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911事件為中美關係改善提供了契機

    布希上臺一年中美關係跌宕起伏，可以説是中美關係正常化30年來的縮影。布希去年1月20日上臺後便否定克林頓政府時期確立的中美致力於建立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定位，視中國為“戰略競爭者”，不提對臺“三不”承諾，有意降低中國在美外交日程上的地位，對華態度強硬。特別是4月1日撞機事件更是一度將中美關係推到了危機的邊緣。之後兩個月，美售臺武器升級，允許李登輝再次訪美和提高陳水扁過境美國的待遇等一系列嚴重事件干擾了中美關係的正常發展，中美關係又一次面臨嚴峻考驗。

    從6月初至911事件前，中美關係開始回穩。6月初，布希要求國會給予中國正常貿易關係地位，在中國申辦奧運問題上持中立立場，中美達成中國入世協議，兩國就撞機事件達成一致。特別是7月下旬，美國務卿鮑威爾訪華，放棄稱中國為“戰略競爭者”的提法，提出中美致力於發展“建設性合作關係”，顯示出美國政府對華政策作出適度調整，整個中美關係出現緩和勢頭。

    911事件與反恐怖戰爭的展開，加快了布希政府調整對華政策的步伐，為中美改善關係提供了新的機遇，使中美關係峰迴路轉。911事件發生不久，中國迅速表明支援美國反恐怖主義的積極立場，中美兩國由於反恐鬥爭的共同利益擴大了對話和合作，使因撞機事件而跌入低谷的兩國關係出現了積極的發展勢頭。去年10月，布希總統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應邀赴上海參加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與江主席舉行歷史性的會晤，雙方宣佈確立兩國間“建設性合作關係”。這標誌著中美從“戰略競爭關係”向“建設性合作關係”的重大轉變，兩國關係已經重新回到正軌。

    二、反恐為中美關係增添新的活力

    中美兩國之間本來就存在著巨大的共同利益：經濟上互相需要和政治上互有所求。911事件更為中美關係帶來有利因素。

    (一)反恐的共同利益擴大了兩國對話和合作的基礎，構成兩國關係改善的新動力。如果説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為中關係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定錨”，奠定了第一層基礎。那麼，911後，推動兩國關係的重要動力則為反恐領域的利益。中美兩國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達成了共識，加強了合作，增強了互信，找到了更多的利益交匯點，這又為中美關係增添了一個“定錨”，奠定了經貿關係以外的第二層基礎。隨著雙方關係基礎的不斷加強，中美關係將來在遇到一些雙邊問題時，就會把這些問題放到一個更大的合作框架內考慮和處理，這有利於中美關係更加穩定地向前發展。

    基於國際恐怖主義是中美雙方共同面臨的敵人，兩國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擁有共同利益。911後雙方加強了在情報、金融、執法及在聯合國框架內的協調等方面的合作。江主席和布希在去年上海會晤期間，決定正式建立反恐怖主義雙邊磋商機制，每半年舉行一次磋商；互通反恐情報和資訊；成立中美反恐怖主義金融工作組，凍結恐怖主義組織財産，切斷其財源等。美國務院反恐怖事務官員泰勒在去年12初訪華時指出：“美中兩國高層領導人的大力支援已經促成牢固的、多層面的和不斷發展的夥伴關係，旨在對抗全球恐怖主義這個我們所面臨的共同威脅”。

    (二)美國暫時擱置了分歧，間接減輕了對我的戰略壓力。

    911事件後，打擊恐怖主義成為美國政府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而且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將是美國家安全戰略的主要目標，因而分散了美國內對台灣、人權、軍控等中美長期爭議問題的注意力。由於在反恐合作上對我有所需求，美國在中美關係中更多地強調合作的一面，兩國間意識形態分歧，價值觀念的矛盾暫時得到擱置或淡化，現實利益成為“交友”的最高原則，這將使中美關係得到緩解。

    比較明顯的變化是，與布希執政初期相比，911後，來自美國內保守勢力的“中國威脅論”的噪音有所減弱；國會在人權和武器擴散等問題上降低了對我批評的調門。台灣當局藉故拒絕出席上海APEC會議，企圖跳動事端引起國際特別是美國同情的陰謀未能得逞。美國軍方希望反恐戰爭有助於中美擴大軍事合作的機會。顯然，這種總體上謀求合作、求同存異的溫和、良好的氣氛有利於中美關係進一步發展，也減輕了對我國的政治和軍事壓力。

    三、未來中美關係仍存在不穩定因素

    反恐鬥爭為中美關係帶來轉機，布希總統訪華更為中美關係改善增添了新的活力，但兩國間舊有的根本分歧和矛盾並未因此而縮小或消失，中美關係依然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

