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美國人謝爾頓H哈裏斯著作《死亡工廠——美國掩蓋下的日本細菌戰犯罪》出版。哈裏斯在《中文版謝辭》中寫道：“特殊的謝辭獻給王選女士。她是一名真正的愛國者，她在用自己的全部為揭露日本佔領中國期間的暴行，為受害者伸冤而戰鬥。王選在許

    多方面給予我支援，我和我的妻子對她的才智、人道主義精神和她為中國人民做出的貢獻表示讚賞和尊敬。”

    王選，浙江義烏人，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團團長。1995年，她成為日軍731細菌部隊製造的死亡工廠中108名受害者訴訟團原告代表。7年間，她為受害者爭取人的尊嚴，向日本政府討説法進行著艱難的努力。迄今，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就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開庭27次。原告增至180名。

    目前王選及她所代表的180名原告期待東京地方法院公正的判決！

    -“我是義烏的女兒”

    王選相信活在世上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歷史使命，她的使命與生俱來。8月6日出生，1945年的這天，日本廣島遭原子彈轟炸。1995年8月3日，使命選擇了她——揭開日本731死亡工廠的蓋子。7年來，王選對歷史選擇自己，其態度——不辱使命。

    1995年8月3日，留學日本的王選看到《時代》週刊上一則消息：黑龍江省召開第一屆日本731細菌部隊國際研討會，細菌戰受害者要求賠償。要求賠償的3個人來自浙江義烏。研討會上有兩個日本人：松井英介、森正孝。義烏人王選輾轉找到這兩個日本人。11月3日，王選在新幹線上與他們見面。在王選迎向他們時，她不可思議：“歷史有時是看得見的。”那一剎那，王選憑直覺“死去的冤魂，活著的受害者將把我們綁在一起”。

    之後，王選放棄了留學美國計劃，辭退了英語教師工作。帶著松井英介、森正孝一年數趟前往義烏嵩山村調查取證。“我是義烏人，國仇家恨，沒有理由可以推託。”1942年，王選13歲的叔叔及族親8人死於細菌戰。嵩山村把希望寄託在有文化、懂日語、具同樣受害背景的王選身上——70歲以上的老人拜託她：“你要幫我們跟日本人打官司，要他們賠償！你是義烏人嘛。”

    獨木難支，王選呼籲有文化有覺悟的義烏老幹部、退伍軍人、教師與她同行。

    -“我幹的是讓世界太平的事，世界不太平，家裏也太平不了”

    王選在日本留學期間學習統計學，該學科在訴訟事業上給予她理論和技術上的幫助。就數字調查，王選説中日文化差異之一，“日本人做事精確細緻，中國人粗枝大葉。比如，中國人習慣説‘差不多’、‘大概齊’、‘基本上’、‘大約為’……解放後，嵩山人從沒停止訴苦，各訴各的苦，出入很大，甚至把想像説成事實。再如南京大屠殺，30萬亡靈昭示天下，日本人卻不認同這個數字，質疑種種。“如果我們的證據細緻到讓質疑者心服口服，質疑就會像冰遇見火。”王選部署訴訟戰役起步也是最關鍵一步“盡最大努力搞清事實真相，越細越好。”訴訟團目的：一、查清歷史真相；二、要求日本承認戰爭責任；三、培養共識。戰役步驟：要日方認錯第一，與日方對話第二，要日方賠償第三。

    1993年退休的王培根成了王選達到三個目的的主要依靠力量之一。擔任細菌戰訴訟原告團秘書長的王培根串連起每個村子的老年協會，委任調查員，“發動老頭子調查。”王培根老伴有怨言，“他退休比上班還忙，家裏成了會議室，日子過得不太平。搭鈔票、時間、精力……”王培根反駁：“我幹的是讓世界太平的事，世界不太平，家裏也太平不了。”

