈可能誘發更多的欺詐，這決不是危言聳聽，”陳育平還認為，各家運營商在反欺詐問題上的聯合應儘快提上議程，這種聯合應該互相提供欠費用戶的黑名單、互相提供欠費者的資訊、協助清欠。

    在制度這個拐點上，個人消費信用將成為問題的主導。處於空白中的中國社會信用體制自然限制著建立電信個人信用體制的可能，“如果誰都不邁出第一步，信用體制何時才能建立，電信、金融應該在這個問題上打頭陣。”陳育平發出了呼籲。

    建立一個信用體制，可能比建立數據倉庫成本更大，但從長遠來看，它可能更合算。(張念慶 崔浩)

    《北京青年報》 2002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