    第一，對反恐認知不一，期待不同，中美新的合作基礎尚不牢固。

    首先，中美兩國對恐怖主義的定義和反恐戰的目標、範圍和認知存在差距。中國主張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顯然包括中國國內的民族分裂主義分子。而布希在上海APEC會議期間卻強調，“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決不能成為鎮壓少數民族的一個藉口”。美國國務院官員表示，“未確認或認為東土耳其斯坦組織是恐怖主義組織。...中國西北地區的人民所面臨的合理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不一定是反恐怖主義問題，這些問題應當得到政治解決，而不是通過反恐怖主義的方式”。同時，美國揚言要對索馬利亞和伊拉克等其他國家動武，而中國反對美國將反恐戰爭範圍擴大到阿富汗以外的國家。

    其次，雙方在期待值上也有不同。中國希望借反恐改善中美關係，美國則期待通過緩解雙方關係，拉中國加入反恐聯盟，減輕反霸壓力。這種落差反映出美國以實用主義的觀點而不是長遠眼光看待中美關係發展，中美反恐帶來的合作基礎尚不牢固。經驗表明，美國往往在遭受挫折和困難時，中美關係能較為順利發展。在反恐問題上，美國需要中國的配合與支援，這樣美國反恐鬥爭時間越長，越有利中美關係的發展；持續時間越短，中美關係舊有的矛盾會越快突顯甚至取代反恐帶來的合作因素，緩解的勢頭越可能發生改變。

    第二，美國獨霸全球的總體戰略目標未變，仍將中國視為主要威脅。911事件後，美國對國家安全和對外戰略作了一定的調整，把防範和打擊恐怖主義作為其首要目標，在外交上以反恐作為劃分敵友的重要標準。國防部發表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將本土防禦視為美國國防戰略的第一要務。

    但是，這種調整並不意味美國長期獨霸全球的總體戰略目標發生根本性變化。反恐怖主義只是被提升為國家安全戰略的主要目標之一，對付中、俄等潛在威脅並未被對付恐怖主義這一現實的威脅所取代。白宮發表《面向新世紀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稱，美國要保持“在軍事、政治與經濟領域的統治地位”，使21世紀成為“美國世紀”；國防部去年發表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稱，美國要承擔起“領導世界”的責任，並不指名地把中國列為最有可能在亞太地區向美國利益發起挑戰的“地區性資源大國”。

    第三，中美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利害衝突。

    統一與反統一、強大與反強大、西化與反西化、稱霸與反霸是中美兩國間四大難以調和的矛盾。在反恐怖和國際經濟放慢的背景下，雙方出現了一些共同利益，美國至少在目前不把中國當作是直接的安全威脅，因而減少了對中國的政策批評，然而　許多有爭議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只是得到了暫時的掩蓋。在人權、台灣、國家導彈防禦系統及核不擴散等問題上的分歧仍很嚴重，無法使兩國之間出現真正的長期和睦。鮑威爾説，支援反恐不能改變美國同台灣的關係。美高層多次表態，中美合作打擊恐怖主義決不會犧牲台灣的利益。今年1月，美國4個專家代表團密集訪台，暗中加強軍事合作，繼續向臺出售軍火。在人權問題上也毫不讓步。上海會議後，鮑威爾聲稱，不要以為在美國主導的國際反恐鬥爭中給予合作就能在人權問題上換來較溫和的批評。美國務院反恐怖事務官員泰勒在訪華時表示，“美國在這場反恐怖主義鬥爭中並沒有改變自己的價值觀，我們將繼續高度關注人權和我們在911以前面臨的所有其他問題”。這一系列言論表明，美國政府在台灣、人權等問題上絲毫不會作出讓步，對我仍然會施加很大壓力。

    由於反恐鬥爭是一場長期的鬥爭，美國在較長時間內需要中國的支援和合作，這為中美關係的穩定提供了相對較長的時間和有利條件。但中美關係的走向取決於多種因素的綜合，任何單一因素都不能決定中美關係的全局。中美兩國如能將反恐領域的合作擴展到其他領域，則中美關係可望在未來一定時期內保持穩定。然而，人們應冷靜看待未來中美關係，不應對布希總統一次訪問抱有太高的期望，因為中美兩國間既存在有利於雙邊關係發展的積極因素，也存在不利於雙邊關係發展的消極因素和“難以克服的障礙”，反恐還不足以解決台灣、國際安全等結構性矛盾，兩國間摩擦還會不時發生，未來兩國關係發展仍不會一帆風順。

    (呂其昌 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網 2002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