    王選為王培根制定了調查表——死難人姓名、性別、年齡、死亡時間。見證人與申報人關係、姓名、性別、年齡、住址。

    據見證人、申報人陳述書——

    1942年農曆臘月二十四至次年正月初八，三個月，我家死了八個親人。祖父樓貽永(1942年1月)、祖母吳金玉(1942年1月)……鄰居被傳染致死者四人。吳蘭鳳(1941年12月)、樓貽起(1941年1月)、陳珠蓮(1942年1月27)。樓繡玲看望女兒陳珠蓮後，1942年1月29日感染致死。

    ——樓謀渭1999年5月8日

    1942年4月上旬，我母親在家打掃房間時碰到一隻死老鼠，兩天后，她面紅耳赤，煩躁不安。頸部、腋下、腹股溝淋巴腫大，第四天死亡。出嫁堂姐趙瑞雲回家奔喪，兩天后死亡。

    ——趙汝良1999年5月8日

    1941年秋，日軍在衢縣投下鼠疫病菌，我三伯母家房客、義烏火車站售票員儷光明9月5日從衢縣開會回家，把腺鼠疫菌帶到義烏，6日暴卒。我年僅7歲的妹妹樓銀芳也被鼠疫奪去生命，當時，義烏防疫大隊隊長也染病殉職。

    ——樓秋星1999年10月

    吳小奶，18歲，因患鼠疫被日軍拖進林山寺，隔壁是童金蘭。日軍拖吳小奶時，小奶哀求：“先生我會好的，會好的……”後來據收屍的王煥本説：“小奶的心、肝、淋巴結等內臟裝在藥水瓶裏被日軍拿走了。童金蘭想法逃出了林山寺，回家後在發炎的淋巴上用針刺，流出紫黑的血。童金蘭常來我家磨豆腐，多次對我説起這事。”

    ——許朝棋1995年10月18日

    鼠疫流行期間，在北門口太祖廟，湖東亭太保殿設立了隔離所。隔離所收容38人，僅4人活著出來。我在隔離所服藥半個月脫離該所。嵩山村日軍設立過活體解剖場，誘騙嵩山村婦女注射預防針，開膛剖肚、鋸腿、掏出五臟做標本試驗。

    ——朱菊花

    摻有霍亂菌的食物，有的直接遞到村民手中，也有的盛在菜籃子裏，放在樹下或家門口。我的一個外甥兩個外甥女都死於霍亂。

    ——薛培澤

    1941年9月，我祖母感染鼠疫，卻不敢聲張，偷偷請醫生，醫生也不敢來。祖母在床上抓頭髮、捶胸。得了這種病，口渴厲害，有人渴極了就喝小便、臟溝裏的水。許多人家的灶臺上有死老鼠(注：灶臺上有盛水器皿)。祖母剛死，母親也重復著祖母的症狀悲慘死去。臨終，她對我們兄弟姐妹喊：“逃！逃！逃！……”母親死後，8歲的妹妹也死了。

    ——金祖池

    王培根將陳述書張榜公佈，出入處，村民集體核實校對。王培根統計：嵩山村死難同胞共1155人。鼠疫菌殃及47個自然村，其中26戶人家死絕。據受害親屬回憶，當時，村民説死去的人是“發瘟病”，因為得罪了神靈。神靈讓他72小時之內必須死掉。起初，人們將死人埋葬堆墳，而日本兵看見新墳就挖，掏出他們需要的內臟做試驗。後來，再死人，親屬白日不敢哭，夜間下葬且不堆墳，上覆青草樹葉掩護。

    王培根回憶1942年11月18日：“那天日軍火燒了嵩山村。86連隊的100多日本兵包圍了村子，墻上架著機關槍。他們叫大家都去山背後集中，説皇軍給大家消毒，消了毒就不死人了。他們共點了9個火頭，頃刻間，村子一片火海。有人回家搶東西，日軍就開槍。王榮森、王榮祺身上都挨了槍子。宋鳳珠丈夫、孩子染病床上，被活活燒死。大火燒了一天，420多間房子沒了，1300多人無家可歸……”火燒嵩山原因，王培根分析：“日本人到義烏開銀礦，細菌已蔓延到南山礦區，都死了，誰開礦？”

