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中國南方某城市。因腰間盤突出住院治療的李文教授在學校屢次的電話催促下，不得不綁著厚厚的護腰踏上了飛往深圳的航班。出發之前，學校組織部給了他一個新頭銜：該大學軟體學院副院長，主管業務及經營。

    接受任命，李文既懊惱又興奮。懊惱，是因為軟體學院3月份就要開學，學校只給他留了一個月的準備期；興奮，是因為這次，他“下海了”。

    軟體學院雖為學校的二級學院，但可採用公司化體制自主經營。

    這是塵封日久的中國正規學歷教育第一次對外開放。深信“中國教育變革中孕育著巨大商機”的李文，覺得自己趕上了“千載難逢”的機遇。

    李文去深圳的目的，是代表學校的國家重點實驗室跟一個公司協商合辦産業基地。他的另一頭銜是該實驗室負責人。實驗室每年擁有近2000萬國家撥款，可以通過項目資金的形式投入到産業基地。李文的設計是，軟體學院、産業基地、國家重點實驗室三位一體，軟體學院提供人才流、實驗室提供一部分資金流、産業基地實現技術和産品流。李的思路甚至走得更遠：學院和實驗室不可能上市，但是産業基地卻可以。

    30多歲的李文原任該大學電腦學院副院長，在去年10月初提出調任軟體學院的申請。得到這個職位李歷經了過關斬將的週折。“當時，由學校組織部對每位候選人進行廣泛的意見徵集和評審打分。這裡面，至少有兩個人對我有足夠大的威脅。他們的職位比我要高，資歷也要老。”李文猜測説，學校最終選擇自己看中的可能就是這個“三位一體”的提議。

    “到軟體學院後，很多老師都來找我要調過來。”李説：“其實很多人都是衝錢去的，因為軟體學院的待遇要比其他學院高不少。”這個“不少”更確切的定義是“不止一兩倍”。

    “但我絕對不是衝錢來的。”李越聊越興奮：“這(軟體學院)有可能成為中國私立大學的雛形。”

    網開一面

    加入WTO，中國針對教育領域作出承諾：除軍事、警察、政治、黨校等特殊領域教育及義務教育外，在初等、中等、高等、成人教育及其他教育服務等方面，不僅允許外方資金介入，還許可其佔據主要地位(但不一定給予國民待遇)。

    這意味著，中國傳統的教育體制直面巨大的衝擊和挑戰。“如果哈佛或斯坦福到北京來建分校，你説這個誘惑大麼？”李文反問記者，接著又説：“這個現在還不可能，但不久的將來會成為現實。我們不得不加快速度。”

    由此，教育部部長陳至立明確指示：除由國家為主辦學外，還應充分調動各方面力量和積極性，加快教育事業發展。此外，對於需求缺口大並能帶動人才結構整體優化的高新技術等方面的人才，必須採取“超常規辦法”培養。

    2001年12月，教育部發佈《關於批准有關高等學校試辦示範性軟體學院的通知》(教高【2001】6號)，欽點包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等在內的35所高校試辦示範性軟體學院，允許其“吸引社會資金投入”並“參照股份制模式運作”，對招生規模、錄取考試、授課形式及教材、合資方背景、辦學模式等採取了不加限定、不加統一的“開放式”原則。

    教育部高教司官員表示，示範性軟體學院的試點不僅將為軟體乃至整個IT教育模式樹立範本，其成敗與否，還將“關係到國計民生”。

    “教育部的動作非常快。”北京工業大學示範性軟體學院院長李健介紹説。去年7月，教育部下發《關於試辦示範性軟體學院的通知》；8月，收集各高校申請；9月，組團對各申請高校進行答辯；12月上旬，下發正式批准的通知；12月中下旬，召開35所示範性軟體學院院長或主管校長聯席會。2002年3月，大多數軟體學院將實現第一批學員開課。

    為了引入優質生源及加快培養週期，教育部許可示範性軟體學院直接從本校非電腦專業的大一、大二學生中擇優培養本科生，特殊的甚至可以嘗試從四年制轉為六年制。此外，還可採用第二學位、軟體工程碩士(在職)及從應屆畢業生中招收研究生等多種培養方式。預計從2002年開始，通過開辦示範性軟體學院，中國每年至少將增加1.5萬名軟體高級人才。

    從去年12月軟體學院院長聯席會上透出的消息稱，各示範性軟體學院第一批學員畢業時，教育部將會對軟體學院的成果進行“驗收”。而驗收的標準據稱也是“超常規”的，即“看畢業生的年薪有否達到10萬”。學生是學校的産出品，學生的就業情況當然應該是考察辦學品質的重要因素。

    連邦公司老總李儒雄評價説：“教育部的這次嘗試，是極具開創性的。”

    混沌未開

    已然是寒假，偌大的清華園裏很是冷清。清華東門中央主樓8層的一間辦公室裏，軟體學院常務副院長陳老師和辦公室張老師還在緊張地接聽著打進來的招生諮詢電話。這間辦公室，以前叫“應用技術學院”，只開辦電腦科學與技術(軟體工程)專業第二學位。而現在加上“軟體學院”的牌子後，它還可招收軟體工程碩士。

    對於接待記者時表露的敏感，張老師解釋説這是因為“前不久有媒體捅出去”説他們“亂收費”。實際上，對於各軟體學院的招生定價，教育部並沒有統一規定，只原則性地表示“按成本定價”。而這個原則，也得到了國家稅務總局和國家計委的首肯。於是，從每年1萬多到每年2萬多每年，每家軟體學院的定價不一。而這個定價的內涵也各有説法，有的包食宿，有的包宿不包食，有的全不包；有的一次交清，有的分兩、三次交，等等。但比較一致的是，不管培養模式(大本、二學位、碩士研究生)如何，價格一律比其他專業要高出一倍以上。

    清華軟體學院陳院長説：“雖然某些人對我們的理解與我們的實際情況相差較遠，但是我們不作解釋。”至於不作解釋的原因，陳説：“因為現在很多關係還沒有理順，很多東西還不明朗。”

    這些還沒有理順的“關係”包括幾個方面。首先是學校與學院之間。示範性軟體學院是公司實體，它的啟動資金到底是從學校“拿”還是從學校“借”，這部分錢需不需要體現投資回報，又該如何體現；希望在學校內部辦學的學院，對學校的設備、資源等的使用是“有償”還是“無償”；此外，軟體學院聘任學校教師，其工資待遇是由一方支付還是雙方支付，其編制是屬於軟體學院還是屬於學校；如果屬於前者，不合格是否可以辭退，辭退後是失業還是返回給學校；軟體學院的收入是否要向學校上繳？又如何上繳？

    其次是學校與外來投資方之間。北京工業大學軟體學院院長李健説，教育部鼓勵“外來資金投入”，但是“投入”不是“投資”；鼓勵“按股份制模式運作”，但“股份制”不是“股份制公司”。那麼，軟體學院作為“學校統一組織和領導下的二級學院”，其“實體化”該如何體現？如果軟體學院不是營利實體，那麼外來資金的回報形式就不適合用現金體現，那麼該如何體現？

    最後是國家與學校之間。上述細節，教育部都沒有明確規定，只是表示：你們去辦吧，遇到有什麼問題再來找我們。教育部畫了一個圈，演什麼戲怎麼去演得每個學校自己琢磨。但是學校難免會擔心：演的時候有沒有跨出圈外？

    説起這些，李文搖頭連嘆：“實在是太複雜、太複雜了！”因為匆忙受命，李對軟體學院目前的描述是：4位領導(一位正院長、兩位副院長、一位書記)已到位，向學校落實了(租借)一幢教學樓。

    儘管如此，李文的軟體學院卻不得不跟著其他34所軟體學院的鼓點在3月開張。因為“要是晚了，就招不到好學生了”。李文説：“先招，什麼時候進校回頭再看。”

    潛流暗涌

    北京工業大學的新樓微軟.netXML技術服務中心機房，一位年輕的印度女教師正在指導學員進行上機實踐，一口印度英語讓台下所有的耳朵都豎了起來。這是微軟與北工大合辦的一次關於微軟技術的培訓，學員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來自示範性軟體學院的教師，其他為來自微軟合作夥伴的技術人員。

    北工大軟體學院院長李健説：“我們也是在試驗印度老師的教學效果。印度進入中國的較有名氣的兩家培訓機構APETCH和NIIT，前前後後找過我們很多次，想與我們合辦，我們都拒絕了。”

    李健解釋説，印度老師的英語普遍來説口音非常重，學校不僅擔心普通學員聽課時會有難度，還擔心長期的教學可能學生的語言素質産生影響。此外，産業化運作讓印度的軟體培訓帶上了太多的商業色彩和營利動機，李院長擔心這樣的力量加入可能會牽引軟體學院的辦學方向産生偏離。

    “不斷有很多想進中國的印度公司來找我們。有的甚至磨磨蹭蹭一個多月就是不走，只是我們還是覺得它實力不夠。”在媒體上名聲響亮的印度培訓勢力，在與中國高校的接觸中並沒有太多的“親密”體驗。

    各軟體學院的股份制構架目前基本都處於正在或將來進行時。李健説，北工大正在與幾家投資方商談，而對於印度公司來説，合資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可以有一些師資、教材等方面的合作。在飛深圳前，李文在一家全國性的房地産公司的“電話轟炸”中，對其“優先選擇權”表示了首肯。清華大學在對合資方問題的回答中，只是含蓄地表示，“我們跟許多國際IT公司都有合作，並在許多國內外大公司中建有實習基地。”素與全國各高校關係緊密的微軟對軟體學院表示“非常關注”，而IBM已與多家示範性軟體學院達成了合作。密封多年的正規學歷教育市場因示範性軟體學院撕開了缺口，引發眾多的興趣。

    教育部在去年12月的聯席會議上放出口風：示範性軟體學院萬一失卻控股權，就要摘牌！資訊産業部電子産品管理司副司長陳衝説：“對於軟體學院，要先放，再抓。”各方勢力的“合力”，將最終推動這個中國教育改革的嘗試到達一個利益的平衡。（張靜）

    《21世紀經濟報道》2002年2月9日