    -731老兵松本正一對這場戰爭的認識是：“日本人幹了一件大蠢事”

    王選閱讀了關於731細菌戰的170多本中日文書籍——

    1940年下半年，我奉長官鈴木的命令，準備了70公斤傷寒菌、50公斤霍亂菌。同時，我從第二部人員方面聽到，第二部為石井將軍培養了5公斤染有鼠疫的跳蚤。9月，野崎少佐拿中國報紙給我看——寧波一帶發生了鼠疫，肇事者是日本人。

    ——《伯力審判》柄澤十三夫口供

    第一次細菌攻擊行動是1940年五六月間決定的，攻擊目標浙贛沿線城鎮，指揮石井四郎。9月10日攻擊鄞縣和衢州，9月18日攻擊玉山、溫州、台州、麗水等地，10月27日攻擊寧波，11月27日攻擊金華。攻擊衢州是10月4日，飛機在衢州低空盤旋，大量鼠疫跳蚤隨麥粒、玉米、棉花從天空撒下，前後細菌攻擊6次。細菌種類有鼠疫、霍亂、傷寒、炭疽等。

    ——見水野明《日軍731部隊在華所犯戰爭罪行》

    森正孝認為第二、第三次攻擊導致嵩山村鼠疫流行。傳染源在衢州。

    王選估計：“原731部隊10000多名官兵中現有活證數百人左右，提出證言者到目前僅30人左右。”日軍撤退前，石井四郎規定731部隊官兵：一、不準説；二、不準擔任任何公職；三、不準互相聯繫。為此王選焦慮：“調查取證十分急迫，731老兵每天都在消亡中。”多少老兵拒絕王選：“別為難我好嗎，不好説啊！”為讓更多背負歷史包袱的老兵開口，王選親自帶律師到府做工作。松本正一，原731部隊航空班飛行員，他承認在石井四郎的監督下，在湖南常德上空撒了36公斤跳蚤。事隔半個世紀，他對這場戰爭的認識是：“日本人幹了一件大蠢事。”

    松本博，曾在中國某地任看守，時年17歲。他回憶：“六個中國人為一組，在每人身上注射不同種類的細菌，然後把他們關在一米見方的木籠子裏。食物和糞便都從籠子下面的洞塞入排出。一個多月後，將他們拖出來，檢查身體，化驗細菌，最後殘忍地殺死。殘忍的意思是：把皮管子接到大腿動脈上，再把含有細菌的血液排到木桶裏，讓這個人失血而死。“要利用到最後一滴血”是當時長官的命令。原731部隊少年隊隊員筱冢良雄回憶：“1942年11月開始做實驗。把鼠疫菌注入人體，然後把得病將死的人活活解剖。屍體被特別班運到焚屍爐燒燬(特別班班長是石井四郎他哥)。當我活活解剖了3個中國人後，班長對我説：“你終於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了。”

    森風寬介，曾在731部隊負責運送臟器。他説：“親眼看見他們中的一個軍醫把一個中國人從脖子到肚子用刀剖開了。”

    1999年11月23日，日本靜岡縣，“中國細菌戰受害者民間代表”莊啟儉在控訴日軍于麗水機場播撒鼠疫菌後，83歲的笠原當場向莊啟儉脫鞋跪地謝罪：“做了不該做的事情。”但也有老兵態度相反。曾在中國看守牢房的某憲兵衝前來調查的王選吼“我是為天皇做事”。王選發現他的書桌上放著佛經，便判斷他內心有矛盾衝突，“他口氣強硬的外表下實際上脆弱得很。”於是王選暫避731，話題從佛教開始……終於他坦白“幾十年睡不好覺，老做噩夢”、“是良心的負擔”、“不想帶到墳墓裏去”……

    溝俊美對王選表態“這場戰爭我們只是服從者。人體解剖是對醫學和人類的貢獻。”他為731自豪，並罵向中國人懺悔的人是懦夫、是混蛋。迄今，王選接觸的證人都是原731部隊士兵，她還未接觸過軍官。

    訴訟團自1998年2月16日第1次開庭至2001年12月26日止，共開庭27次。

    -“訴訟對整個人類是個道德提醒，以防止歷史悲劇重演！”

    二戰至今，日本就細菌戰存在兩種聲音：一、承認史實，承擔責任；二、否認史實，開脫責任。1983年，家永三郎在高等學校教科書《新日本史》中寫有731部隊內容。日本文部省審定教材時責令刪除該內容，稱：“學術界正處於收集史料階段，尚未發表專門學術研究成果。寫入教科書為時尚早。”對此，王選説日本人在鐵證面前，迄今缺乏誠意和勇氣。這是日本民族如何選擇自己前途的事情。

    7年調查，王選承認，“由於戰前戰後，日本銷毀了大量戰爭罪行致使調查異常艱難。民間力量本來就鬆散脆弱，艱難是削弱乃至消亡民間力量的力量。”7年來，王培根及其他老人憑著良知和責任默默承擔著調查的重任，後期工作是他們的體力能力不能勝任的，所以細菌戰調查急需知識分子介入，使這個組織科學化、年輕化、知識化。

    義烏人丁曉強，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介入了。他説：“這樁涉及民族大義的歷史懸案，研究歷史的有責任做下去，不是用各種理由能搪塞的。我們最主要的任務是將事實搞清楚，給研究者提供一個基本準確的事實。”

    民間索賠現已成為世界反法西斯鬥爭潮流。對眼下官司，王選認為輸贏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打開了死亡工廠的蓋子，讓公眾了解事實真相。“即使敗訴”，她説，“對整個人類是個道德提醒——細菌戰違反國際法、非人道，以防歷史悲劇重演！”再就是只有在共識的基礎上才能談中日友好。沒有對戰爭的正確認識，就沒有真正的友好。多少年來，部分嵩山人抵制日貨，王培根家裏沒日貨，他説：“我是不買的。”2001年“九一八”，王培根在小商品市場展覽細菌戰圖片，組織簽名。

    為訴訟，王選放棄了做生意、做母親。她母親最初常勸女兒：“中國的事情你管不了。”王選執著前行。7年步履匆匆，她説是受一輩子喪失勞動能力的快走到生命盡頭的受害者向她伸出的一雙雙爛腳(炭疽菌所致)的催促。“停止、沉默是對活著的、死去的大不敬。”

    2001年秋，王選應山西之邀介紹民間索賠經驗。星星之火現在浙江、湖南、山西點燃。王選志將全國受害者聯合起來。“不管幹什麼，要依靠組織”，這是王選從事法律工作的先父生前對她的經驗之談。一審判決後，無論輸贏，王選重點抓訴訟團的組織建設。明確目標，集中搶救中日活證、保護歷史。

    訴訟團每年一個主題：1998年“團結就是力量”、“沒有正確的歷史認識，就沒有真正的中日友好”；1999年“搶救歷史，教育後人”；2000年“國際一盤棋”；2001年“為了全人類”。

    王選直言：“日本政府態度壞就是我的動力，越壞越要鬥到底！”對王選的直言篤行，多少人笑她“頭腦簡單”，質疑訴訟“怎麼可能贏”？對此，王選以電影《不可能完成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作比訴訟經歷，“正因為‘頭腦簡單’使我將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進行到了尾聲。”

    8月27日，任務是否繼續，王選和她的180名原告將視尾聲結果而定！

    《北京青年報》 2002年0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